关羽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虽然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已经盛行千年之久，但还是挡不住有“关黑”的存在。
关羽的主要污点倒不是他曾经降曹，而是他把荆州给丢了。有句话叫——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那么反过来，作为失败者，不管客观原因怎样，责任是跑不掉的。
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巨大的污点，导致人们在谈论关羽时，对他的实力很容易产生错觉。甚至不自觉地认为，关羽之前取得的那些战绩，并不完全是他的实力。
不过，我们或许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那就是用其他武将来做一个比较。
第一个出场作对比的是公安守将士仁，《三国演义》里将他的名字写成傅士仁，这是由于没有注意到史书传抄时的错误，实际上在《三国志》中，士仁的名字多次出现，他确实就是姓士，名仁。
士仁究竟是何时来来到刘备帐下的，史上并无记载，但他的籍贯比较与众不同，是幽州广阳人。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广阳紧邻涿县。刘备自征讨黄巾之后，就离开了涿县，这位士仁极有可能很早就跟随刘备。
史书记载刘备在家乡“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这位士仁或许便是刘备年轻时交结的“豪侠”、“年少”之一。算起来，他跟着刘备闯荡了三十年之久。
三十年，两个同样跟随刘备的小伙伴，一个成了“董督荆州”、假节钺的前将军，另一个则成了公安的一员守将，二者的成就显然有云泥之别。
这个比较其实意义不大，唯一能说明的就是，关羽，绝非普通人物。
第二个出来作对比的是张辽。颜良围攻白马时，曹操接受了荀攸的建议，分兵前去解围，由于曹军兼道而行，离颜良大军不到十里才被发觉，颜良大惊之下，匆忙逆战。此时率领曹军前锋部队正是关羽和张辽，结果关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张辽已经算是一等一的勇将了，但却被关羽抢了头功。或许有人会说关羽一心想回到刘备身边，所以立功心切。但换一个角度分析，张辽是知道关羽想走的，甚至他还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曹操，而张辽也很清楚曹操想留下关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忠勇之士的张辽，岂能不顾曹操的心意，而放任关羽立此大功呢？因此，关羽在面对颜良时，其实对手并不仅仅只是颜良，还面临着来自张辽强有力的竞争。
关羽之所以能够抢得头功，斩杀颜良，首先取决于他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其次归功于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张辽后来在逍遥津一役，也展现了非凡的战斗力，但在对阵颜良的战役中，他锋芒显然完全被关羽所掩盖。
曹操的“五子良将”中，张辽战斗力最强，一直是人们所公认的，而关羽的实力更在张辽之上，亦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第三个比较对象是于禁。水淹七军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按说于禁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跟随曹操南征北战三十余年，却遭此生平未有之大败。匪夷所思之余，是不是也应该再度刷新一下对关羽实力的判断呢？
关羽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可见关羽绝非匹夫之勇，这大概也是曹操对他青睐有加的原因所在吧。
在三国时代，相对来说火攻较为常见，水攻并不多，赤壁之战关羽算是参与了一把火攻，这回又亲自导演了水攻的大戏，其战术之多变，对天气、地形之把握，不愧良将之名。在斩杀颜良时关羽已经展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而水淹七军同样也是如此，换成其他将领，对于如此大胆的战术，或许想都不敢想，但关羽却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敏锐地捕捉到了战机。从这一点来看，于禁与关羽的差距就太大了，甚至在曹营诸多将领、谋士中，只有张俨察觉到了关羽可能要发动水攻，这足以说明关羽之谋略，远在一般勇将之上。
班固在《汉书》中将兵家分作四类：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兵技巧。历代都将关羽划在“兵形势”之列，这或许也没有错，但他水淹七军一役，兼天时地利于一体，比曹操决漳河水淹邺城还要高出一筹，亦完全符合“兵阴阳”的特征。而他的对手吕蒙，则是典型的兵权谋，公安、江陵多少都带有诈取的意思。
事实上，如果公安的士仁、江陵的糜芳、房陵的刘封，这三人中任何一人能够为关羽效死力，关羽即使拿不下樊城，也不至于人头落地。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三个有可能决定他生死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背弃了他。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吴也背弃了他。这其实是关羽长期以来对东吴采取强硬姿态而招致的一种报复。关羽攻襄、樊失利，与其说是军事上的挫折，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失败。
鲁肃在荆州时，其实一直承受着来自关羽方面的军事压力，尽管这并不符合诸葛亮提出的联吴抗曹策略，但也从侧面体现了关羽的实力。而且我们要知道，他威胁可不只是东吴，北方的曹操才是关羽更大的战略对手。
仅仅依托着三个郡的兵力和财力，关羽却能够同时让曹操和孙权都倍感压力，这是何等恐怖的一种存在。当然，他想创造的，是更大的奇迹。
关羽的战败，是悲壮的，也是令人遗憾和唏嘘的，但对于一名武将来说，能够战死沙场或许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至少，他是倒在征服胜利之巅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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