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
凉州，自古即为边鄙之地。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欠发达地区。
在汉代，除了少数世家大族，凉州人要想出人头地，投身入伍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以董卓父子为例，董卓的父亲董君雅，从一个小吏做起，混了一辈子也仅仅只是“以微官至颍川纶氏尉”。而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后，凭借武勇和军功，历任军司马、郎中、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郎将，然后拜前将军，封斄乡侯，征为并州牧。
风光不风光？风光！
然而，再风光的关西将军，在关东士人面前，也不过一介武夫。在宦官那里，更是只能沦为工具。
建宁元年（公元168）正月，年仅十二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密议诛除宦官势力，不料事情泄露，反被宦官先下手为强。
在这场政变中，刚刚平定羌乱，“振旅而还”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是关键人物之一。
张奂是董卓的老领导，大名鼎鼎的“凉州三明”之一，他是在大司农的位子上临危受命担任护匈奴中郎将的，身份格外特殊，史载其“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
尽管位高权重，但张奂本人仍然深诟自己凉州人的身份。按制度，边人不得内移，张奂宁愿不要封赏，也坚持要将户籍迁出凉州，最终念在他的功劳，破例允许。
这位督三州二营、位列九卿的肱股之臣，虽然在外面功勋卓著，但到了庙堂之上，却生生被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正是他奉了宦官曹节的矫诏，率北军五营官兵围攻窦武。
结果窦武自杀，陈蕃被诛，宗亲、宾客、姻属俱受牵连，悉诛之，窦太后也被幽禁南宫，党锢大兴。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奂对窦武与陈蕃的计划毫不知情，也说明他这位凉州人士并不为士人所相信。
一转眼，到了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又一场政变发生，虽然大将军何进由于优柔寡断而步了前任窦武的后尘，但这一次士人们显然准备得更充分，将兵权牢牢控制在手中，没让二十一年前的故事重演。只不过让士人们忘了，知道吸取教训的人并不只有他们。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同样身为中郎将的董卓，在灵帝驾崩之前，使出浑身解数，两度拒绝了宣他入京的诏令，他不想做第二个张奂。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招拖字诀，竟让他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一个凉州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天赐良机！
趁着政变之际入京的董卓，虽然野心极大，但对士人也算是倾心以待了，他“忍性矫情，擢用髃士”，使得“幽滞之士，多所显拔”，而“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荀彧的叔父荀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堪称传奇。
但即使如此，董卓也无法得到士人的认同，他任命的那些太守、刺史、州牧，甚至是身边亲近的尚书、侍中，都憋着劲想对付他。
纵然迁都长安，董卓也还是没能逃过被人算计的命运，在郿坞屯了三十年粮食的他，还在做着“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的美梦，言犹在耳，吕布冰凉的利刃已经穿透他的肋骨。
然而，吕布，包括与他同谋的并州老乡王允，同样逃不了悲剧的命运。
并州，在士人眼里也不过是另一个凉州而已。董卓重用并州人吕布、王允，以为他们和自己一样要为边郡之人出一口气，结果却给自己埋了颗大雷。
在董卓集团内部，凉州人与并州人也是矛盾重重。与关东联军的战斗中，凉州人与并州人就曾经互相拆台，董卓死后，李傕、郭汜诛杀军中的并州人泄忿，王允也宣布对凉州诸军不予赦免。好好的杀贼勤王，一下子变成了地域之争。
这场“地域歧视”直接导致李傕、郭汜等人狗急跳墙，在贾诩的建议下反攻长安，结果王允以身殉国，吕布则出逃关东，长安再度落入凉州军阀的掌控之中。没有了董卓这种权威人物的压制，凉州诸将不但视公卿大臣为草介，而且内斗不止。
董卓伏诛之后，朝局原本有望趋于稳定，可经此一遭，反倒愈加混乱不堪，汉室的权威一落千丈，诸侯不臣之心纷纷昭然若现。
吕布自以为诛杀董卓是一桩大功劳，却不料出逃关东之后，袁术根本不接纳他。表面上虽然是袁术对吕布数易其主的不信任，但骨子里其实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
导致这种“地域歧视”的原因很多，有文化上的，有生活习惯上的，甚至还有种族因素。
凉州人与羌、胡杂居，染习夷风，有些本身就是羌、胡之种，在关东士人眼中颇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感觉。
马超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爷爷因家贫，娶了羌族女子，生下了他的父亲马腾，史料中也有马腾“身体洪大，面鼻雄异”的记载。
至少有四分之一异族血统的马超，在容貌上很可能迥异于关东人士。甚至有资料显示，马超的军队，使用的是罗马军团的方阵。马超在蜀汉虽然名义上地位不低，但始终都颇受猜忌，大概也是难逃“地域歧视”的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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