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李萌
符號充斥著我們的生活，從「禁止通行」標誌牌到「大笑」表情圖案，幾乎隨處可見。作為交流的工具，當語言失效時，符號亦能起作用；作為無言的使者，符號跨越了國際和種族之間的藩籬，和語言無法觸及的心靈交流。
近日，紐約庫珀·休伊特設計博物館（Cooper HewittdDesign Museum）推出了《給我一個標誌：符號的語言》平面設計展覽，不僅呈現了符號作為交流工具在指導、保護、娛樂、聯繫和交流信仰等方面的作用，還探索了符號背後的歷史。同時，此次展覽亦是為了紀念美國工業設計師亨利·德雷夫斯（Henry Dreyfuss,1904-1972）的《符號資料手冊：國際圖像符號權威指南》出版50周年而舉辦的。這本關於符號的手冊不僅提升了符號在設計中的重要性，更是促進了符號在世界範圍內的生產和使用。
亨利·德雷夫斯的符號遺產
作為美國頂尖的工業設計師之一，亨利·德雷夫斯在整個職業生涯中，積極參與個人和組織的符號開發並希望將其標準化來促進快速高效的全球交流。他的公司Henry Dreyfuss Associates從1950年到1965年間為客戶設計了大量的符號，包含了相機、拖拉機、電話、收音機、真空吸塵器等產品一系列的符號設計，用以提升人機互動的便捷性。
1969年美國民眾的反越戰爭抗議
亨利·德雷夫斯擁有豐富的設計遺產，大部分收藏在庫珀·休伊特設計博物館，這本出版於1972年的《符號資料手冊：國際圖像符號權威指南》便是其中之一。同時，這部作品作為平面設計史巨大的冰山一角，為我們了解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平面設計提供了一個窗口。亨利·德雷夫斯對符號的關注和研究貫穿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從莫斯科機場關於行李、海關、銀行指示符號到郵寄包裹上的朝向箭頭、易碎符號（高腳杯）、保持乾燥（雨傘）等這些代表性的符號，都成為德雷夫斯收集的內容。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中，無論是從雜誌、報紙、書籍看到的，還是在海外旅行中遇到的，他都習慣性地將感興趣的各類符號進行收集整理。
《符號資料手冊》海報，HenryDreyfuss，1972
在亨利·德雷夫斯對符號的研究中，我們看到他想要通過符號體系的設計來回答「我們是誰？」「符號怎樣能滿足人們交流的需求？」等問題。在他的《符號資料手冊：國際圖像符號權威指南》中所收集的流浪者符號（hobo symbols），為我們呈現了這群特殊的人是怎樣用符號進行交流與互相幫助的。這些流浪者符號通常用粉筆潦草地塗在柵欄、穀倉、建築、電線桿或路邊石頭上，一張看起來像小雞的符號代表著「這裡有免費電話」，而十字架則傳達了「宗教談話可以得到免費餐」的信息。此後，受到亨利·德雷夫斯《符號資料手冊》的影響，藝術家讓-米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從中提取了流浪者的符號，並將其融入了藝術創作中。諸如，在其1983年的作品《無題》中，引用了《符號資料手冊》中的埃及象形文字和流浪者符號，其中螺旋形表示「法官住在這裡」，交叉影線表示「監獄」，三條豎線則表示「這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巴斯奎特在他的作品中通過對既定視覺符號的模糊呈現，巧妙地濃縮了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多重象徵意義。
《無題》1983，讓-巴斯奎特
此後，還有FAT實驗室的戈蘭·萊文（Golan Levin）和阿薩·福斯特（Asa Foster）創作的《數字遊民的二維碼》（QR Codes for Digital Nomads，2011），這件作品受到了「流浪者符號」的啟發，由免費、開源、全自動的軟體程序QR_STENCILER將QR代碼轉換為適合雷射切割的矢量模板圖案，生成了100中模板設計，並部署在城市空間中，作為城市空間的隱蔽標記方案，為數字遊牧民和其他人提供警告和幫助等信息。這些QR碼是二維碼的一種，在信息社會被廣泛應用在人們的生活中，通過手機掃碼即可獲得對應的信息。同時，《數字遊民的二維碼》作為「自發乾預：為共同利益而設計行動」的一部分，代表美國參加了第13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為了更好的未來
德雷夫斯在拖拉機符號設計前，1972
當下的我們需要怎樣的符號設計，這些符號是怎麼設計的？其中有兩個方向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其一就是符號設計對弱勢群體的幫助。日本九州大學的工藤真央就在其研究中發現了象形圖的標識在公共空間中能夠更快地幫助智障人士來理解其中的信息。眾所周知，智障人士經常對閱讀、寫作等文字信息感到理解困難，以象形標識來傳遞信息可以幫助他們規避這種困難。其中在設計中包含了加入人像來標註位置，用兩人的對話圖像來代替文字「i」（信息）；在地址指示上為火車站增加站台，為公交站增加站牌杆；顯示物品的實際放置方向；在運動線上添加三個發射狀的小線段來表示運動或聲音；增長箭頭的軸長等方式來提升人們對符號信息的理解。通過這些設計方式改進後的公共空間圖標在殘疾人和健全人中都變得更易被理解，使得我們的公共空間變得更加公平、包容與充滿善意。
符號手冊設計過程，1971
其二是符號設計在社會問題的關注和解決上的重要價值。建築師理察·巴克明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曾這樣評價德雷夫斯：「亨利從視覺傳達的發展中受到啟發，他有遠見地意識到圖形符號對人類的意義遠超他的特定工業客戶從中得到的直接便利。」德雷夫斯在《符號手冊》中講述了和平符號的設計。它是由英國設計師拉德·霍爾托姆（Gerald Holtom)於1958年設計的，為同年成立的「核裁軍運動」組織（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設計的組織標識，這個組織的目標是消除核武器。於是，霍爾托姆就採用了19世紀以來海軍常用的旗語信號，將N（Nuclear）與D（Disarmament）的旗語重疊，加之代表地球的外圈圓形組合而成，這一符號逐漸在英國成為了和平的鬥爭口號。此後，20世紀60年代，這一標識又隨著嬉皮士文化而流行開來，成為「愛與和平」（Love&Peace）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十分具有力量與感召力的符號，伴隨著反越戰、反種族歧視、反恐、民權運動、環保運動等傳達著人們渴求和平的訴求，也出現在諸多藝術作品之中。當今的世界依然面臨諸多問題，今日的符號設計依然迫切需要設計出像和平符號一樣的能夠激發出人們行動的符號，並通過符號來引起人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進而激發對社會問題的解決。
正如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言，「在思考時，我們會運用到各種各樣的符號系統 — 語言的、數學的、繪畫的、音樂的。沒了這些符號系統，我們就沒有藝術、沒有科學、沒有法律、沒有哲學，甚至於沒有文明的基礎。換言之，我們就只是動物。」符號的意義和價值是十分廣泛且重要的，推動符號設計的發展，我們需要做的能做的還有很多。
文 Article / 李萌
圖 Pictures / 紐約庫珀·休伊特設計博物館
展覽攝影 / 帕沃·萊托寧
產品攝影 / 亞歷克斯·塔維、烏托·勞蒂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