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葉田田
月前，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揭幕展覽「頭髮與毛髮」，由博物館時尚與織物部門首席策展人丹尼斯·布魯納（Denis Bruna）策展。這位現年55歲的策展人和學者，先前最廣為認知的，是其著作《時尚的身體：一部關於廓形的私密歷史》（Fashioning the Body: 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Silhouette）。從被時尚包裹的身體到暴露在外的髮膚，布魯納選擇了一條帶有女性主義氣質的微觀視角以詮釋時尚與社會這個宏大的議題 — 膚上之發不僅是時尚、是宗教的信仰、是反叛的宣言，更是關於世界觀的註腳。
金唇髮型(Coiffure Blonde lips)，查理·勒·敏杜（Charlie Le Mindu），2010年
WWD將此次展覽概述為「髮型在定義時代」，或者一個更為恰當的表述是，「髮型是個體與時代交流的私語」。策展團隊用六百多件作品讓觀者走進這片關於毛髮的符號密林中。從路易十四的情婦用矯飾的fontanges髮型看到閒適階層對美的追逐中，女性如何將自我客體化推向矯飾的極致；從二十世紀男性對鬍鬚迷戀，看到時代對男性氣概的長久凝視；從安迪·沃霍爾的假髮看到一個「超真實」的景觀社會如何被消費主義的熱浪所催生；以及，揭示這場毛髮狂歡背後的人（髮型師、造型師、假髮工匠）與物（燙髮器、藥水與我們梳妝檯前的瓶瓶罐罐）。是的，這場展覽的主題是流行性、甚至略帶娛樂性的，但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並未因此踏上一條「美陳策展」歧途，而是將學術性的、知識分子式的社會建構理論思辨注入其中。這或許能給當今國內的展覽從業者一些參照，商業能夠滋養藝術（此次展覽獲得來自Wella品牌的首席贊助），但藝術應有其純粹性的邊界 — 策展實踐應在體悟大眾觀感的同時，呵護藝術本身、那脆弱的邊界感。一種略帶嚴肅的場域氣質，或許更能激勵觀者關注展覽本身，並與展覽敘事建立共情。
真實的頭髮 身份的假髮
印花假髮，亞歷克西斯·費雷爾（AlexisFerrer），2021年
我們進入這場展覽，要先暫棄丹尼斯·布魯納的歷時性的線性線索 — 策展人已指出，這場展覽是基於希臘羅馬/基督教猶太教的文化背景的討論，我們自身的東方文化身份與社會體驗，可能讓我們面對西方歷史敘事顯得手足無措，卻亦能讓我們抵達這場展覽普世性的核心論題：頭髮是個體身份的核心，而個體身份的建構則讓頭髮成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階層、族群、世俗價值與個體理想。
在菲茨傑拉德1920年出版的小說《人間天堂》中，敘事者艾默里寫下了他在聖瑞吉預科學校中對老滑頭（上層社會中的享樂主義者）的「確切的定義」：長得白白凈凈的，他應該很有頭腦，他採用一切手段在誠信的大道上勇往直前、博取人心、贏得讚美……他的頭髮必然修剪得很短，抹了大量的水，二分頭，並且按照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髮型，朝後梳得油光溜滑的。— 髮型，自古是一種階層的制服。十七世紀的法國，是絕對王權的「黃金時代」，貴族男性的盤發和編髮上的緞帶與發珠，見證了貴族階層絕對的社會政治權力，與絕對權力之下的內部腐朽與社會割裂。而同世紀的中國，滿族統治者用一場剃髮易服，宣示著侵入者的絕對勝利，以及對被漢族同化的恐懼。髮型是社會權力的象徵，這恰讓今天的我們，格外樂於討論當今政界人物的髮型。2009年在美國總統的就職典禮上，時任第一夫人米歇爾·歐巴馬將她天然的非洲裔卷髮拉直並盤成了髮髻，這樣的公眾形象在西方激起了不少討論。《周代周刊》作者珍妮·德斯蒙德-哈里斯（Jenee Desmond-Harris）引述網絡意見，指出這樣的「卷髮拉直」是一種「走捷徑」和對白人審美的「屈從」。超模主持人泰拉·班克（Tyra Bank）隨後在網上聲明，將放棄直發，回歸非洲裔的天然卷髮。頭髮的曲與直，引發了一場關於種族與階層的討論，米歇爾·歐巴馬的支持者表示，她們也會將頭髮拉直，去滿足大眾對專業形象的不公的期待：「每次入職時我都會把頭髮拉直，直到三個月後我拿到健康保險，然後我會讓卷髮慢慢回來。」
印花假髮，亞歷克西斯·費雷爾（AlexisFerrer），2021年
這場討論，在數年後彙集成一場席捲西方社會的平權運動。但從另一個維度來看，不論是米歇爾·歐巴馬還是那些遵守白人精英審美的非洲裔勞動者，他們把頭髮當成裝點社會人格的「假髮」，來輔佐其社會身份的「角色扮演」。歐巴馬的繼任者、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把自己的髮型當成身份營銷的利器 — 髮型的壞品位與浮誇，讓他更能取得那些反政治精英者、民族主義者的青睞。而英國保守黨政治家鮑里斯·詹森則用一頭亂蓬蓬的頭髮當作令人放下戒備的障眼法：掩飾下層選民所不悅的其精英階層的背景。這位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畢業的野心家，或許也是一位最糟糕、也最成功的髮型師。
髮型關乎的是權力，亦能作為反權力的載體。20世紀70年代，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震盪中，青年人走入轟轟烈烈的嬉皮士反文化運動中，用「反造型」的自然長發作為對世俗法則的抗議和自我身份的標識。激盪歲月已逝，但長發的記憶卻留在了世人的出世理想之中。像今天后海村的那些浪人一樣，男男女女離開了城市深夜的格子間，讓生活的意義回歸身體與自然的感知之上。他們蓄起了一頭蓬蓬鬆鬆的頭髮（或者是海水讓它們顯得如此蓬鬆），而那些關於柔順髮絲與精緻油頭的記憶，隨著那個城市身份的逝去而被掩藏。
消費主義與三千煩惱
退隱山林，琴棋書畫 — 或許中國千百年來的文士隱遁理想，給了世人追逐詩與遠方的合理性。但終究有多少人能放下這滾滾紅塵，消費主義就像一張巨大的安全網 — 「奇煥潤發」「奢選香氛」「納許梨與檸檬雪芭，中調格拉斯魔力，後調香草蘭。」……化妝品商用詞語的迷宮讓我們永遠困在消費的圍城中，然後我們矽油和香精滋養著我們的頭髮 — 那一團由角質蛋白堆積硬化而成的死物質。是的，它不會改變些什麼，當代商業傳播在販售一種緩解焦慮的精神按摩術，或者說，一套用營銷辭令、日化科技與人造感官製造的「障眼法」，營造出一個養尊處優、不諳世間風霜，充滿女人味的柔美賢良形象。上世紀中葉，Dior先生總會在他的手稿中，為她筆下纖腰櫻唇的女郎配上一定時裝小帽。一方面，這是Dior先生的所長，他在成立自己同名時裝屋之前，被雷蒙夫人（Madame Raymond）僱傭參與帽子的設計，但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物資短缺讓法國女性的發質變得極其糟糕，這是時代的現實，卻不是「新風貌」的理想主義，它必須要被「優雅」地修飾。是的，曾經高級時裝的帽飾、今日日化品的潤髮油，我們對頭髮的雕飾，就像為熬夜的雙眼畫上的濃重的煙燻，它是階級的宣言，更是被階級意識所誘捕的羞恥心。
黑色熱帶（Trop noire），利蒂西亞·基（Laetitia Ky）, 2020
對於中國男性而言，基因讓我們免於體毛的困擾，但所有對於男性氣概的焦慮，都寄存在頭髮。是的，我們無法避開脫髮這個議題。個體意識的覺醒，讓新時代的男性紋了身、穿上了古著、吃上了時令的有機食物、逃離了油膩中年的飯局和酒局，卻掉入了被米諾地爾（一種治療男性脫髮斑禿的藥水）支配的日常。丁克嬉皮士省下了學區房的租金，卻把錢送給了植髮診所。這種狂熱，讓我們不禁思考，是因為生理的困擾而造就了新興的醫療服務，還是因為新興的醫療服務而鼓吹了脫髮的人造焦慮。舉個戲謔的例子，男人的脫髮就像冬天的秋褲 — 不是你覺得冷，而是你媽覺得你冷 — 只不過一條秋褲的價錢和五位數的植髮手術所創造的GDP不可同日而語。
頭髮脈輪（Hair Chakra），尼古拉斯·朱傑克（Nicolas Jurnjack），2017
我們探討頭髮、我們探討消費社會、我們探討進入自我物化漩渦的女性魅力與男性氣概，其背後的原因在何處 — 或許我的Barber（我不願稱呼他為髮型師，剪男發的barber代言的是男性氣概和男性化的社交規則，這和為女士服務的沙龍髮型師有著社會身份上的本質差異）對這個問題看得更為通透。在聊完米諾地爾上藥器的話題後，他一邊給我梳著後背油頭，一邊跟我說著「裙邊效應」，喬治·泰勒理論的原版是經濟越好，女性的裙子越短，好露出新買的絲襪。而當下的版本是，當社會發展進入某種「內卷」狀態時，人們更難從外界汲取財富與社會資源，轉而用身體髮膚的物化來取悅他人。如策展人所言，身體上的毛髮象徵著生殖力（virility），當男性在擇偶的獵捕中，不再能用名牌手袋展示自己養育家庭的財務實力，他能做的或許還有展現自己濃密的頭髮和堅實的二頭肌 — 這種部落時期的男性氣概，依舊會讓我們產生安全感與庇護的聯想。
重啟想像
頭髮是我們社會身份的載體，髮型承載的是社會規則的範式，我們對頭髮的處理、我們對一個髮型的選擇，是潛意識中，自我社會身份的一種雕琢和思辨。但同樣的，我們也會把在這一動態思辨過程中所生長出的、反叛的行為與理想的歸宿投射在頭髮之上。在展覽的最後章節，丹尼斯·布魯納為我們展示了一幅二十世紀髮型的浮世繪，從成為二十年代爵士樂世代的garçonne頭，到60年代起持續生長的亞文化部落與他們的髮型符號：朋克的伊洛魁刺頭，車庫搖滾擁躉不加打理的頭髮、反叛的光頭黨與少數族裔、代表他們身份歸屬的民族性髮型。今天，髮型依舊與審美與美學有關，但更多的是關乎觀念。當觀念與審美相會，頭髮最終成了藝術表達的載體。此次展覽中，不僅有亞力克西斯·費雷爾（Alexis Ferrer）這樣造型師以頭髮為媒介進行的創作，亦有馬丁·馬吉拉（Martin Margiela）、約瑟夫斯·蒂米斯特（Josephus Thimister）與珍妮·維斯瑞爾（Jeanne Vicerial）等先鋒時裝設計師，將頭髮作為一種媒材，進行的時裝性批判（頭髮，誠然是一種織物的形態）。藝術家與創意者，或許不能改變當下時代的焦灼與不安，但他們所做的，不過是在遊戲與批判間，讓這三千煩惱絲成為想像展開的藍圖。
文 Article / 葉田田 Roger Ye
圖 Pictures / 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