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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基德 圖 / 視覺中國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金基德因新冠肺炎於12月11日去世的消息傳來時，許多人在微信群里相互詢問消息的準確性，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
對他的中國影迷來說，這個名字意味著一個觀影時代。在世紀之初的十年里，金基德的《漂流欲室》《撒瑪利亞女孩》《收信人不詳》《壞小子》等一系列作品成為他們的青春佐證。
有網友留言：「比起很多在閱讀電影史時才知道的大師名字，金基德是真正伴隨我青春的那個人。」人們懷念金基德，同時懷念那個信仰藝術電影的歲月，通過他找到對慘綠青春的最佳寫照，發泄出自己對世界的恨意。
《撒瑪利亞女孩》 (2004)
相較於在中國普遍的知名度，金基德在韓國影壇一直處在尷尬的境地。他的電影以暴力和色情著稱，但又灰暗晦澀，在韓國本土的票房一直不好。
尤其是2018年曝出性騷擾和片場暴力等醜聞後，金基德從國際A類電影節的寵兒漸漸成為一個令人唾棄的名字，為了躲開輿論的追擊，他旅居東歐，近況鮮為人知。
據韓國YTN電視台12月13日稱，儘管金基德在國際影壇享有極高知名度，但韓國電影界少有對其的公開追悼。他的生前身後，留下的傳奇與罵聲，仿佛他的電影一樣，有種邪性的宿命感。
《壞小子》 (2001)
01
時代造就的電影天才
1960年，金基德出生在韓國一個普通山村，父親是退伍軍人。少年時，他飽受父親家暴之苦。當時的韓國社會處在李承晚統治末期，貧富差距較大，社會矛盾尖銳。
這一年，導演金綺泳拍攝出電影名作《下女》，以一個家庭里主僕之間的複雜關係，對韓國的階級問題進行了批判式表現。
或許是一種冥冥之中的聯繫，在韓文里，金基德和金綺泳的名字就差一個字，他們都喜歡以女性的遭遇表達時代的創痛，以風格大膽聞名影壇。
很快，軍人政府上台，類似《下女》這種深受現實主義和西方現代電影影響的創作風潮終止了。到了朴正熙統治的時代，政府宣布將電影登記制改為許可制，個人拍片的獨立製片制度被廢除，電影產業事實上掌握在政府手上，致使韓國電影業在整個1970年代都非常蕭條。1980年，韓國政府才宣布放鬆電影生產管理，但電影審查制度依然存在。
金基德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成長的，對他來說看電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會做的事，自己15歲就在工廠打工，顯然與此無緣。
後來，金基德在韓國海軍陸戰隊服役，復員後在社會上打零工，吃了不少苦，終於攢下一筆錢遠赴法國學畫。出國後，他過了一陣子流浪生活，才真正開始接觸到電影。在看到《新橋戀人》和《沉默的羔羊》兩部當年大熱的电影後，金基德意識到電影的門檻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高，毫無經驗的他萌生出拍電影的想法。
像很多導演一樣，他先以編劇身份入行，所寫的幾個劇本獲獎後，於1996年籌得資金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鱷魚藏屍日記》。
電影以漢江一座橋下的流浪者為原型，以一個臨時家庭的爺爺、小男孩和名叫「鱷魚」的青年偶遇一位輕生的女孩之後發生的一系列變故為故事。電影中的「鱷魚」曾經是鎮壓過「光州事件」的軍人，退伍之後依然妄圖用暴力來解決問題，他先是強姦了女孩，後來又和她產生了情感……在這部青澀的處女作里，已經顯示出金基德日後反覆使用的主題：
愛欲與暴力的交織，互相傷害卻又互相依存的關係，以及毫無希望的底層人生。
《鱷魚藏屍日記》 (1996)
也是在同一年，與金基德同歲、在美國接受過教育、後來也蜚聲國際的洪常秀拍出了處女作《豬墮井的那天》，這部電影同樣以大膽的性愛場面震懾了韓國影壇。
應該說，金基德和洪常秀的電影看上去風格迥然，卻都以各自的方式革新了當時的韓國影壇，表達了自己對現代生活的思考和批判。只不過，洪常秀是通過都市男女一場場玩笑似的戀愛來進行的，更符合小資產階級的趣味，而金基德則激烈和直接得多，他電影里的反抗性往往會訴諸讓人不適的暴力。
1996年韓國影壇同時出現「雙壁「並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1993年韓國電影在本國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5.9%。當年，時任總統金泳三在年度報告中指出「好萊塢大片《侏羅紀公園》的收益相當於售出150台現代的索納塔汽車所獲得的利潤」，此番論述引起了強烈反響，之後韓國引入了「文化產業」的概念。在這個過程中，電影業內的有識之士發起了「廢除韓國電影審查」運動。
韓國電影人鄭聖一也曾指出，將這兩位導演放在一起比較，可以引發很多社會話題。他說，生於1960年代和生於1970年代從根本上是不同的。前者在20歲之前，不得不與朴正熙生活在一起，而朴正熙的經濟開發政策讓韓國人處於文化荒漠地帶。1979年，朴正熙被暗殺，次年「光州事件」爆發，此後十多年，1960年代生的韓國人都在「卑怯」地活著。
「金基德作為同代人，當別人站在高處想、站在高處向下看的時候，他卻一直自下向上看。這一視覺方向很重要。站在高處看的電影主題往往會變形，而金基德則一路仰望著走了過來。他創作了我們文化上未曾嘗試過的主題，那是他的生活經歷所賦予他的。金基德電影的出現，才使得韓國電影開始能夠從整體上反映以往時代所經歷的真實生活。」鄭聖一說。
《漂流浴室》拍攝現場
02
金基德延續了韓國電影的「恨文化」
金基德去世後，韓聯社評價他，「作品大部分脫離傳統電影的束縛，經常聚焦流浪兒、流氓、死囚犯、妓女等社會底層小人物，並詳細刻畫性暴力、野蠻行徑和變態心理。」
事實上，金基德的創作絕非一般理解的那樣任性和自我，他依然延續了韓國電影對歷史記憶的重視，揭示了無法消化的民族傷痛。不同的是，他的前輩導演們試圖探索出民族電影道路，而他更重視個人化的表達。
韓國長期處於地緣政治的夾縫之中，國內政治鬥爭也很複雜和嚴酷，因此形成的民族性深刻地影響了其電影工業的發展。
學者閔應畯等人在《韓國電影：歷史、反抗與民主的想像》一書中進一步指出：韓國的歷史是一部充滿了「恨（han）」的血淚史，其民族的生存狀況就是一種「恨」的狀態。「恨」已經成為其民族特有的集體無意識心理。日據時期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電影、80年代的民族電影運動、90年代抵禦好萊塢電影入侵的抗爭都是這種「恨」意識在電影中的體現。
所謂恨，並不是簡單的仇恨，指的是一種對現實的無奈、遺憾，是社會失信與苦悶交織的情感，是韓國獨特的民眾（Minjung）意識的核心。有人指出，所謂民眾不能單純理解為人民大眾，其在韓國有具體的指代，指的是那些居於社會中下層的牧師、工人、記者、農民和小知識分子，他們痛恨社會不公，希望通過公義的鬥爭建立合乎人性的社會。
在這樣的運動訴求推動下，韓國的電影人試圖「在實踐中製作、發行有助於建立真正的民族文化、推進社會變革的影片」。其中，林權澤、李滄東是這場運動的重要代表。
林權澤是一位從業時間橫跨多個時代的導演，在晚期的作品裡，他非常重視對韓國的民族文化進行電影再現。《西便制》和《春香傳》都是這類電影的代表，渲染了韓國傳統藝術的力量和美好。而他的《太白山脈》則以自己父輩的真實故事表現朝韓分裂的民族傷痛。
李滄東 圖 / 視覺中國
李滄東的《綠洲》《薄荷糖》以小人物的遭遇展現大時代變遷的故事，直接表現了「光州事件」等歷史創痛，集中反映了人民對民主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導演都曾擔任過韓國的文化觀光部部長，被看作振興韓國文化的希望。
金基德曾在文章里回憶過他和李滄東的交往，起點就是金去導演協會大禮堂觀看《薄荷糖》的試映。兩個人是同村的同鄉，都是貧苦出身，因此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意味。事實上，李滄東恐怕也是主流電影人里對金基德最為關心的前輩，他們的作品在對民族傷痛的理解上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李滄東導演電影《薄荷糖》(1999)
這樣的電影創作思路在韓國文化史上具有歷史性的價值，但它們都是站在男性立場上以民族主義對抗國家主義的。這點雖然與後來宣揚民族國家精神的商業大片不同，但這種反思歷史教訓的路徑具有天然的局限性，也缺少對民族文化的批判性思考。
此外，這類電影往往以復原民族的共同記憶為重要的落腳點，展現了對民族共同體的渴望，在批判歷史的同時缺乏對現實社會矛盾的批判。進入到1990年代後，關於民族共同記憶的電影漸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展現全球化時代可引起共振的個體遭遇，個人化電影時代到來，出現了一批表現日常生活、情感糾葛的作品。
1997年，當時的總統候選人金大中參加了剛剛創立不久的釜山國際電影節，公開承諾：在「給予支持，不干涉」的原則下，廢除電影審查並積極展開電影振興政策。韓國的電影也是在這個時期走上了國際舞台，並很快因為獨特的歷史和民族文化而被關注。因此，世紀之交的十年正是韓國電影人集體爆發的十年，不僅前輩導演被重新發掘，包括金基德在內的一批新導演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空房間》 (2004)
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金基德被國際影壇發現，以《漂流浴室》震撼歐洲後，他曾多次入圍三大國際電影節，更是在2004年憑藉《撒瑪利亞女孩》和《空房間》兩部作品，分別奪得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和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創下了無人能及的紀錄。
2004年，他的《春夏秋冬又一春》代表韓國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2012年，他的電影《聖殤》問鼎威尼斯電影節最高榮譽金獅獎。
儘管他的電影在韓國是票房「毒藥」，但在國際市場卻受到熱捧，是電影節交易市場的寵兒。因此，在國內觀眾的「唾罵」中，他依然能長期拍攝電影。
《春夏秋冬又一春》 (2003)
03
醜聞、抗議與韓國影壇
韓國電影業的發展總是伴隨著醜聞、抗議和鬥爭，這也是金基德一生的寫照。他曾寫下文章《於我，電影即鬥爭》來闡述自己拍電影的初衷和過程。
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金基德參與了林權澤、李滄東、姜帝圭等人發起的「光頭運動」，他們剃光了頭在首爾光華門等地聚集，向政府抗議，反對政府為了加入WTO擬修改扶持韓國電影的電影配額制度，將原來的146天的國產電影配額縮減一半，大舉引進外國電影。
這些電影人的訴求並不複雜，他們認為韓國電影工業還很薄弱，如果開放市場，好萊塢電影必然會霸占市場，這將給韓國電影工業帶來毀滅性打擊。最後政府妥協，配額制度保留，韓國電影人受到極大的鼓舞，開始了狂飆突進式的創作。
「光頭運動」取得的勝利也大大激發了普通韓國民眾的愛國情緒，直接的表現就是1999年韓國上映的本土大片《生死諜變》票房超過了前一年現象級的美國大片《鐵達尼號》。
此後，在「光頭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幾年之間，韓國電影有了巨大的發展，佳作頻出，在國際上備受矚目。2003年李滄東出任韓國文化觀光部部長，他的上任被看成是韓國電影的勝利，同時肩負著維護電影配額制制度和比例的重任。
2001年，金基德的《收件人不詳》就是一部具有野心的反思韓美關係的電影。在這部電影里，金基德將歷史對人的戕害濃縮在幾組命運悲苦的人物身上，將自己對歷史的態度以強烈的象徵符號來表現，這讓他的電影顯現出與眾不同的品相。
主人公尚武生活在一個靠近美軍基地的小村子，他是母親和美國黑人士兵所生，膚色黝黑，從小就被歧視。母親發去美國尋找父親的信則永遠因「收件人不詳」而被退回。他為此感到痛苦，最終以割去刻在母親胸前的父親的名字來發泄，自己也永遠地告別了世界，以頭朝下扎進淤泥，留給世界一個代表勝利的「V」字符號；另外一邊，女孩恩洛為了治好失明的左眼不得不委身於美國大兵，卻不願意接受被刻字的命運，將復明的眼睛戳瞎……
「光頭運動」勝利以後，韓國電影進入新時代，金基德的作品風格也慢慢發生了一些變化。以2003年的《春夏秋冬又一春》為例，他的作品開始出現對靈性和禪意的思考，將人在慾望中的掙扎這一主題表現得更具有哲學性。
金基德拍片速度極快，常常十幾天就能完成一部電影的拍攝，其產量也非常驚人，經常以一年兩部的速度在進行。直到2008年，因為拍攝電影《悲夢》追求極致的效果，演員李娜英在拍攝一場上吊的戲時，金基德遲遲沒有喊停，造成其險些窒息死亡。加上一手提攜的副導演的所謂「背叛」，金基德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他選擇在江原道山村裡過了三年隱居生活。
2012年，一部叫作《阿里郎》的紀錄片面世，這也是金基德作品序列里最為特殊的一部。如果說他之前將暴虐宣洩在電影的角色身上，那麼《阿里郎》就是一部「自虐」式的電影。
在這部電影里，金基德記錄了自己在隱居生活中的所思所想，銀幕里的他因為痛苦蒼老了不少，最後還對著鏡頭大哭，一邊哭一邊唱朝鮮民族最著名的民歌《阿里郎》。
在電影里，他坦承：人生對我來說，自虐、施虐和受虐。我們總是被束縛在現實里，痛苦、難受、憎恨……理解和寬恕是需要時間的。
在這部電影里，金基德也談到了國際電影節對自己的挽救，以及自己是如何不被韓國主流電影人接納。《阿里郎》里反覆出現《春夏秋冬又一春》的畫面，大概也是因為這部電影是他最被接受的作品——《春夏秋冬又一春》之後，他達到了自己職業生涯的高峰。因此，《阿里郎》是一部集合了反思和自戀、批判和自媚的複雜文本，它完美地展現了金基德，也為他此後的人生做了預告。
2012年，金基德憑藉《聖觴》問鼎威尼斯電影節頭獎，職業生涯有了恢復的跡象。2013年，他拍了《莫比烏斯》，2015年拍了《停止》，2016年拍了《網》，口碑一再滑鐵盧。金基德開始對韓國電影業失望，一度想到中國拍攝電影《無神》。
《網》 (2016)
就在人們開始懷疑金基德的創作力時，他又被卷進了更大的醜聞之中。
2018年1月29日，一位名為徐志賢的女檢察官在中央東洋廣播公司（JTBC）電視節目上揭露了自己曾被法務部幹部安泰根檢察官性騷擾。
3月5日，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的秘書金智恩接受JTBC專訪，她說自己被政治明星安熙正多次強暴。而安熙正一直被認為是下一任韓國總統的熱門候選人。
3月9日，涉嫌性侵女大學生的大學教授、著名演員趙珉基在等待調查的過程中在家自縊，震驚了整個行業。
越來越多在社會上有名望的人被揭發性醜聞，其中既有詩人高銀，也包括金基德。
事實上，公眾對金基德捲入這些事件並不意外，他對女演員的控制早就在業內傳開，《壞小子》的女主角孫婉接受採訪時就說：「拍攝時真是噩夢，感覺靈魂受到創傷。」因此，儘管這部電影讓孫婉獲得大鐘獎最佳新人女演員，她還是中斷了演藝活動多年。
早在2017年，金基德就被《莫比烏斯》原定的女主角（後來退出劇組）起訴，控告「金基德在未經演員同意的情況下增加床戲，並在拍攝過程中扇她耳光」。
2018年1月，檢方確認「金基德在片場扇了她兩次耳光」的事實，判定導演支付500萬韓幣（約合3萬人民幣）罰金，對強迫拍攝床戲的控告則因為證據不充分給出了無嫌疑判定。
《莫比烏斯》 (2013)
而就在金智恩事件第二天，韓國MBC電視台節目《PD手帳》播出三名受害者指控金基德涉及性侵等不當行為的內容，標題是「電影導演金基德，大師的真面目」。
在這期節目裡，起訴過金基德的那位女演員說除了片場暴力之外，金基德曾在聚會後要求其和另一名女性劇組成員「三個一起睡」。她拒絕了金基德的要求，並在之後退出了劇組。第二位演員則控訴了金基德和其男演員趙宰賢對自己的性暴力。她說「好像身處在地獄」「相比電影，（對他們來說）這件事才是目的」。第三位演員稱自己在和金基德工作會面時，遭受到對方的言語騷擾。
這件事之後，金基德的回應是：「因為對女人的興趣而想贏得對方的心，曾因單方面感情而親吻對方，也曾因為互生好感而相見，在相互同意下發生過肉體關係。作為一個擁有家庭的人，對此自己感到羞愧。」
那年，金基德帶著新作《人間，空間，時間和人》參加柏林電影節時，也有記者對他的醜聞進行詢問，他回應：「我的電影雖然暴力但並非我的人生，我不希望大家用電影來看待我的人格。發生暴力事件我深表遺憾，這次事件是個人性的事件，我也在反省。」據悉，柏林電影節曾希望金基德在參展前對自己的行為道歉，但他沒有，這讓主辦方也很失望。
《人間，空間，時間和人》 (2018)
此後，隨著韓國愈演愈烈的抗議活動，金基德的妻子提出了離婚的要求，而他新片的上映也遭到了抵制。這些都沒辦法降低民眾的怒火。金基德的行為，或許不僅是他性格和道德上的缺陷，也是韓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對於韓國電影從業人員來說，韓國電影業等級制度森嚴，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這種情況比好萊塢還要嚴重，此類事件頻發與這種權力結構有著密切關係。
金基德生前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過真正的反思嗎？這個問題恐怕已經很難回答。可以知道的是，在事件之後，他先是在哈薩克拍了一部片子，又做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的評委，後來還想定居拉脫維亞，這似乎是一種逃避。他曾在文章里自述「自己是一個怯懦的人」，就連買東西都希望錢不多也不少，不用因為找零看人臉色。
金基德曾對批評自己電影的人表示，「即使我現在死去，我也會馬上得到人們的重新評判，甚至是那些討厭我、否定我的人。我知道，他們會爭先恐後地轉變態度，重新解讀我的電影。也許有人會說我不知天高地厚，可能我是有些自滿或傲慢，但我並不為此感到羞愧。」然而，他在死去後依然爭議不斷。
美國《綜藝》雜誌指出，「要正視他對人類和動物的極端虐待描寫，這讓他一直飽受批評和爭議。所以他在韓國本土電影圈漸漸被孤立，光環漸漸暗淡。」
法國《解放報》則說，「自新千年之後，他率先引領韓國電影的國際化潮流，成為獨特的東方美學和暴力的代名詞，引發西方主流電影界關注，但也有許多觀眾難以忍受。」
或許，在極度熱愛和難以忍受之間，不僅是金基德的電影態度，也是他的電影乃至他本人帶給不同人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