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 是枝裕和的新作《掮客》一直備受關注，除了導演本身強大的號召力外，演員陣容也很亮眼，有大家熟知的宋康昊、姜棟元、裴斗娜、李知恩等人，其中宋康昊還憑藉本片拿到了坎城主競賽單元最佳男演員獎。
這部電影圍繞賣嬰掮客、賣淫女、嬰兒、警察來構成故事，大家都在期待，這將是韓國版的《小偷家族》。可影片大範圍傳播後，評價卻不太好，儘管是枝裕和編導時，確實按照以往溫情舒緩的節奏來講述故事， 掮客、賣淫女、孤兒等各個帶著悲苦前史的人物組成臨時家族，為著考驗人性的目標共同前行，歷經一段旅程，療愈各自心頭創傷。
這種對 家庭結構的探討，對道德困境的描摹，是枝裕和素來擅長的。 但《掮客》實際呈現效果卻有些水土不服，所以觀影感受總在熟悉和走樣間徘徊。
其實《掮客》這個題材本身已提供值得探討的空間，把親情拆分出先天血緣與後天陪伴，描述組隊式家庭情感生成的過程，這與他的前作《小偷家族》有異曲同工之處。
但故事難點也很明顯，人口買賣屬於犯罪，如何通過影像實踐，既保留道德訴求，又能深刻闡述買賣雙方的人性多面體，前者是影片基礎調性，後者是影像本身，似乎理論上這也是最能為人接受，並且觸動人心的表現原理。
儘管從《無人知曉》到《小偷家族》的故事，都基於道德是非之地，但主要是單面觀察，聚焦邊緣化群體。而《掮客》則嘗試更多視角，視角用來分擔觀點，每個角色都圍繞買賣嬰孩這件事，表達各自的話語。
掮客光看錢已能做這場生意，但如果賦予自己使命，高舉拯救旗幟，更能心安理得的賣棄嬰，因為這就從單純交易上升到救贖層面，不管他們心裡怎麼想，表面上已成為了復合型事件。
李知恩飾演的生母素英拋棄孩子後內心不安，但又無力堅決要回孩子獨自撫養，最後選擇親自把關選擇買家父母。這看起來是對 孩子的關愛，實則是精心炮製的推卸責任。挑選條件更為優渥的父母無可厚非，但說一千道一萬，最後還得落腳到金錢交易上，這就會讓先前的條件顯得輕盈，至少真誠會大打折扣。
導演 是枝裕和也無法迴避這個最尖銳的衝突，於是在影片里反覆質問，但誰都清楚，這是一團纏繞住的虛線，只能弄清有幾種顏色，卻無處下手，更不可能解得開。
裴斗娜等人飾演的警方對賣嬰這事態度堅決，不養就別生，從源頭杜絕這類事件發生。然而人並非機器，生活也不是執行二進位命令，所以事情一再重演，過去有過，以後也還會有。
於是這種觀點在影片里定位就有些尷尬了，不說是沒有態度，說了又徒增抱怨。所以導演引出第二個思考，來沖淡「不養就別生」在影片中的尷尬，這其實才是他想表達的，反思誘導犯罪的警方在嬰孩交易中擔任的角色，以正義之名，卻促成了不法交易。
《掮客》故事重心不在講述抓捕或犯罪，掮客帶著生母找買家更像旅行，多是明亮色調，臨時家族也在遊樂過程中，消解了彼此心結。
而警方緊隨其後倒像個觀眾，見證他們的行為，評論他們的做法，看不下去了就找到生母表明態度大吵一架，也不知道是否對電影與觀眾的關係有所隱喻。
《掮客》姿態有些彆扭，語言是不可忽視的問題。是枝裕和身兼編導，創作能力很強，但作為日本人，創作時腦海里必定是以日語定調，故事邏輯，人物行為以及台詞書寫，都是按照母語慣性創作。
語言決定普遍性格，而影視化過程，本身就是發掘展現各民族個性的過程。於是《掮客》更像日本思維主導下，移植故事模型後的韓國電影。
其外在表現形式，即影像塑造過程，著重依靠韓國團隊。韓國演員群作為畫面主體，演繹著他們民族的調性。而拍過《燃燒》《寄生蟲》的攝影師，也為《掮客》編織了包裝盒。
來自日本的是枝裕和統領這條船，同時擔任導演、編劇和剪輯，於是不管這部影片穿著什麼樣的韓國服飾，其實裡面的骨肉，還是搭建在他這些年觀察日本生活的經驗之上的。所以整個影片如果改用日語對白，觀感或許會順暢許多。
語言除了表達民族特性，還影響表演方式。日本電影尤其注重獨白延宕，經常看見日本演員表演碎碎念，是枝裕和也習慣給出這類鏡頭，但這次平行挪動，獨白效果 似乎就變弱了。比如《掮客》里裴斗娜的獨白戲，缺少日語無實義的尾音，而鏡頭卻在等待延宕，於是台詞接中斷而陷入沉默，本該保持的情緒立馬被斬斷。
《掮客》仿佛一部翻譯影片，而且是製作層面的翻譯。畢竟跨語種寫作極其困難，母語學習是一輩子的事。如果好運碰到擅長的語境，當然也能拍出佳作，不過更多則是遺憾。
所以《掮客》是一部有缺憾的作品，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繼續期待是枝裕和的作品，他獨特的敘事節奏與人文關照，永遠吸引影迷。只是下一部，還請回歸日語語境，做回那個遊刃有餘的是枝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