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好人赫德》|"平庸之惡"撥動琴弦

2023-11-05     有染

原標題:評·《好人赫德》|"平庸之惡"撥動琴弦

在12周的製作和排練之後,多米尼克·庫克執導、C.P.泰勒編劇、大衛·田納特領銜主演的戲劇《好人赫德》(Good)本計劃於2020年10月在倫敦的劇場劇院(Playhouse Theatre)首演,然而由於疫情的原因,演出的排練和演出計劃多次更改,最終這部戲在2022年10月5日在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 Theatre)首演,演出持續到了2023年1月。

《好人赫德》是一部僅有兩幕的,帶有音樂質感的回憶劇。在周邊人的眼中,法蘭克福大學教授約翰·赫德是一名優秀的「好人」,他不僅有著優異的學術能力,還是一名好丈夫,好兒子,好父親。

《好人赫德》之所以具有回憶劇的風格,是因為赫德所經歷的改變都發生在他的口中。隨著劇情的展開,我們看到,這個單純的「好人」愛上了自己的學生,從良心的層面拋棄了自己的妻子;他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不斷說服自己為納粹工作的合理性;哪怕是在和納粹合作之後,針對猶太人的屠殺開始,當赫德的好友——一位猶太心理學家可憐地向他懇求一張生命的通行證時,他仍然找出各種託詞,向好友解釋著自己的無能為力。《好人赫德》上次在倫敦演出,是在1999年的當瑪倉庫劇院,由麥可·格蘭達吉執導。根據英國國家劇院和哈羅德·品特劇院、小維克劇院、老維克劇院等劇院之間的合作關係。2023年9月16日,《好人赫德》的攝製版本放映在中國電影資料館進行了放映

在《好人赫德》眾多的歷史版本中,每位導演都採取了儘量忠於原著的設置——全劇大約15個角色悉數上場,赫德,他的猶太好友,赫德的母親,太太,他愛上的學生,納粹軍官等等,一些只有少數台詞的角色甚至更多。然而當去年秋天,多米尼克·庫克版的《好人赫德》在劇院拉開帷幕時,觀眾驚訝地發現,整部劇(除去在後半部分僅有一句台詞的軍官與樂隊)的主要演員竟然只有三個人:赫德、他的醫生好友以及扮演他妻子/母親/情人/納粹軍官的莎朗·斯莫。他們坐在猶如監獄的三堵水泥牆之間,直到全劇結束。

也正是這樣一出看似簡單的戲劇,以永恆的質問性的姿態,拷問著劇場中的每一位觀眾。

米爾格拉姆實驗

1961年,美國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領導的實驗小組開始了一項實驗,他們在報紙上,向社會公開招募志願者,關於實驗的內容,他們並沒有透露更多,只表示這是一項關於「懲戒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實驗。

志願者被分為兩人一組,一人擔任老師的角色,一人擔任學生的角色。誰當老師,誰來當學生,這由現場抽籤來決定。學生在一分鐘內要記憶許多詞彙,然後回答出正確的答案,而老師則負責說出這些詞,如果學生回答錯誤,就會遭到電擊的懲罰。

「老師」和「學生」彼此分開在兩個房間,中間一堵牆隔開,他們看不見對方。但是卻能聽見彼此的聲音。學生在房間內被綁在椅子上,手臂上綁著通電的手環。老師的面前有不同的按鈕,這些按鈕控制著不同大小的電壓強度,從代表「弱電擊」的15伏特累積到代表「劇烈」和「危險」的450伏特電擊。學生回答題目的錯誤次數越多,電擊的強度就會變得越來越大,而學生所在的房間就會傳來痛苦而刺耳的喊叫聲,抱怨聲,哀求老師停止電擊。如果當電擊達到驚人的450伏特時,伴隨著恐怖的尖叫,學生不再發出任何聲音,似乎已經昏厥過去。

實際上,這是實驗小組的有意安排。那些參與招募的志願者都會被分配為老師的角色,而學生則是一名演員。喊叫聲是事先錄好並播放出來的,但是作為老師的被試對象們則深信不疑。

最初,共有40名志願者參與實驗,年齡在20歲至50歲之間,他們的教育背景和社會職位都不同。在實驗的過程中,面對學生的哀嚎和求救,老師們面臨著良心的考驗,他們不願意加大電擊的強度,不過實驗者卻在一旁告訴他們,「實驗開始了就沒有辦法停下來」,「你別無選擇,你必須繼續」,「你繼續進行是必要的」等等。令人驚訝的是,在這些被測試的人當中,共有65%的人選擇了繼續,按下了十分危險的450伏電擊的按鈕。剩下的人因為良心的驅使,拒絕執行這樣沒有人性的命令,離開了實驗。

在實驗開始之前,米爾格拉姆曾對自己的實驗小組進行過結果的預測,他們認為只有極少數的1%的人會按下450伏的按鈕,然而結果則是遠遠超出比例的65%的人。事後米爾格拉姆告訴了所有參與者真相,以避免他們遭受心靈上的煎熬。

根據事後對志願者進行的調查顯示,高達85%的參與者非常感謝米爾格拉姆能夠邀請他們來參加這項實驗。並且,其中一名參與者告訴米爾格拉姆:「我當時知道自己的舉動會對別人造成傷害,但我並不知道我當時為什麼要這麼做。」

米爾格拉姆實驗告訴我們:當一個普通人面對非人性的、違背常理的命令時,常常會做出屈從的舉動。這首先是因為人們的從眾心理,社會賦予了許多職業更大的權力,例如學生應該聽從老師的教導,患者應該遵從醫囑。實驗中的「老師」,也聽從實驗者一遍又一遍的命令,沒有自己的決斷權,而當一個社會行為參與的人數夠多的時候,身處其中的普通民眾也不敢做出個人的,違背大眾的行為。其次,實驗還顯示了人的責任轉移心理,當追究責任的時候,參與實驗的志願者會辯解說,他之所以按下通電的按鈕,是因為發號施令的人要求他這麼做,自己別無選擇。換句話說,他們把責任轉移到了命令者身上,這使得執行者可能會將不合理,非人道的行為合理化,這是十分危險的。

在實驗開始的1961年,也正是德國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審問,米爾格拉姆設計這項實驗的初衷,在於拷問艾希曼和他的同謀者,是否只是簡單地執行上級的指令?實際上,當艾希曼接受法庭的審問時,他一直以「我只是奉命行事」來回答法官提出的種種問題。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曾在他的著作中如此描述艾希曼:「他認為謀殺的罪名就是錯誤的:我沒做過任何跟殺害猶太人有關的事。我從未殺過任何一個猶太人,或一個非猶太人,總之——我從未殺過任何人。我也從未下令殺死任何一個猶太人或非猶太人。我根本就沒有做過……事情就那樣發生了,我什麼也沒有做過——因為,假如命令他去殺害自己的父親,他也會義無反顧去做。」

由此看來,米爾格拉姆實驗印證的,是處於恐怖主義下的個人,到底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做出違背常理的罪行。

回憶的地堡

「好人」赫德無疑是米爾格拉姆實驗映襯下,執行邪惡命令的最佳印證者。和政治問題以及個人前途命運掛鉤的,是他作為個人,在情感上的曖昧性。在愛情中,他愛上了自己的學生,背叛了妻子。赫德不斷安慰著自己,這不過只是一種感覺,一種難以抑制的情感。在友誼關係中,面對最好朋友的求助,他將問題甩給了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在私人情感中,赫德都能夠用一種「好人式的」、「寬容的」、「仁慈大度」的態度為自己開脫,賦予不道德的事情以最大的合理性。一個眾所周知的「好人」能和納粹扯上什麼關係呢?

歷史上,關於「屠猶」的作品浩如煙海,既有我們熟悉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夜與霧》《浩劫》,也有不少文學等其他藝術作品。然而弔詭的一點在於,我們並不能用簡單的善惡標準來判斷《好人赫德》所塑造的主人公。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幫助猶太人的壞人,或是一個簡單善良的好人,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斷在為體制和命令者開脫的好人。就像米爾格拉姆實驗所展現的那樣,赫德是「無奈」按下電擊鍵的「老師」。從赫德的主觀視角出發,如果帶入他的思維,我們會發現一切都是合理的。個人與歷史慘劇的置換中介,在這部戲劇作品中是個人情感

正如前文提及和劇中所演繹的那樣,在赫德個人看來,自己只不過是在做一些庸常的事情。「如果我得了癌症,這會讓我感到困擾;如果我的妻子跑了,這也會讓我頭疼;至於猶太人的問題……關於集中營,關於……那當然也是問題的一部分。」既然在赫德看來,他對學生的愛情是合理的,那麼獲得最高領袖的信任,為納粹做事也是合理的。既然可以借體制之名,拒絕好朋友的苦命相求,那麼面對「水晶之夜」爆發出的慘痛喊叫,面對集中營里那些慘無人寰的慘劇,這也都是可以忍受的。

導演多米尼克·庫克在採訪中提到,之所以用這種極簡的舞美——三堵水泥牆,三個人物來呈現《好人赫德》,是受到電影《帝國的毀滅》的影響。

在那部電影里,希特勒是作為一個多維度的角色來呈現的。讓多米尼克印象深刻的,是這位惡貫滿盈又懷有「抱負」的罪人在地堡里嘶吼的場景。實際上,在最初的排練中,多米尼克和劇組成員依然採取了傳統的排練方式,當赫德回憶到母親的時候,他的媽媽出場了,情人和妻子亦然。每當回憶的場景出現,舞台在短暫的黑暗過後便會出現這一場景。然而多米尼克發現,這種笨拙的呈現方式並不是他心目中這部戲最佳的表演方式,於是他開始做減法。

既然這是一部關於回憶的作品,那麼這份回憶應該發生在赫德的晚年,他作為納粹的助手,被關在地牢里回顧著自己的一生。原劇15至20個角色的龐大體量,也被多米尼克刪減為三個。主要承擔扮演多個角色的任務,落在了演員莎朗·斯莫的身上。

在《好人赫德》劇情剛開始不久,我們看到,赫德的母親顫顫巍巍地扒著房間的門框,失智的她向兒子尋求幫助,得到的卻是含糊其詞的拒絕;不一會兒,斯莫又變成了仰慕老師的學生,面對老師的告白,他選擇了接受;突然,斯莫站在赫德面前,重複而麻木地執行著納粹的指令,好像一個沒有任何感情的機器人。簡而言之,在這部劇中,通過一人分飾多角,莎朗·斯莫向觀眾展現了她強大而富有魅力的表演。

《好人赫德》的編劇C.P.泰勒所採取的敘事策略看似簡單,實際上頗為先鋒和大膽。

我們清楚,個人的記憶是曖昧而模糊的。當一個人選擇傾訴的時候,面對不同的對象,他/她往往選擇一份可憐巴巴,希望得到對方同情與贊同的說辭,我們的主人公赫德也是如此。「樂隊是1933年出現的。」這是全劇的第一句台詞,納粹同樣在這一年上台。將個人情感和歷史年表進行對應,這無疑在戲劇敘事上是一種破格的行為。《好人赫德》的故事是通過回憶一點點被揭開的,那麼它和文獻劇,和社會問題劇,和其他講述「平庸之惡」與納粹題材的藝術作品之間的區別在哪裡呢?

藉助著大衛·田納特精湛的表演,觀眾可以清晰地在這部劇的敘事中看到歷史的時間節點:1933年,希特勒上台;同年5月,在柏林大學發生了焚書事件;1934年7月,希特勒因無法控制衝鋒隊的街頭暴力並視之為對其權力的威脅,故欲除去衝鋒隊及其領導者恩斯特·羅姆;1938年11月,震驚全球的「水晶之夜」拉開了納粹對猶太人全面屠殺的序幕;1941年,納粹黨魁們開始下令建設集中營。在個人的敘述中,歷史年表被完整地展現了出來。

戲劇放映中場休息後所放映的短片《極平凡,極非凡:C.P.泰勒的工作與生活》中,我們看到了泰勒生前的同事與好友對他的緬懷和回憶。作為一名「社區劇作家」,泰勒致力於呈現的,是歷史陰影下被遮蔽的個人。在這部短片中,有兩點令我印象深刻:泰勒終日在自家花園裡動手搭建了一個小木棚,他一天到晚在那台打字機前不斷地寫下文字,他對音樂,對意第緒語的熱愛擴散到了自己的寫作中。另外一點,泰勒作為一名劇作家,無法理解那些寫作「社會問題劇」的寫作者。劇作和演員的表演恐怕無法探討和揭示具體的某種現實問題或現象。

在多米尼克版的《好人赫德》中,有幾處令我印象深刻的編排

首先,當赫德得知最高領袖讀過自己的書之後,他發出的不是鄙夷之情,而是驚訝和激動。「發自內心的寫作!」他在心裡不斷地重複著這句話。在「水晶之夜」的場景中,導演並沒有通過任何演員的肢體或者多媒體影像,來呈現這歷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而是用了更加殘忍的方式:劇場一片漆黑,被砸碎的玻璃,婦女的喊叫,十幾秒鐘的音效讓人汗毛直立,不看在多人受任何一秒。我們還不要忘記的是,《好人赫德》是一部持續著音樂的戲劇(A full length play with music),在赫德的腦中縈繞著的,永遠是那些美好的樂曲,每當他的人生迎來重要的時刻,這些綿柔曼妙的音樂,這些虛構的樂隊都會出現,然而這一切的一切,都被全劇最後一幕——由集中營里瘦骨嶙峋的猶太人樂隊演奏的場景擊潰了。「樂隊是真的!」他們悲慘地演奏著的,是舒伯特的樂曲。

流血的體制和「遠方」的樂隊

《好人赫德》在2020年的復排並非沒有原因。多米尼克提到,自己之所以選擇在這樣的時間節點重排這部作品,是出於以下三個原因:在舞台上探討「處於道德選擇下的個人」;英國、歐洲乃至全世界右翼主義思潮的捲土重來以及疫情。

當2022年這部劇在哈羅德·品特劇院上演,當2023年9月中國觀眾看到《好人赫德》的放映時,它所凝結和具備的含義,顯得更為豐富和難以描述。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又都是如此熟悉。

「發自內心的寫作!」當面對權威的肯定,面對米爾格拉姆實驗背後代表的權力結構和思潮,我們看到我們的媒體和一個個失智的個人回憶著那些「珍貴的瞬間」,並相信背後偉大的思想。2017年,成千上萬的人們流離在北京街頭,面對這樣的場景,我們看到的是為此開脫的體系和粗暴執行命令的普通人。當《好人赫德》在倫敦線下上演的2022年10月,同時期的國內卻充斥著不堪回首、荒誕、無奈的回憶。

然而樂隊是一直存在的。就像一個個「好人赫德」。赫德是一個可惡的角色嗎?

我想,在多米尼克和泰勒看來,這並非一個絕對的問題,相反,他還有點兒立體,有點兒可愛,有點兒自己的難言之隱。「好人赫德」是我們每個普通人永遠要在生活中面對的母題,更是潛藏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某種基因和元素。在世界如此動盪不安的當下,他可以是搖旗吶喊的好戰者,是相信官方媒體的庸常大眾,是為《辛德勒的名單》打一星的無知者,是面對求助冷漠、為體制開脫、永遠覺得自己沒錯的同事,是公事公辦永遠站在高牆一邊、為自己找理由的執行者,是面對環境咬牙切齒又無可奈何的普通人。

好人赫德啊,如此光鮮亮麗的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呢?泰勒的劇作和多米尼克的導演向台下的我們提出了一個永恆的問題,如鯁在喉:當我們被置於執行者的角色時,我們能做些什麼?

全劇以一種主觀的回憶視點,挖掘出了人性中的一個側面,一切都好像是灰色的。但是在我看來,這份發問並不是沒有希望的,它永遠提示著我們,面對命令和看似別無選擇,無所適從的艱難,我們或許可以從自己的良心出發,讓更多的麻木的「赫德」醒過來,偽善和「道德」可以讓我們失去方向,但真理和良知永遠與它們伴隨,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要等到當我們回顧一切的時候,發現早在當初,我們就可以做出清白、正義和明智的選擇。

-劇終-

杯滿盈

希望能堅持寫下去的戲劇圈邊緣人士

落筆於2023年9月16日

攝製版本放映在中國電影資料館

觀演後

配圖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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