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性與歧視性，近代日本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充斥著罪惡

黑船來航

很明顯，此時的日本民眾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所謂的現代公共衛生，也不知道什麼是現代衛生生活習慣。他們一直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能夠解決自己的溫飽已然不容易，哪裡顧得上什麼衛生習慣。即使明治時期的日本已然開始近代化變革，但畢竟剛剛開始，大多數百姓不講衛生且生活條件極為惡劣，加上日本與海外通商，致使大量外來疾病傳入日本，並開始蔓延。如白喉、天花、霍亂、鼠疫等急性傳染病在日本本土肆虐，要知道這些疾病在當時的西歐都是難以抵禦的，更何況現代公共衛生體系尚未建立的日本呢？據統計，1877年的日本迎來了第一次霍亂大流行，在13000名感染霍亂的病人中，死亡人數竟高達8000多人，死亡率超過一半多。僅在兩年後，霍亂再度爆發，規模遠超前次，有超過16萬日本人感染，死亡人數更是超過10萬。因此日本必須要進行徹底的衛生體系變革，並對民眾的衛生習慣進行徹底改造，才能盡最大可能降低各類疾病帶來的影響。

20世紀初的日本

二、國家對民眾的強制性改造

為應對迅猛的傳染病的大範圍傳播，儘可能降低感染率與死亡率，日本首先決定成立推動現代衛生的政府機構，在中央設立中央衛生會，地方則設置地方衛生會，此後又在各地設立衛生警察。經過數年的發展與整合，最終日本政府建立起了中央衛生局、地方府縣警察部衛生科、市町村衛生組三級組織，將全部國民拉入一套完整的現代衛生管理機構之中。

改造民眾的生活習慣與身體，是日本在短時間內難以推動醫學與科技進步的情況下，能夠盡最大可能推行的一項工作。1880年，日本內務省下發各種傳染病防治手冊，向民眾宣傳傳染病的危害以及如何防治傳染病，政府特意告誡民眾千萬不能隱藏自己患病的事情，一旦得病立即就醫。其實民眾並不是不願意就醫，問題是在當時的醫療與衛生環境下，許多民眾感染疾病後在醫院不但得不到有效醫治，反而因與其他病人同居一室，而加劇病情致死。

1897年，日本正式頒布《傳染病預防法》，以法律條文強制改造民眾，防治法不但將日本各級衛生機構職責做出明確劃分，還將每個日本人都納入政府的管控，政府強制改造民眾由此具有法律效應。20世紀初，日本爆發鼠疫，由於根本沒有治療鼠疫的醫學條件，日本政府只得採用強制措施強行隔斷傳染源與傳染路徑，燒毀一切感染屍體與房屋，以此達到防疫的效果。

鼠疫防治

問題是這樣的強制措施只能臨時發揮作用，無法成為一項長期舉措，控制鼠疫這樣的傳染源明確的病還好，遇到結核病這樣的難以找到具體傳染源的傳染病則很難起作用。當時的日本利用從中國搶掠而來的賠款與資源大肆開辦現代工廠，惡劣的工作環境與飲食條件為結核病的出現與傳播提供了溫床，大量在工廠中做工的工人尤其是女工都患上了肺結核，礦場內男性礦工患病率與死亡率則更高，一時間結核病肆虐日本城鄉，據統計，僅1899一年即有66000人死於結核病，因此這種病被人們戲謔為「國民病」。

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以應對結核病的出現與傳播，首先是禁止民眾隨地吐痰的行為，一旦觸犯則予以重罰。其次是開始投入大量資金用於公共衛生，如開設各種療養院，並開始著手改善勞動者的工作環境。日本政府的一切改造措施無疑都是強制性的，他們認為底層人民是疾病的傳播者，他們惡劣的生活習慣與糟糕的個人衛生使他們滿身都是傳染病源，政府的種種衛生措施也由這種態度出發，愈發的強制性與暴力性。

三、二戰前的身體改造與戰爭

時間進入20世紀30年代，日本社會愈發趨向法西斯化與軍事化，1936年，青年軍官發動「二·二六兵變」，徹底確定了軍方在日本的統率地位。新內閣上台後，日本加緊發動侵華戰爭，並著眼於打造一個能夠源源不斷地提供青壯年兵源的戰時帝國。如果說此前的日本政府著力改造國民的身體健康與衛生習慣，那麼此時軍國體制下的日本政府則更進一步企圖將國民改造成適應戰爭的身體。

日本的二·二六兵變

1938年1月，近衛內閣下令成立「厚生省」，此機構以「體力局」為核心，另有衛生局、預防局等，同年4月，日本政府下發《國家總動員法》，規定在戰時政府有權對一切衛生醫用物資進行軍事化管理。體力局，顧名思義，即以提升國民身體素質為核心的機構，說的更直白一些，目的就是要為戰爭源源不斷地提供強有力的士兵，以完成日本吞併中國乃至東亞、世界的野心與幻想。在這種體制之下，青壯年的衛生習慣與身體健康不再像之前那樣是自己的事情，而被迫成為一種要履行的義務和責任。1939年，針對日本持續上升的結核病死亡率，日本天皇特意下發50萬，用於發動全民性的預防結核運動，但卻未見成效。

隨著戰爭的持續進行，日本感受到兵源枯竭的無奈，龐大的中國戰場將日本拖入戰爭的泥潭之中，急需大量士兵補充前線。1940年，日本通過《國民優生法案》，禁止患有嚴重疾病的女性生育，並以強制手段推行絕育手術，以提升日本新生人口的質量，這顯然是非人類的惡劣行為，但在當時的日本，卻因罪惡戰爭的發動而得以推行。日本政府的種種行為，已然完全不顧公共衛生體系建立的「初心」，而是使公共衛生服務於戰爭機器。

日本士兵

文史君說

跨入近代之後的日本政府，面臨糟糕的衛生環境，開始藉助西方醫學對日本國民與社會進行強制改造，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於本身資源的缺乏與醫療水平的低下，日本政府只得以強制性、暴力性的措施推行衛生體制與改造運動。但改造國民衛生習慣的舉措在二戰時期徹底變味，成為為戰爭服務的工具。儘管戰後的日本不再繼續推行此類政策，但日本的錯誤做法毫無疑問為後人提供了教訓。

參考文獻

孫志鵬：《近代日本公共衛生制度與身體生產》，《外國問題研究》2020年第4期。

權彤、石濤：《近代日本的疫病與防治管理制度探析》，《史學集刊》2020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本文為文史科普自媒體浩然文史原創作品，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本文所用圖片，除特別註明外均來自網絡搜索，如有侵權煩請聯繫作者刪除，謝謝！

浩然文史是全博士團隊文史科普自媒體，全網主流平台文史類優質作者。讓專業的歷史更有趣，讓有趣的內容更有深度。古今中外，考古文博，更多內容請關注我們的同名公眾號（id：haoranwen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