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蕩寇謀略：既然外交談不攏，那就和日本斷交，準備戰爭

洪武初年，倭寇利用政權更替的空隙大肆侵擾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給沿海地區的居民帶來了無窮的困擾。但此時的大明朝正像剛出生的嬰兒一般，一切都是剛剛確定，但一切又是如此的脆弱，以致於朱元璋始終無法集全部武力消滅倭寇，只能通過妥協式的談判手段來解決，而這正好為中日之間的談判提供了時機。

倭寇

經過中日之間的一番交涉之後，1371年10月，日本懷良親王派遣使臣趕赴南京，以表達日本對大明的恭敬之意。無論是使臣向大明進表文（下對上的一種恭敬的文體），還是向大明進獻各種貢品，種種現象都表明，此時的日本正對大明表現出臣服之意，朱元璋十分高興，重賞了日本使團。1372年即洪武五年，朱元璋派遣天寧寺住持與瓦官寺住持兩位德高望重的大僧護送日本使臣歸國，至此大明建立之後中日的第一次交涉算是順利結束。

日本使者上表

二、倭寇不除，中日不寧

朱元璋是白手起家打下江山的開國帝王，他派遣兩位大僧護送使臣返回日本，其目的必然不會是護送那麼簡單，而必有其他的隱秘性任務。事實上，兩位住持的確得到了朱元璋的密令，那就是在護送使臣返日的過程中，利用日本也崇尚佛法的機會，責令日方清剿倭寇，以解決大明目前的心腹之患。

理想雖然十分豐滿，但現實卻是兩位僧人一到日本，便因日本南北之間的內亂，被日本北朝軍隊扣押，直到2年後的洪武七年才返回大明，其任務自然也隨之泡湯。

皇帝和高僧

朱元璋十分生氣，他責令中書省立即撰寫對日國書，對日本以下犯上的悖逆行為予以嚴厲批判，並指責日本故意逼民為寇，縱民為盜，使其為禍一方。隨後懷良在洪武九年、十二年、十三年先後三次派遣使臣來華，但其態度早已不復第一次來華時的謙恭，表示臣子身份的「表文」也不再遞交，似乎要與大明平起平坐。而且對於大明清剿倭寇的要求，日本不但沒有理會，反而大明的倭患一年比一年嚴重，可見日本根本沒有將朱元璋的要求放在眼裡。

倭寇

1380年，朱元璋再度派遣使臣出使日本，在國書中朱元璋以最為嚴厲的語氣批判日本的錯誤做法：「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乎！」朱元璋在文書里甚至直接詛咒日本遭殃，可見其對日本的憤怒。

朱元璋本想通過國書對日本造成震懾之力，卻沒想到日本反而以更加挑釁的態度反擊，朱元璋在蒙古討日失敗的教訓之下，也只得咽下了這口惡氣。1386年胡惟庸案發，朱元璋在其罪名中加以「通倭」大罪，並將其黨羽全數誅殺，自此朱元璋通過談判與日本交涉倭寇一事完全失敗，隨後將重心轉移到了海防事宜上。

明朝使者在日

三、中日外交的表與里

洪武年間的中日來往，雖然只有短短十數年，但卻經歷了從隔離到交往到朝貢到絕交的複雜過程。對於這段外交故事，僅僅用傳統的朝貢外交的說法，是難以解釋的，因為朝貢外交之下，向中國稱臣朝貢的國家不可能會做出日本這樣的「悖逆之事」。從日本方面來說，儘管在其第一次派使臣來華時已經表明了朝貢的意思，但對中國的要求卻置之不理，反而以挑釁的方式回絕中國，這顯然是有悖於朝貢外交的。

就當時的大明政府而言，所謂的「萬國來朝」的歡騰局面固然是人所樂見，但對於百廢待興且外患重重的新生政權來說，最首要的事其實只有兩個字，那就是「安全」。只有國家安全穩定了，一切才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對朱元璋來說，無論日本對大明是否稱臣，只要能夠解決掉東部沿海的倭寇大患，大明方面就算達到了外交目的。如果將中日之間的外交劃分為面子和里子，面子即傳統的朝貢外交，日本向中國稱臣納貢，那麼里子就是日本在大明的要求下平息倭寇之亂，但就真正的歷史走向來看，顯然日本沒能夠平息倭寇之亂，里子既然都沒有了，那麼面子也就不復存在了。

直到嘉靖時期倭寇才被戚繼光平息

文史君說

兩國外交既需要維持場面與榮譽的面子，也需要達成關乎兩國實際利益的里子，而就剛剛建立的大明王朝來看，里子顯然遠比面子重要。這其實也可以為當今複雜多變的外交局面提供一些歷史上的借鑑，當外交損害到了實際利益，淪為維持面子的工具時，那麼主權安全與核心利益也將不復存在。

參考文獻

趙軼峰：《重談洪武時期的倭患》，《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

馬光：《面子與里子：明洪武時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論》，《文史哲》2019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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