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小说及其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官员判处死刑犯“秋后问斩”，甚至以此还衍生出“秋后算账”的俗语。
那么，古代为何要“秋后问斩”呢？“秋后问斩”的起源自哪朝哪代？
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说，这是法学中的【行刑时效（The execution limitation）】和【死刑执行制度】问题，属于“中国法律史”研究范畴。
网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很多，我查阅一下相关的文献，发现网上文章的解答，都不怎么尽如人意，所以，也撰文讨论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二）
关于“秋天行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左传》中，也即所谓的“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在经典文献《礼经》中有“春夏止狱宽种囚，秋冬严刑铸囹圄”的记载：
《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安萌芽，存诸孤，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诉。仲夏之月，宽重囚、益其食，仲秋之月，申严百刑，斩杀必当，仲冬之月，筑囹圄，此以助天地同芷也。
可见先秦统治者认为，天时和人间的法律息息相关，法律要顺应天时，总的来说要“春夏恤民，秋冬治民”。
其实，不但法律，就连官职、制度也跟春夏秋冬有关，比如：《周礼》中的官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大类。
总的来说，这是中国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到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2.0版本”，也即“天人感应”之说，他认为王政要顺天时，否则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主张“春庆、夏赏、秋罚、冬刑”：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
《汉书·董仲舒传》：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春者，天之所以生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
我们知道，汉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董仲舒所提出“德主刑辅”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因此，“春庆夏赏、秋罚冬刑”渐渐成为一种司法制度确立下来。
其实，“春庆夏赏、秋罚冬刑”这也不完全基于虚无缥缈的“天人感应”，也有很现实的因素——不耽误农时。
我们知道死刑案古往今来都是重大那件，这样就会牵扯很多证人，而且古代断狱叛案的时间非常长，而且如果在春夏断案、繁琐冗长的司法程序会耽误农民的农业生产。
引自，注1，
所以，并不是如网上一些文章所说“春天定罪，秋天问斩”，而是整个法律诉讼程序在秋冬时节进行，特别是牵扯众多证人重大案件，以免耽误农时。
正如《后汉书·鲁恭传》所言：“春夏断狱”是“上逆天时，下伤农业”。
其实，“春庆夏赏、秋罚冬刑”只是一种理想化中的制度，并不是所有时候都严格执行，也不包括十分罪大恶极的犯罪，如：谋反、忤逆等等。
比如我们熟知的元代戏曲《窦娥冤》，窦娥谋杀亲夫的罪名成立，就在六月行刑，所以下起了“六月雪”。
另外，古代还有很多学者对制度提出了批评。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他著名议论文《断刑论》就抨击“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虚伪又荒唐。【注2】
《断刑论》其千古名句是：“赏务速而后劝，罚务速而后惩”，奖赏和惩罚都要快速，才能起到勉和励警戒的目的。
（三）
综上所述，所谓的“秋后问斩”只是中国古代“春庆夏赏、秋罚冬刑”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春庆夏赏、秋罚冬刑”的思想起源于先秦，反应了古代“代天行罚、敬顺天时”的“神判观”，在汉代，“春庆夏赏、秋罚冬刑”经过儒家提倡，作为一项司法制度慢慢确立下来。
之后，被之后历代王朝继承，在明清发展成“秋审”与“朝审”制度——相当于今天的重大案件复核程序，“秋审”在秋天举行，“朝审”在霜降以后举行。【注3】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决定了百姓温饱，是国家主要税收来源，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古代审判重大刑案，耗费时日良久，往往牵涉多人，统治者必须要考虑，春夏是农事季节，在这个季节断狱势必影响农业生产。
所以，汉代所确定的“秋冬断狱行刑”的制度，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以期达到“上顺天时，下安农业”的目的。
网络上有些文章说，秋冬行刑可以组织农闲的农民观看，起到震慑犯罪，肃明法纪的作用，可能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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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张晋籓（1982），《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页167
- 维基文库——柳宗元《断刑论》，from：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6%96%B7%E5%88%91%E8%AB%96
- 高岚（2016），《浅谈中国传统法文化之春夏与秋冬》，人民法院报，201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