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和日本都出現了支持本國企業撤離中國的聲音，在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停擺、全球經濟即將陷入深度衰退、逆全球化思潮再起的背景下，這些聲音讓人頗感憂慮。
實際上，這些消息有一定的誇大成分。首先，美國政府並沒有要求在華企業撤離，這只是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在回答如何避免過分依賴中國製造時的一個建議，即可以向美國公司支付搬家費用，支持他們搬遷回來。但這並不代表美國官方的立場。其次，日本政府確實推出了「改革供應鏈」項目，打算提供2435億日元項目經費，資助日本製造企業撤回，但並未指明中國，涉及的主要是日本對國外生產依存度較高的企業，包括零部件、原材料、口罩、酒精消毒液、人工肺等國民健康相關產業。
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擁有自主決策權力，他們會權衡成本收益之後再做出留下或撤離的決定，而不會圍繞政府的指揮棒運轉。從目前情況來看，由於很難在全世界其他地區找到類似於中國這樣得天獨厚的生產條件，外資企業撤離的動機並不強。
過去40年來，中國依靠低廉的勞動力和強大的工業基礎迅速嵌入全球產業鏈，並藉助加入WTO契機成為當之無愧的中樞國家。在人力成本逐漸上升之後，中國又憑藉上下游的關聯效應以及規模經濟優勢，在全球產業鏈上的權重繼續加大。此後隨著人均GDP的不斷增長，中國的市場優勢又開始凸顯，這些都對外資企業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不可否認，近幾年來，受人力成本上升和中美貿易摩擦影響，確實有一部分企業開始向東南亞等國家轉移，也有中國企業到已開發國家進行投資，但與中國龐大的生產能力相比，這些並未成為主流。在疫情衝擊之下，企業撤離中國的風險只會更大。因為在全球陷入「大封鎖」、需求急劇萎靡的情況下，企業的第一目標是活下去。搬遷需要大量資金，但不少企業已經出現現金流斷裂，很難冒風險搬遷至一個成本更高的地區進行重複投資。而跟這些投資比起來，政府能夠提供的搬遷費可謂杯水車薪。
這種情況下，美國和日本仍然會出現鼓勵企業撤離中國的聲音，根本原因在於對不確定性的擔憂，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對生產成本的考量。
首先是因為產業鏈過長導致脆弱性增加。過去近幾十年的全球化以產品內貿易和生產一體化為主要特徵。原本在一個國家內部完成的生產過程，分割成諸多細小模塊，再分散到不同國家。目前全球中間產品占全部貨物貿易量占比已經超過一半，幾乎所有國家都被產業鏈和供應鏈緊密聯結起來。但疫情一來，鏈條長的產業首當其衝。而當這些產業鏈都跟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時，其他國家很容易產生「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想法。
其次是因為各國之間的不信任感上升。中國製造體量過大，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從而形成了一個舉世無雙、行業齊全的工業體系，能夠生產從服裝鞋襪到航空航天、從原料礦產到工業母機的一切工業產品。一些國家將本國產業空心化、失業率上升等歸咎於中國。疫情暴發之後，不少國家的防護用品和醫藥原材料主要靠中國供給，這也導致他們的不安全感上升。
所以，儘管短期內外資企業撤離並不會成為主流，但在疫情之後，不排除不少國家會對產業鏈政策作出調整，以構建更獨立、更完整、更安全的產業鏈。正是從這一角度看，不少人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歷史分水嶺的作用。
如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副主席奧尼爾認為，疫情正在破壞全球製造業的基本原則，很多公司將會考慮縮小規模，並布局多個國家的供應鏈，總之會犧牲一部分利潤，來換取供應的穩定性。畢馬威的一份研報也指出，疫情之後，全球產業鏈將會智能化升級和重構，以提高應對突發情況的彈性和速度，產業鏈供應商布局也可能變得更加多元化，以降低風險和對特定供應商的依賴程度。如果這一判斷成為現實，這意味著未來美國和日本企業撤離中國的規模或將擴大，依託於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全球化進程將會出現停滯或逆轉。
中國是過去這輪全球化受益者之一，也是現有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上重要的中樞國家，如果未來全球化受阻或產業鏈重構，中國無疑將會受到巨較大衝擊。我們對此必須予以警惕，並儘量避免這一情況發生。
4月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了「六保」的目標，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是其中之一。事實上，領導人在不久前召開的G20特別峰會上明確倡導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在同德國總理和美國總統的通話中，也呼籲要全力維護產業鏈的開放、穩定、安全。
如果要實現這一目標，根本路徑在於重建各國之間的信任感，以此降低未來的不確定性。這就要求我國要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持續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同時還要加強國際合作，繼續倡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避免逆全球化思潮升溫。（ZGYHB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