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管理教育的基本模式可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末期。這個模式既靈活又有韌性；在這個模式下，商學院的課程和教職員的研究一般都滿足到了學生和僱主的需要。假如沒有了商學院，我們習以為常的很多管理架構和概念根本就不會存在，從麥可•波特的五力分析模型，到資產定價和金融方面的諾貝爾獎著作，到克萊頓•克里斯坦森的顛覆性創新理論，再到藍海戰略以及目前備受爭議的代理理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正在對企業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要他們帶頭尋找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並且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者。隨著這些壓力的增加，傳統的商學院模式已經顯得過時了。商業變革的步伐遠比商學院快了很多，導致公司和一般集體企業的領導工作變得極其複雜，讓越來越多的MBA畢業生應付不來。
要想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里繼續作為一股「善的力量」，商學院就要直視商業所面臨的挑戰，並對教學內容和研究方向作出相應的調整。這些挑戰可分為三大類：
利益相關者的多樣性
如今，企業不僅要有更明確的目標，還要了解並權衡廣大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此，商學院必須研究出利益相關者式資本主義的必要技能，然後把這些技能教給學生。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近期發表的聲明和《達沃斯宣言》表達了成員公司的意願：承認並推進多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而不是僅僅接受「股東至上」的觀點。若要實現這些良好的意願，商學院應該：
教導學生了解利益相關者式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含義。
設計一些課程，好讓學生了解到所有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和關切，而不是為了提升股東價值而只把他們當作一些必須應付的工具性群體來看待。
創建新的指標，以衡量企業在多大程度上顧及到了廣大利益相關者的需要。
研究並設計出新的反饋機制（比如新的管理會計方法和利益相關者會計方法，新的投資表現衡量方法，用來推進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並創建相關激勵機制的新合同結構等等）。
除了這些明顯的變化之外，利益相關者式資本主義也要求企業在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作出更明確的權衡。雖然政府可以為企業提供一些指導，但是誰將從中受益，最終必須在更大程度上由企業來決定，而商業領導者也要在決策過程中主持公平。
這意味著什麼呢？「管理公正」這一術語定義的就是公正；也就是說，一直以來負責管理商業（也就是「MBA」中的「BA」那部分）的MBA畢業生，如今也要從公正的角度進行判斷。
不幸的是，以經濟學、數據科學或者心理學為根基的傳統MBA工具箱都無法充分地教會學生思考公正方面的問題。這意味著，商學院必須對課程的內容進行一番重新審視和擴充，而且至少也要聘請一些有歷史、哲學和人文背景的思想家和教師，以擴大教學範圍。畢竟，公正的概念比凈現值複雜得多了。
氣候變化的現實
如果企業必須立即靠自己的能力來對抗氣候變化，或者在過程中與其他企業、政府和社會合作，那麼商學院也就必須立即幫助學生做好準備，以應付這些問題。商學院應該向學生傳授氣候變化方面的科學知識。不過這樣一來，MBA的課程和學科範圍也就必須進一步擴大了。如果要讓投資者在設定投資標準和計算凈現值時把環境問題考慮在內，那麼作為教師和思想家的我們就必須先把相關技能學好，然後把這些技能教給投資者。
但是，我們除了要為畢業生配置一套經過擴充的管理工具箱之外，還要教未來的商業領導者怎樣與別人合作，以實現更大的社會目標和系統變革。這意味著，我們要探討如何平衡成功的兩個核心驅動力——競爭與合作。
對大部分商學院來說，競爭依舊是最主要的驅動力。作為商學教育的聖經，麥可•波特的名著《競爭戰略》（Competitive Strategy）從1980年出版至今都保住了這一地位，還被譽為非贏即輸的環境中的成功手冊。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商業已經開始脫離這個模式了。波特後來在其著作《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中提出的「共享價值」概念和亞當•布蘭登勃格（Adam Brandenburger）和拜瑞•內勒巴夫（Barry Nalebuff）在1996年出版的經典巨作《協同競爭》（Co-opetition）都認可了合作的可能性。儘管如此，商學教育目前更關注的仍然是競爭而非合作，而學生在這個模式的教育下取得的是私有的成功，而不是公有的利益。
這樣的做法是不可持續的。若要解決2020年的問題，各個系統就必須發生全面的改變。舉個例子：氣候問題是由食物、水、能源消耗和供應鏈產生的。要想讓學生領導系統級變革的工作，他們不僅要理解複雜系統的運作，還要了解一些幾乎解決不了的問題是怎樣在多個不同力量的相互交織下形成的。使用簡短的案例研究或者PPT演示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學生們的視野必須放遠到他們當前的工作崗位之後，以考慮到那些需要由多個年代的人來解決的問題。他們必須了解到其他領域的領導者的需要，還要想方設法與他們進行協商、調解和合作。儘管今天的多數商學院對這些技能不予重視，但是鑒於上述的原因，商學院課程的核心項目必須把它們都包含在內。
包容性的必要性
如今，企業被要求變得更具包容性，所以商學院也要跟著提升包容性。現有的研究足以表明，多元化的工作環境能產生更好的效益，但是除此之外，我們現在就必須錄取和教育未來25年的領導者。到了2045年，世界將在哪些方面更需要管理和領導技能呢？
很多商學院正在努力提升性別平衡，但是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在多數美國商學院裡，美國人目前占了學生人數的60-70%，但是到了2045年，美國人占全球商業領導者的比例幾乎肯定會下降。所以，我們需要知道哪些區域的下一代人最需要用到管理技能，然後積極地在這些區域找到和訓練人才。這個需要體現在我們的學生構成中：在我們的商學院，非洲人占了學生人數的13%，比2%的平均比例高了一些。我們作出這項承諾，除了是為了讓非洲未來的領導者獲益之外，也是為了確保我們班上的其餘87%學生都了解到這個重要區域的狀況。
要想真的提升包容性，我們就必須徹底放棄MBA排行榜現有的成功指標——薪水。在《金融時報》的MBA排行榜上，MBA畢業生畢業3年後的薪水占了總分數的43%；比起其他榜單，這一比例已經算低的了。然而，《金融時報》自己的數據表明，男性MBA畢業生畢業3年後的薪水比女性高出16%。我們的數據也表明，地理和領域方面的差異則更為極端。
商學院的領導者常常聲稱要提升多元化，還在社論上主張，企業必須擺脫股價主導地位。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表彰商學院在性別、地理和行業方面的同質性，繼續任由別人用這些指標來衡量我們的成功呢？更虛偽的是，這些指標常常會出現在我們用來宣揚多元化和包容性這兩種美德的期刊裡面。
在二戰結束後的數十年里，國家政府帶來的穩定性與和平讓商業建立起了私有的財富，而商學院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些商學院在二戰期間為了打贏戰爭而進行了創新，接著又在二戰結束後通過創新爭取到了多年以來的和平；這一切展現出了商學院的巨大勇氣（參見傑弗里•庫薩克（Jeffrey L. Cruikshank）關於哈佛商學院歷史的著作）。
但是到了2020年的今天，商業的使命已經擴大了很多，所以商學院的使命也得擴大。商學院和商業一樣，都可以通過創新來實現世界的長遠繁榮——這就是社會的要求。正因如此，商學院的領導者必須像80年前的前輩們那樣，展現出同樣的勇氣。
彼得•圖法諾（Peter Tufano）|文
彼得•圖法諾是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的 Peter Moores 院長，也是哈佛商學院的前教授。
他是 Commonwealth 的聯合創始人，該社會企業致力於建立解決方案，以保障人們的財務安全。
歐明謂|譯 周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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