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興無：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序《沙公臨古》

然而胡小石先生的境界決不囿於臨古的傳統，他不僅和古人一樣，以臨古作為書法藝術和人生感慨的表現形式，而且以臨古的方式再現中國書學和書法藝術的歷史與精神。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胡小石先生於古文字學、楚辭學、中國文學史、中國書學史等方面多有創辟，而臨古是開創中國書學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早在1934年，先生就在金陵大學開設中國書法史課程，其講義《中國書學史》堪當中國首部。先生晚年又撰有《書藝略論》《論書小記》等，概述了他的書學見解和理論。因此，先生的臨古工作，貫穿了他研究中國書學史的全過程。正如學術研究必須基於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一樣，先生系統臨古的意義在於：他以堅實的考古方式和深刻的藝術感受來印證自己的書學史觀，勾勒中國古代書法發展的脈絡，並且以現代學術方法發展了自清代以來的書學理論。

中國書學至清代發生丕變。清代經史之學重視金石考證，加之出土文獻日增，學者對古代鐘鼎彝器、碑版、墓誌、磚文、簡紙等考古史料的研究蔚然成風。相比之下，由古代書札法帖重鉤屢翻的刻帖，被目為「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故宋明以來傳承刻帖的書風已難以滿足書法藝術復古創新的要求。有清一代，除鄧石如、何紹基、楊沂孫、吳大澂等書家摹寫漢唐碑刻乃至鐘鼎文字，創新書風之外，在書學理論的創發方面，有阮元（1764—1849）撰《南北書派論》及《北碑南帖論》，以南北朝分判碑、帖兩派，視南派為「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尺牘」，北派為「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呼籲振興北派，奠定了清代碑派書學的史觀和理論。晚清光緒年間，又有康有為（1858—1927）撰《廣藝舟雙楫》，系統建構了碑派書論，推崇北碑。故清代學術以經學反對宋明理學，清代書學則以碑學反對宋明帖學。

對於清代的書學成就，最為胡小石先生推崇的，是其本師李瑞清先生(1867—1920)。先生字仲麟，號梅庵，與康有為同榜進士，參加光緒二十一年（1895）「公車上書」。後任兩江師範學堂學監，胡小石先生師從焉。清帝遜位，先生以遺民居海上鬻書，自稱「清道人」。《中國書學史》曰：「清代碑學鄧石如始之，本師成之。」論其書學以臨古為根本，以經學為理論：「先生之佳，在書才之大，古今未有及之者。米襄陽善摹古，然惟面貌，而所得家數可數出也。先生自同光推及上古三代，每一字一刻，偶一臨摹，即得其神彩筆法。……先生本經師，治《公羊》，晚年以治經之法論書，從眼觀手摹中分別時代、家數、前後系統與影響。」由「春秋公羊學」主張追跡上古三代，以文質交替和損益變通看待歷史變遷，所以清道人主張「學書之從篆入，猶為學之必自經始」。進而追溯殷墟龜版與兩周彝器，從上古至隋唐，分判中國書法為十個流派，按照「公羊學」的歷史法則闡論書法演變的規律。其《玉梅花庵書斷》曰：「大約殷尚質，周末文敝，秦承周，後反之文，從殷之質。」在書法實踐上，清道人亦能超越碑派籓籬，以臨古的方式融合碑帖，其《玉梅花庵臨古各跋》曰：「余幼習鼎彝，長學兩漢六朝碑碣，至於法帖了不留意……沈子培先生勖余納碑入帖……因以暇日稍稍研求法帖。酷暑謝客，乃選臨《淳化閣》《大觀》《絳州》諸帖，其不能得其筆法者，則以碑筆書之。」所謂「以碑筆書之」，即探求南北書風與碑帖書法在書學史上的繼承與融通之處，如雲晉武帝《省啟貼》「以齊篆作草，寬博遒古，懷素《自敘》出此」，雲《晉元帝》《明帝》二貼「解此書之妙，則周鼎漢碑皆晉帖也」，雲王獻之《送梨帖》「大令草出於篆，然其縱者已開唐派」。他已經關注當時出土的漢簡書法在書學中的價值，如臨《淳化法帖》曰：「章草久已無傳，余近見《流沙墜簡》，欲以漢人筆法為此體中興也。」因此，異於阮、康二氏嚴分南北，尊碑抑帖，清道人通過臨古，從「筆法」這一書法的基本表現方式中探知碑帖的內在聯繫，因而形成了貫通碑帖的書學史觀。

胡小石先生繼承發展了清道人的書學。他反駁了世人以清道人「惟能摹仿」的謬見：「不知此存古而傳於後，如惠棟經學之功。」他稱讚清道人的臨古「能見其源流，自高臨下，自金文以及於帖，所臨自當高出人人也，此書學史之一新境界」。所以，胡先生闡明了臨古的學術價值與意義，將臨古定義為書學史的基本研究方法。作為現代書學史的開闢者，胡小石先生注重運用考古學和歷史學的方法，將臨古提升到一個更新的境地：通過臨寫出土文物的書跡，從筆法中體會、驗證字體的演變；通過臨寫六朝碑版法帖，從結體中體會、印證書法風格的變遷。宗白華先生評價這樣的方法說道：「胡先生根據最新材料，用風格分析的方法敘述書法的演變，以文化綜合的觀點通貫每一時代的藝術風格與書型。」如果對照他的書學史論述，則可以更加深入系統地理解他的臨古成就，欣賞他的臨古作品。

胡小石先生撰有《古文變遷論》《甲骨文例》《金文釋例》等論著，於古文字學多有建樹。但與文字學研究文字的形音義不同，書學史關注的是字體中用筆方法的歷史。通過系統臨寫甲骨、金文和秦漢文物上的古文字，胡先生將方筆和圓筆確立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兩大基本筆法系統。他指出，方筆與圓筆的差異，除了形貌之外，在於用筆的使轉與收鋒。「方筆之使轉為折，斷而後起，以形譬之，如折釵股。圓筆之使轉為轉，換而不斷，以形譬之，如屋漏痕。方筆收鋒曰外拓，圓筆收鋒曰內擫。」作為筆法的方筆起於古文字，圓筆起於大篆，皆有文物印證。《書藝略論》曰：「自殷至西周早期銅器上所見方筆用折之文字，相當於古文。可舉大盂鼎為例。甲骨刻辭亦屬此類。……自西周中葉以下至東周早期銅器上所見圓筆用轉之文字，相當於大篆。可舉散氏盤、毛公鼎為例。著名之石鼓文，即東周初年之銘刻。」

對秦篆以下諸體而言，他從秦詔版、虎符以及西漢鐘鼎銘文、流沙墜簡等書跡的臨寫中把握了曲折與波磔兩種筆法變化，以此確定秦篆向隸書、隸書向分書的字體演變。《論書小記》認為，秦篆與大篆為一系，因為從諸多出土文物的書跡上，看不到筆法的變化：「秦篆按時代先後，由石鼓文、秦公敦、大良造鞅量、相邦呂不韋戟、新郪虎符、陽陵虎符、權量詔版，迄諸山石刻，證明從大篆到小篆是一系，變更不多。」但是篆書演變為隸書，筆法則由曲變直；隸書再進而演變為八分書，筆法則出現了波磔；八分又變為章草，筆法則簡易快疾。《書藝略論》曰：「二世元年詔版文字，有作小篆者，有化曲筆為直筆而更簡易可速書者，此即當時新興之所謂隸書。隸出而篆微，實古今文字史上大轉折點也。」「隸書既成，漸加波磔，以增華飾，則為『八分』。其起源可早至漢武帝時。……隸加波挑，而行筆又加簡疾，則為章草。其起與『八分』殆可同時，亦在西漢。今征之西陲居延木簡，可以證之。」觀其《節臨敦煌漢簡兩種》題識曰：「簡出漢武之世，諸簡年代蓋無早於此者。」又曰：「此簡書勢亦出西漢。」這些斷語皆是胡先生臨古時對筆法變化的體悟。

節臨西周魯侯尊銘文（胡小石）

對於漢魏以下真行草書諸體的形成與流行，阮元《北碑南帖論》認為是東晉尊帖的風尚所致，因為漢魏六朝皆推崇隸書碑榜，而晉室南渡所攜皆帖，遂以鍾繇《宣示表》等為江東書法之祖，今傳《閣帖》中鍾繇、二王等人的書法皆是帖書，由於「惟帖是尚，字全變為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但是胡小石先生通過臨寫西域出土的漢晉簡紙文書，得出了漢晉之時隸、真、行、草諸體漸成而並行的論斷。《中國書學史》曰：「《淳化》及各種《閣帖》，或有真偽優劣，然不能言當魏晉中無真書。今就漢晉木簡觀之，漢代已偶見真書矣……真書之體減省分勢，是自秦至此，書體之變化，破篆為隸，隸華飾為分，分之減省而為真書。鄯善吐峪溝所出經卷遺字為真書。樓蘭故址古文書、李柏書牘為真書。若元康六年、永嘉六年，俱為真書。書而已行於晉是證。《閣帖》固為模寫，而非偽也。阮芸台輩之非《閣帖》，證以木簡，可明之矣。」《書藝略論》中也強調：隸、分、真、草各體的形成固有先後，「然並非前一體滅絕，其他一體始代興。實際上，隸、分、真、草可以同時並存，亦可以一人兼擅。昔阮芸台作《北碑南帖論》，力主閣帖中魏、晉人書為依託，其言甚辯。然惜其不生今世，令觀本世紀各地出土遺物，得一釋其疑也」。由本集可見胡先生臨寫樓蘭出土魏晉殘紙甚多，於此多有考察體會，其中《節臨樓蘭魏晉殘紙〈五月二日濟白帖〉》二紙皆題「足為叢帖張目」一語，因為他認為此紙書跡足證兩晉之交草書字體的流行。

和清道人在書法技藝與風格上融合碑帖不同，胡小石先生臨寫南北碑帖，旨在從結體的變化把握南北書風的異同與分合，並在文學與文化變遷的大歷史背景中，揭示南北朝至隋唐書風變遷的過程。所謂結體是指同一書體的書寫中呈現出的結構風格。《中國書學史》曰：「書之結體，一如人體，手足同式，而舉止殊容。言結體者，首辨取勢之縱橫。縱勢者，行筆向上下伸張，增字之長。橫勢者，行筆向左右伸張，增字之闊。主縱主橫，往往與時代有關。殷周至秦縱勢多，漢魏晉南北朝橫勢多。」後來胡先生在《書藝略論》中，以「八分」的概念指代結體的縱橫程度，或稱「分勢」。他特別指出：「欲掌握中國書學史之關鍵者，不可不先明『八分』。」「八，別也，像分別相背之形。今人言八，猶以拇指與食指分張，示相背之意。故知『八分』者，非言數而言勢。此等筆勢，已屢見於殷周間方筆之古文。蓋字形有以波挑翩翻為美者。」由此，胡小石先生分判鍾繇與王羲之的書風及其對南北朝的影響：「書家以鍾、王並稱。吾輩不當求其同，而當求其異。所謂異者，即二家書體中所含分勢之多寡懸殊也……鍾書尚翻，真書亦帶分勢，其用筆尚外拓，故有飛鳥騫騰之姿，所謂鍾家隼尾波也……王於鍾，而易翻為曲，減去分勢。其用筆尚內擫，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拓直下』之法……此二家之異也。其後鍾為北書之祖，而王為南書之祖。北朝多師鍾，故真書皆多分勢，乃至篆書亦以分意入之……『八分』在書史上占有極長之時間，即至今日，其勢尚在。今人作書亦不能避去撇捺之筆也。鍾、王而降，歷代書人每沿此二派以為向背。」故觀其《節臨東晉王羲之〈曹娥碑〉》題識曰：「右軍學鍾者。」此即「王於鍾」的繼承。《節臨東晉王羲之臨本〈宣示表〉》曰：「王臨，故波磔少翻。」此即「易翻為曲，減去分勢」。

節臨樓蘭出土晉紙《五月二日濟白帖》（胡小石）

由於「北朝多師鍾」，故胡先生形容北書結體開張方正而非跳躍圓轉，如《節臨三國魏鍾繇〈薦季直表〉》題識曰：「已為北齊啟行。」《節臨北魏〈安定王造像記〉》題識曰：「方重為洛派之正宗。」《節臨北魏〈杜遷等廿三人造像記〉》曰：「方峻而能流美。」《節臨北魏〈刁遵墓誌〉》曰：「陶稷山（浚宣）得其溫厚。」皆雲其繼承鍾書之分勢，結體沉穩厚重。

儘管南朝禁碑，所存寥寥，但是胡先生對於南朝尊王書風的推定，一則根據對二王法帖的臨寫，二則根據對南碑的臨寫。《書藝略論》曰：「今南京北郊所存梁《蕭憺碑》及《蕭秀碑陰》，書人為貝義淵，固與（王）褒同時。豐碑巨製，有烏衣子弟風度，實南書之矩鑊。」觀其《節臨南朝梁〈安成康王蕭秀碑〉碑陰》題識曰：「秀整真見江左風流也。」又《節臨南朝梁〈始興忠武王蕭憺碑〉》二紙贊其「有烏衣之雅致」「高秀」。而「秀整」「高秀」「挺秀」「竦秀」諸語多為先生用於評價南朝書風。

胡小石先生認為，北朝書風總體上表現為質實樸拙甚至流於粗獷，不夠精妙。故其《節臨北魏〈鮑纂造石浮圖記〉》題識曰：「氈裘之習宛然。」《節臨北魏〈大代修華岳廟碑〉》題識曰：「實不能如中嶽靈廟耳。」《節臨北魏〈韓顯祖等造塔像記〉》曰：「拙處不可及。」《節臨北齊〈崔頠墓誌〉》曰：「北書之至質樸者。」至南方士人進入北朝，帶去「減去分勢」的江左書風，引起了北朝書風的變革。《書藝略論》曰：「自元魏分裂以為東西以來，鄴下晉陽書風，有一部忽趨秀髮。此殆因有南方士族流入，薰染所致。洛下長安，保守舊習之力特強，其末流書勢崚嶒，如趙文淵之《華岳頌》，漸不為人所好。故王褒入北，而北人群習褒書。」《論書小記》曰：「《黑女》可謂啟東魏南風之漸。東魏書最早近南風者，有《高湛墓誌》《敬使君碑》《劉碑》等（後兩碑實一人書），皆與西魏殊異。西魏至北周，政治承洛陽，書風亦同，分勢特多。其流為獰獷者，如趙文淵之《華岳頌》。迄至北周愍帝元年所立《強獨樂造像碑》，始入南格。」故胡先生臨北魏碑，特舉其中秀峻精美一脈，觀其《節臨北魏〈韓顯祖等造塔像記〉》題識曰：「此北書之至精美者。」《節臨北魏〈司馬紹墓誌〉》曰：「刻削，書中之申韓。」《節臨北魏〈孟敬訓墓誌〉》題識曰：「北書之最秀逸者。」《節臨北魏〈張猛龍碑〉》曰：「峻削，是書中之申韓。」《節臨北魏〈賈智淵妻張寶珠造像記〉》曰：「風神大似王典籖也。」而於東魏時期南風之漸至為關注，故其《節臨北魏〈張黑女墓誌〉》題識曰：「下筆有靈妙之感。」《節臨東魏〈敬使君碑〉》一紙曰：「已漸南風。」一紙曰：「與劉碑造像同出一人。」《節臨北齊〈劉碑寺造像記〉》曰：「尤密於《敬使君》。」《節臨西魏〈杜照賢造像記〉》題識曰：「與洛下書大異。」《節臨北齊〈比丘道寧造像記〉》題識曰：「高齊書多從東魏演出者。」

隋代實現了中國政治與文化的統一，也是開啟唐代書風的時代。胡小石先生指出：「隋統一中華，開皇、大業不過數十年，而石刻在百種以上，其特徵有南北調和之趣味。」如《節臨隋〈龍山公墓誌〉》題識曰：「此純出元常耳。」即以其師承鍾繇分勢，為隋書中的北朝風格。《節臨隋〈常丑奴墓誌〉》曰：「較《龍藏》尤精妙。」因其以《龍藏寺碑》「與北魏碑大不同，有南意」，則以此墓誌為隋書中的南朝風格。至於唐代的書風氣格與六朝的差異，胡先生仍從出土文獻的書跡中把握唐人書法的歷史背景和文化風尚：「唐書與六朝不同者，就普通經生所寫者觀，如敦煌石室所出之寫經，南北朝書有天趣而未妥帖，唐人則妥帖至工矣。是真書源於南北朝，而成於唐。猶沈約唱聲偶詩，至唐而成律詩；駢麗文於六朝而成，唐之四六皆由散漫而至正整。」因此，以今隸（楷書）為代表的唐代書法，其結體不再偏取縱橫分勢，而是趨於偏旁架構的妥帖精工。故胡先生《節臨隋〈張貴男墓誌〉》題識曰：「雖嚴整而終非唐格。」以其尚不夠妥帖工整。而《節臨北魏〈崔敬邕墓誌〉》云：「結體已啟唐風。」因為胡先生以此為「人間佳刻，偏旁巧妙，實開唐風，與六朝人不事事前布置者大不同」。至《節臨隋〈佛說寶梁經刻石〉》方曰：「已純然唐格。」

胡小石先生的《中國書學史》雖論至晚清，但將中國書法史的盛世斷為漢唐。其曰：「唐代文學波騰，為中華文化之極盛，上可與漢並稱雄。漢之分隸，唐之今隸，足代表二朝之磅礴精神。……故中國文化，唐以下不足觀也。中國民族精神，至唐而後日以衰替矣。」其臨古著力於唐以前的傳世與出土書跡，即以此作為中國傳統思想學術中所指的古代。唐人以漢以前為古，故韓愈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明清之人則以唐以前為古，勸人勿讀唐以後書。這並非是厚古薄今之論，而是對文化根源和文化精神的重視。由此可見胡先生系統臨古作品斷至隋代的學術主張和書學史觀。而臨古正是他進入漢唐盛世，探求中國書法中蘊涵的文化精神、師古創新的途徑。胡先生在《書藝略論》中闡論道：「夫學書之初，不得不師古，此乃手段，而非目的。臨古者所以成我，此即接受遺產，非可終身與古人為奴也。」又曰：「嘗見昔人讚美文藝或學術成就之高者，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此語割斷歷史前後關係，孤立作家存在地位，所當批判也。今易其語曰：『前不同於古人，自古人來，而能發展古人；後不同於來者，向來者去，而能啟迪來者。』」倘若借用唐人之語讚嘆沙公臨古的成就，則司空表聖之語最可當之，其曰：「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為新。」

徐興無

壬寅季秋草於江寧翠屏東坡

（因篇幅所限，文中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煒，號夏廬，晚年別號沙公和子夏等，浙江嘉興人。1949年後任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書壇泰斗。學問淵博，長期從事古文字聲韻、訓詁、經史子籍、佛典道藏、金石書畫和詩詞曲賦的研究與教學；書法造詣精深，與林散之、蕭嫻和高二適並稱「金陵四老」。書法秉承李瑞清衣缽，對書史書論亦頗有研究對現代中國書法教育有篳路藍縷之功。著有《中國文學史講稿》《中國書學史》《書藝略論》等作品。

內容簡介

本書裒集著名學者、詩人、書法家胡小石先生於20世紀20—40年代臨寫甲骨、金文、秦篆、漢隸、漢晉簡紙、南北朝及隋代碑誌法帖等古代書跡作品一百三十餘件，絕大多數作品系首次披露。內容涉及殷商甲骨文八種，兩周金文兩種，秦代篆籀三種，又有漢代鐘鼎、鏡銘、墓券、刻石、摩崖、畫像題榜等十四種，悉用榮寶齋精製仿古箋紙，古道顏色，交相輝映，可見先生欲以遍臨古代書跡自現之意。

本書由南京大學考古學青年學者魏美強整理並釋文，輔以對臨古對象的簡要說明和歷史評價，以助讀者理解。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徐興無為本書撰寫序文，介紹了胡小石通過臨古研究中國書學的獨特路徑與造詣，使讀者在鑑賞大師書法作品的同時得以窺見中國古代書法發展的脈絡。

裝幀設計

知名設計師潘焰榮擔綱本書整體設計：小8開闊大開本，原大原色原樣影印，完美再現胡小石臨古作品的風采和神韻；精選八幅長卷臨古作品，以M折的形式與正文呼應，呈現先生對臨古對象的豐富理解和詮釋；臨古作品對照以釋文與說明，既具可讀性與鑑賞性，亦便於臨寫追摹；封面凸印，內文採用四種藝術紙，柔軟溫潤，古意翩然，觸感與視覺體驗俱佳。

《沙公臨古》

胡小石 著；魏美強 整理

ISBN 978-7-100-16772-7

商務印書館202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