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與邦伯：《封神榜》中的歷史內核

原標題：邦與邦伯：《封神榜》中的歷史內核

《封神榜》故事中隱藏著真實的歷史內核，其中最為核心的歷史就是早期中國普遍存在著的邦伯群體與夏、商、周三代王朝「由伯而王」的鼎革史。

邦與邦伯是早期中國文明發展的關鍵環節。在距今5000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末段，經過長期的發展，在原散處而互不統屬的聚落中逐漸分化出一些核心聚落，由核心聚落服屬其周圍的次級聚落形成的政治組織就是邦，其首領稱邦伯。此後近千年，大大小小的邦建立起來，形成萬邦林立的格局。自萬邦之中分化出的中心邦服屬其他次級邦形成復合式政體，先後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王國。可以說，三代王國就是在「協和萬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後經歷春秋、戰國時期的巨變，最終由復合式國家轉變為中央集權式的郡縣制國家。在這一發展歷程中，政治結構從無到有，國家規模由小至大，文明機制亦由簡單趨於複雜。

中國早期王朝的發展建立在邦的復合與重組這一基礎之上。夏、商、周三代王朝間的興衰更替實際上就是「由伯而王」的過程。在夏王朝之下，商伯原作為夏的臣屬而存在。夏末時期，商伯逐漸發展為稱霸一方的勢力，進而取代夏成為天下的王。在商王朝之下，周伯原作為商的臣屬而存在，在商末時發展為稱霸一方的勢力，最終取代商而成為天下的王。這種「由伯而王」的新陳代謝過程，與秦漢以後一個王朝覆滅之後另一個王朝方才興起的情況有著重要的區別。

早期王朝政治統治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調整統治結構以納入並管理邦伯群體。以商代為例，目前在商代甲骨刻辭中發現有50余位邦伯，代表著與商人異族的地方勢力。雖然其間存在著部分邦伯與商為敵的情況，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多數邦伯逐漸臣服於殷商，為商王貢獻人員與財物，朝覲並聽從徵召。經過數百年的融合，至殷商末年，除了少數位置偏遠的勢力之外，邦伯群體已基本上納入了商王朝的政治體制之內，有的甚至成為商王朝的「亞」「臣」「師」「射」等職官，成為王朝統治所依賴的力量。雖然如此，並非所有的邦伯勢力都被商王朝吸收並成功整合。部分遠離商中心區的邦伯勢力持續發展，終成大患。殷商晚期，商王朝與東方的「夷方伯」爭戰多年，最終卻亡於西方的「周方伯」之手。於周邦而言，則實現了「由伯而王」的躍升，中心與鄙野的格局得以重組。

西周時期，一般族邦首領，若非受王命而為公、侯者，均可稱伯。有人認為西周的伯只是血緣宗族稱謂，其實不然。伯作為族邦首領，具有明確的政治內涵，其作為一類政治組織的代表，與周王、王的配偶、公卿大臣以及諸侯存在著廣泛的政治與社會交往。以伯為稱的族邦具有比較複雜的內部政治結構，因此僅視之為血緣性質的家族長是不恰當的，也難以深入揭示邦伯在早期政治、軍事活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與殷商時期相似，對邦伯加以吸納、管控與利用也是周王朝政治統治的一個重要方面。西周時期的邦伯大多為夏、商舊邦，隨著商、周易代，大部分邦伯以不同身份融入西周政治體制之中。

周代雖然實行分封制，但公、侯之封終究是有數的。少部分邦伯可能受王命而成為公或侯，但多數邦伯終其一世未必有這樣的機遇。邦伯群體的地位雖不及公、侯，但其作為地方土著族群，數量眾多，實際上成為西周王朝統治地方的中堅力量，在當時的政治統治和軍事活動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在西周王朝軍事和邊域經營活動中，邦伯群體經常作為生力軍參與其中。西周王朝基本的御戎機制就是以王師為主導，地方上的侯、伯勢力加以配合。這種機制是西周王朝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西周末年，隨著王師實力不濟以及地方侯、伯勢力的坐大，以王師為主導的御戎機制遭到破壞，西周王朝也就很快走向了滅亡。

戰國時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曾經思考人類社會發展水平何以能夠遠超其他動物群體。他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人能群」，即人類社會能將眾多的人聚合起來，從而產生最大的效益。至於如何做到「群」，荀子認為其要義在於「分」，即按照一定的規則將各色人等加以分門別類，在群體中形成上下等級與秩序。「群」與「分」看似是矛盾的兩極，卻互為彼此得以實現的前提。統觀數千年的歷史發展，古代政治統治的核心要義似乎正是荀子所提示的分級基礎之上的人群聚合，只是這種分級與聚合在早期政治實踐中主要是以族邦為基礎而得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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