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2023年大眾類十大好書第一名，企鵝蘭登×商務印書館聯合出品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北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擔任顧問遴選書目
陳嘉映、戴錦華、董強、葛兆光、林道群聯袂推薦！
跨學科、跨語種、跨流派、跨國別，以專業角度為讀者提供最豐富的閱讀體驗！
《偉大的思想》是企鵝蘭登的「鎮社之寶」，收錄了推動人類文明的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的經典短篇著作，包括休謨、叔本華、托爾斯泰、薇依、福柯等。話題廣泛、指引當下，涉及美學與愛的體驗、人生價值、憂鬱與規訓、戰爭與暴力、女性主義等。融人類生活的敏銳觀察、微妙推理、精確表達和令人驚嘆的想像力於一體，啟發世人感受並讓其成為有洞察力的頭腦。中文版封面復刻原版設計，由「英國50大設計師」之一的大衛·皮爾森操刀，曾獲D&AD國際設計大獎。
企鵝蘭登出版人西蒙·溫德爾曾說: 「倘若沒有這個作家或這本著作，我們將無法想像今天的世界」，這就是它歷久彌新的迷人魅力。
《偉大的思想》中文版全六輯，首發第一輯、第二輯。上期 約翰·羅斯金《記憶之燈》：不滅的明燈 |《偉大的思想》（第二輯02冊）（點擊可閱讀） 讓我們看到顛覆維多利亞藝術與建築的觀念——建築的設計向人類傳達了關於過去的永恆真理。今天再給大家分享《偉大的思想》第一輯03冊《致死的疾病》。作者是19世紀丹麥詩人、現代存在主義哲學之父、後現代主義的先驅索倫·克爾凱郭爾，譯者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講座教授張祥龍，南開大學哲學院外國哲學專業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建軍。
《偉大的思想》（第一輯）
03《致死的疾病》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絕望是對於人類迄今所處的絕大多數生存形態的刻畫。
《致死的疾病》是索倫·克爾凱郭爾（S. Kierkegaard，1813—1855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於1849年7月出版于丹麥的哥本哈根。在克爾凱郭爾以筆名發表的著作中，此書屬於最晚出的那一批，可以視為他 思想最成熟期時的代表作，克爾凱郭爾本人十分看重它。
此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的標題為「 致死的疾病是絕望」，主要探討「絕望」（despair）的含義和它在人生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形態；第二部分題為「 絕望是罪」，主要分析作為罪的形態的絕望。可見，在這本書中，絕望代表一個關鍵性的思路。對於克爾凱郭爾，只要人還沒有獲得信仰，就處於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絕望之中，儘管他的生存境況從表面上可以顯得很正常。換句話說， 絕望是對於人類迄今所處的絕大多數生存形態的刻畫。克爾凱郭爾關於人的美學境界和倫理學境界的分析為此論點做了有力的鋪墊。然而，他不滿足於從心理學和人類學角度來闡發它，因而在此書的一開頭就通過討論「自我」的含義而對於絕望做了形式上的分析。
此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的標題為「致死的疾病是絕望」，主要 探討「絕望」（despair）的含義和它在人生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形態；第二部分題為「絕望是罪」，主要 分析作為罪的形態的絕望。可見，在這本書中，絕望代表一個關鍵性的思路。對於克爾凱郭爾，只要人還沒有獲得信仰，就處於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絕望之中，儘管他的生存境況從表面上可以顯得很正常。換句話說，絕望是對於人類迄今所處的絕大多數生存形態的刻畫。克爾凱郭爾關於人的美學境界和倫理學境界的分析為此論點做了有力的鋪墊。然而，他不滿足於從心理學和人類學角度來闡發它，因而在此書的一開頭就 通過討論「自我」的含義而對於絕望做了形式上的分析。
克爾凱郭爾指出，「自我」意味著在關聯中發生的自身與自身的關聯，因而只能是一種肯定性的而非否定性的「綜合」，比如有限與無限、暫時與永恆、自由（可能性）與必然的綜合。作為肯定性的綜合，這自我在與自身發生關聯中就一定會使自身與另一個他者發生根本性的關聯；而且，這他者只能被肯定性地理解為這整個自身關聯的建立者。這樣，我們看到， 克爾凱郭爾的自我觀與黑格爾的主體觀有根本的區別。它不是實體性的，利用辯證的「關聯」而發展自身，而是純關係的，因而從根本上是開放的（能與「虛無」打交道的），並被這關聯致命地構成或建立著。
可見，在這自我與它的建立者之間或就在這自我之中（因為它本身只是兩極之間的綜合，並必然關聯到他者），有一種微妙的平衡關係或相互構成的關係。偏於任何一邊，不管是偏於自我還是他者，或偏於有限與無限、暫時與永恆、自由與必然這些對子中的任何一邊，都會導致一種「錯誤關係」。而 絕望就是指「那自身與自身發生關聯的綜合關係中的錯誤關係」。
由於自我不具有任何實體性而純在自身關聯中被建立，它在自身中就找不到任何關於這微妙平衡的觀念標準，並因而幾乎是不可避免地要滑向某一邊。不管它滑向哪一邊，都會陷入絕望，而當它想靠抓住兩極中的某一極（人的感性和理智只能這麼做）去避免絕望時，就勢必更加失衡而陷入更深的絕望之中。然而，可以看到，處於絕望之中就意味著以一種失衡的方式處於自我與他者的關聯張力之中，因而潛在地更有可能意識到這種關聯。所以，當一個人的絕望越具有自身關聯性時，這絕望就越被強化，人也就越痛苦，但也越有可能更清楚地意識到這絕望的真正含義，並因此而越接近拯救的可能。 如果他最終意識到一切以現成性為前提的努力都無意義，並因而完全徹底地要依憑於那在自身關聯中建立他的力量而成為自身的話，他就會或才會從絕望中解脫出來，獲得真正的信仰。
這樣一個自我觀和絕望觀是這本書的思想中樞，一切論述都是由此展開的。正是由於自我在自身關聯中與他者關聯並被建立，才可能有兩種錯誤關係或絕望：「不要是其自身」和「要是其自身」。前者偏離開了自我的一極，後者偏離開了他者一極。而且，這兩種最重要的絕望可以以不同方式體現於其他的絕望形式中，這些絕望也都是由於「缺乏」了維持平衡所需要的某一極（比如有限性、可能性等等）而引起的。
正是由於 自我與他者的微妙平衡和根本性的開放性，許多絕望現象或絕望結構才是可理解的，比如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就一定與那建立了此自身關聯者有關。如果這建立關聯者被視為塵世之物，比如財產，那這人的自我意識就比較弱，他陷入的絕望也就比較低級。如果這自身關聯的來源被視作他的戀人、他的家庭、他的人格一致性，那麼這自我意識以及有關的絕望狀態就越來越被強化了。
克爾凱郭爾對於「個人性」和「特殊性」的強調只是一種突破黑格爾和傳統西方哲學的手段或方式；他的思想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以個人主體性為終極實在的主體主義，而是更近於一種在人的實際生存中實現出來的個人自我與建立它的他者之間的平衡論或相互構成論。這是一種在探求信仰的思想特點時達到的非概念的中道觀。因此，克爾凱郭爾的思想並不像它表面上或它（有時）生硬的表達方式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種完全的反理性主義，它反對的或「冒犯」的只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概念理性主義，而它本身對於自我和信仰確有一種更深的非現成領會，而這種領會是有構成意義上的理性或理路（「啟示」或「開啟」的原本含義）可言的。 「致死的疾病」是絕望，但這絕望是可治癒的，即被人與神、有限與無限、我與他之間微妙平衡的發生狀態（「復活和生命」）所治癒。
本書發表時用的筆名是「安提-克里馬庫斯」（Anti-Climacus），將它譯為「反克里馬庫斯」並不完全合適。按照H. 洪（H. Hong）的看法，「安提」（Anti）在這裡並不意味著「反對」，而意味著一種 等級上的「在前」或「先於」。克爾凱郭爾在發表《哲學片段》（1844年）和《非科學的最後附言》（1846年）時所用的筆名是「約翰尼斯·克里馬庫斯」。在那裡所表達的更多的是一種從哲學角度而非有明確的終極關切的人角度而做的分析，因而與「安提-克里馬庫斯」的「為了使人受教益和得醒悟」（《致死的疾病》的副標題）而進行的關於絕望和信仰含義的直接探討不同。克爾凱郭爾將克里馬庫斯所表達的思想境界視為比較低的，而將安提-克里馬庫斯所表達者視為相當高的，甚至高過了他本人實際上所能達到者（這也是他在長時間的思考後最終還是決定用筆名而非真名發表這本書的一個原因）。他這樣寫道：
約翰尼斯·克里馬庫斯和安提-克里馬庫斯之間有數個共通之處，但他們的區別在於約翰尼斯·克里馬庫斯將自己置於相當低的地位上，甚至說他不是一個基督徒，而人們可以察覺到安提-克里馬庫斯自視為一個處於極高層次上的基督徒。……我認為我自己所處的地位比約翰尼斯·克里馬庫斯高，而比安提-克里馬庫斯低。（引自洪的英譯本，第xxii頁）
張祥龍 王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