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潮起，奮楫者先。改革開放41年來，一批又一批中國企業家通過商學院的精英教育走向了時代潮頭，獻身到經濟和社會發展及商業文明傳播與構建中去。但在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常務副院長魏航看來，貢獻了大批卓越人才的傳統商學教育，正到了破局變革之時。
如今中國多數商學院仍在沿用西方舶來的教材和案例，在21世紀邁向第三個十年之際，這些孕育自西方土壤的產物是否還能為中國帶來教科書般的成功？面對加速變革、時移世易的產業疊代和商業社會演變，中國的商學教育，以及鐫刻著其印記的企業家們，能否為世界貢獻來自中國的智慧和實踐？
「如果說過去的30年，中國商學教育的勃興是搭乘了國際化的東風。那麼未來的關鍵30年，追本溯源、回歸本土，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我們的理論支持和人才支撐，才是中國商學教育的發展方向，也是上海財經大學未來發展的核心使命。」魏航這樣講到。
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常務副院長魏航
作為商學院的常務副院長——上海財經大學擁有學生和教師人數最多的學院的引航員，「管理者」和「教育者」是魏航最鮮明的兩大標籤。從人才培育創新到師資梯隊建設，從科研實力提升到教學成果保障，商學院的前行方向始終是魏航最為關切的問題。兩年前，上海財經大學剛剛度過了她的百歲生日。百年上財，百年商學，如何將學校辦學優勢和對中國商學教育的思考落實到學院各項工作中，從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打造學院核心優勢，培育具有獨特競爭力的企業家和管理者，魏航與《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分享了他的洞見：
HBRC：隨著商業社會的快速演進，中國商學院教育的未來發展方向是什麼？商業社會似乎對技術變革「又愛又恨」，這對商學院教育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魏航：如果說過去30年中國商學院進行了成功的國際化，那麼未來必須要深耕本土化。過去30年，中國商學院充分借鑑歐美商學院教育的先進經驗，引進了成熟的評測體系和標準，並很好地消化吸收了他們的人才培養體系，建立了標準化、規範化和相對高質量的商科教育。但坦率地講，我們的商學院教育正逐漸走到瓶頸，亟需改革破局。
以案例為例，哈佛商學院向各商學院輸出了大量優秀的海外案例，但這些案例背後深層次的思想、架構、邏輯、其背后豐富的商業文化土壤卻大多是西方產物。西方管理教育的成功在於生態體系的成功——以理論研究為基礎軀幹，商業思想的提煉為頭腦，商業實踐為四肢，三者合一構建起了完整健康的系統。
而目前我們過於注重理論成果，商業思想的提煉和對商業實踐的指導相對薄弱，造成了「身子大，四肢短，腦袋小」的現狀。不過我認為這是發展的必然階段，不會停留太久。關鍵是建立起從理論到實際、再上升到思想的良性循環，不是從書本到書本、再到書本的死循環。中國商學院應該更多地去研究阿里巴巴、華為這樣的企業，培養學生對國情和中國商業實踐的認知。然後以此為基礎，一步步培育出具有世界公民意識，同時又具有中國情懷的商界精英，這是商學院教育的重中之重。
再來談技術的變革，其實這對商學院的影響是很深遠的。現在幾乎所有的美國高校都在談論一個問題——怎麼利用大數據手段和技術從整體上重構美國的商學院教育和美國的人才培養。
美國的選擇是走技術化道路，很多商學院因此取消了MBA學位，取而代之的是BA項目（Business Analytics，商業分析），培養職業經理人的任務就交給了哈佛、耶魯這樣頂尖的學校。這樣的模式能培養出合格的商業人才嗎？我個人持懷疑態度。商學院教導給學生的不應只有技術，價值觀的塑造、視野的開拓以及歷史眼光的重構——也就是三觀的塑造更加重要，管理教育不應該過於功利化。
HBRC：所以您認為商學院應該在長期主義價值的塑造上給學生更多的指導和教育？
魏航：就道德去講道德很難，應該從歷史的視野來看待這個問題。上財商學院專門開設了一門《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選讀》課程，無論是儒家、法家還是道家，學生在接觸到了先哲的思想後，看問題就會形成一定的歷史縱深感。首先要從宏觀角度提升認知能力，再深入微觀討論道德素養和企業社會責任。學院也會通過一些活動將價值觀塑造融入到學生的培養中，比如今年我也與MBA學生共同去參加了亞沙賽。只有去了阿拉善沙漠，通過自己的腳步和實踐，才能真正意識到肩上的責任有多大，才能體會到中國中西部與東部之間的差異之大，這才能更多地喚醒我們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意識。
左二：魏航教授
HBRC:另外想談的一個趨勢是技術對人才市場——也就是企業管理帶來的影響，傳統認為管理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大數據決策的出現是否讓管理中科學的一面變得更加重要？
魏航：不完全對。雖然過去企業也擁有大量數據，但缺乏分析處理數據的有效手段，所以用技術手段去解決管理問題並不常見，大家往往還是依靠經驗和直覺。但現在計算機運算能力上來了，分析方法論也多元了，所以企業有能力、有條件去挖掘數據，捕捉並呈現商業行為的背後規律，這相當於部分開啟了「上帝視角」。有人說我們對商業社會探索和認知的過程是盲人摸象，即便現在也是——雖然不能拍胸脯說洞悉了百分百的正確規律，但技術可以幫助我們將觀察到的碎片拼接起來，慢慢地輪廓也就肉眼可辨了，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抱著大象的腿或長鼻不鬆手。
管理是管人和管事的結合，通俗來講管事的科學性更強，管人的藝術性更強。但科學的加強，並不意味著藝術的減弱，兩者絕不是此消彼長。只要有商業社會存在，只要有人與人之間溝通存在，只要企業運營中依然有人在參與，我想「藝術」在管理學習與實踐中就會扮演執牛耳者的角色。
HBRC:拋開技術等科技因素，我們還看到當下全球化進程遭遇了重重困難和阻力。映射到商業社會中，您認為商學院和企業應該如何應對？
魏航：我理解中的全球化既包括了基礎設施的全球化，也包括了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各個國家和地區有序融入到全球產業大分工中，逐漸在價值創造的各個節點建立了核心優勢，高效促進了資本、貿易和技術間的流通。所以逆全球化只不過是蚍蜉撼樹，既不得人心，也違背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我認為，無論是對於商學院教育還是企業家、管理者來說，面對全球化，最重要的是具備「歷史的視野」——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解決問題。這也是剛剛我在「商學院對學生的長期主義價值塑造」中提到過的，因為我們個人的所見所聞只是歷史中的滄海一粟，如果沒有很好的歷史縱深感來看待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由此產生的認知和行為必然是局部和狹隘的。
HBRC：面對商業社會演變應運而生的各類商學教育，上財商學院的定位和優勢是什麼？在您的願景中，未來的上財商學院是一所怎樣的商學院？
魏航：我認為傳統商學院最大的優勢是依託於大學，大學意味著擁有完善的教研和培養體系，能提供一個完整、系統和深厚的教學生態，老師和學生都能很好地沉浸於其中。回到上財商學院，最大的特色還是在於依託上海財經大學的「財經」二字，這也是我們的標籤。「經」指的是經濟學，除去本身濃厚的學科氛圍外，學生還可以通過各類專業理念新、實踐性強的活動提升學科素養；「財」指的是上財特色的金融和會計教育，企業管理者們能在這裡學習良好的金融、會計領域知識，以及未來面向大數據的商業分析和決策能力。此外，人才的競爭是全方位的，所以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培養具備良好歷史觀和企業責任感、人文素養、經濟學基礎和商學知識的面向未來的企業家。
41年的改革開放讓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體量位居全球第二。但反觀我們的商學院，我們的大學，目前還遠遠不具備全球前二的實力，可謂任重而道遠。所以未來三十年，中國高等院校和商學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撐。我想在未來，在使命的牽引下，以構建和傳播商業文明為己任的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應是一個具有鮮明財經特色的國際一流商學院——從智力和人才兩手出發，提供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思想和能夠廣泛應用的管理實踐，為推動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努力。
《哈佛商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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