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城之術：類型學家和識路人

北京城中心方方正正的規劃格局

視覺中國

人們用腳投票做出了類似的選擇：走最短的路。「長安大道連狹斜」，在自然演進的城市裡，經常有斜向路，不都是橫平豎直。很久以來，在我家小區門口，草地一角上都長不出什麼草。設計師原來顯然規劃的直角路網，可是行人都偏愛抄小道，這樣就切出了一個類似巴塞隆納城市路口那樣的45度斜角。19世紀新古典主義規劃的城市平面中更是有很多放射形的道路——我們很容易理解，讓行人總是走直線網格其實很不「人道」。

可是，上面所說的六邊形街廓在現實城市的街路規劃中也極少出現，鄰近街心也不大有銳角形的房屋了。原因之一，是這樣形成的建築平面很難安置內部空間，餐館對著街心的那個座位當然受就餐者歡迎，從斜角的人行道上橫切走過，也比90度角拐彎更有風趣。可是，沒有多少家具可以放到相鄰的空間裡去，建築內部莫名其妙冒出來的折線很難布置房間——你看到的大部分建築，就和城市土地一樣，都還得是方格子。

巴塞隆納街口的建築面向街角形成45度切角

Alexey Komissarov

「整齊」和「效率」大部分時候是同義詞，但是為了人間管理的「整齊」，有時也會抵消生物體出於本能的「效率」，城市規劃和抄近路往往是矛盾的，運動中的快感又和建築室內的靜觀不太一致。古往今來的城市，除了偶然遵循人類下意識的行走原則之外，大多數時候，實則有著很多違反我們天性的東西。

這種與生俱來的的逆反導致了「人」和外部環境的衝突，人造系統和生物直覺不得不重新互相適應。普通人一般都有自己認路的辦法，比如先走大路、再走小路，比如「迷宮認路原理」，也就是永遠沿著一側的人行道，儘量向同一個方向拐彎，你就有可能走回到最初的出發點。

以「類型學」

來看待城市

與一般人的想像相反，就算是受過訓練的建築師也不一定都有很好的方向感，但他有自己的工具優勢，可以使得他俯瞰普通人不易理解的空間，深入到抽象的城市「結構」的層面，從而在自己的頭腦中建立起一套自帶的「GPS」。

建築師並不是城市的全知全能者。不過，他願意的話，他至少可以把他所預設的，和「穿行者」的實際感受相比較。「穿行者」必然是對城市最終的面目瞭然、入心的那個人，他看到的是實際的畫面，而不是上帝視角的規劃圖，經歷的是城市的一部分和另外一部分組成的序列，而不是同時獲知的全體。 當個人面對集體時，城市漫步的趣味總是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墨西哥城中心擁有輻射狀的城市肌理

Google Earth

一種最常見的理解空間的建築工具，是把城市看成物體，看成靜態對象，或者一所大一點的房子。 說到建築師常說的「類型學」（typology），它是從一般空間形式的創生開始，力圖概括理論上城市化生不盡的可能，是歸納法，尋求「不變之變」。例如，一個大院容納的街區本是內向的，四條大道構成了外圍不可逾越的邊界，用建築師熟悉的語言把它簡化成正方形，可以在裡面模擬出各種「穿行」的衝動，可以互相比照。

可以看到，隨著邊界的軟硬開閉不同，「類型」自身必然有所分化，「穿行」在不同的起點終點之間，追隨不同的軌跡。即使如此簡單、相似的前提也會有不同的行走策略，讓簡單的城市變得複雜；更有甚者，隨著城市歷史的展開，假如以上變化不再是單純的內部演化，不是單一類型同類形變的疊加，而是一種積極的、主動的追求豐富性的策略，城市的類型學就成了變形學（morphology），可能是讓城市內部結構常態變化的原則，是「可控的變化」。

巴西利亞三權廣場以汽車通行為主體

Expedia

是什麼的衝動讓人們改變了現存的秩序？或者反過來，說說另一種也廣泛存在的情況。 即使是不同的城市模型，有時候，人們也會渴望得到始終如一的行動的指南，或者說，另一些人喜歡從變化中求得不變。後者就像大多數現代城市，基於實用追求效率，導致了各個中國城市的奧林匹克核心區，巴西利亞三權廣場，哈薩克新首都阿斯塔納等等，它們的規劃都是簡單相似的。這些富於紀念性的「面子」空間，是以汽車而不是人行為主體，這樣構建出來的道路不需要漫步指南，你得有輛車，至多，再帶上有GPS功能的手機。

這些城市空間儘管面貌大不相同，組織原則彼此只有細微的區別——在其中，大道按照順序層級和最近原則次第連接，小街基本沒有，或者並不重要。不用說，基於六邊形的找路原型也喪失了意義，對於坐上汽車找路——未來甚至汽車也是自動駕駛——的人而言，「穿行」不再必要，事實上也沒有可能了。

「穿行」中的意外

但類型學的簡單圖解（diagram）並不能獨自解釋城市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層出不窮的「例外」——還得再說一遍城市學家口中的金句，建築理論家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36-2022）說過的老話： 城市不僅是一棵樹（The city is NOT a tree）。城市也許需要某種形態的語言才能趨於清晰，但這種形態語言清晰了之後就不免簡化，而後僵化。一旦它變成定則，並且可以像商業街的開發那樣不折不扣地執行下去，舞台預設了劇情，後果往往是很乏味的，就像配套電影的數字遊戲里的人物，往往不如原演生動——這樣的城市甚至還不如一棵樹，因為樹也遠沒有那麼簡單。

托斯卡納風情的成都麓山小鎮

成都麓鎮

「穿行」並不止於人為設計出來的一種空間使用方式——不，不同的漫步經驗其實很難被「設計」，被模仿。中國城市開發中簡單山寨出來的「托斯卡納小鎮」們因此註定要失望了。

比如，真的把一個正方形的街區一分為二，區分主次街道，這是否就複製出了一個利於「閒遊」的環境，一種個人化的行為方式的載體？不，這還只是一條平行於原有街道的小街而已，它還是遵循著原有的設定，試圖一根筋地去理解「規劃出的城市」的邏輯。往往，我們不會去仔細分辨哪一座宅院是在何時，為什麼，向街開了門，不去了解為何如此狹窄的通道還有人出入，是原來居住結構的原因；更不用說，千百年來沉澱下來的建築立面尺度，原本就是三維上建築形式適應生活方式的結果，不可能隨意放大縮小，或者替換成不同的內容。忽略了這些問題，這些人為設定的空間變化依然是彼此雷同的，不過是千百條有寬有窄的購物街的模樣——試問，在成都，遭到重度商業開發的「寬窄巷子」，你真的能分清楚它是哪兒寬，哪兒窄？

遭到重度商業開發的寬窄巷子

寬窄巷子

碰巧，我工作室的logo，也是在「戲說」穿城而過的類型學， 但它和以上簡單分化的類型學邏輯略微不同，旨在說明意外「穿行」和如約「穿過」的不同：「對角線」攪亂了原有需要「繞行」的空間的次序和體驗。兩個新的三角形，把正方形強調的「周邊」轉變為「貫穿線」，明確的「四面八方」產生了短接的可能，穿越者既「入乎其內」（認識了正方形內部各一半的容積），又轉而「出乎其外」（遵循著動態和快捷的意向）。

「穿行」並不是摧毀了熟悉的空間，不過是重新闡釋了它，自內而外地改變了這個象徵「街區」的意義。

兩種視角：

感性的vs.科學的

儘管有這樣的例子，建築師只用線條創造出的類型學語言還是太過抽象了。它只具備一般性的形式策略，卻缺乏可以感受的活生生的細節。如果不是附加很多說明，大多數人都很難理解其中的區別所在—— 畢竟，這樣紙面上的「穿行」，和山寨的托斯卡納小鎮一樣，忽略了時間的因素，也省去了附著在城市形式上的本地文化。

一種視角是全然主觀的。因為是視覺主導的，它往往以藝術的面貌出現。「新城市主義」的名家克里爾（Rob Krier）觀察到，計算機製圖可以輕而易舉地繪製出複雜空間的視圖，以前建築系學生耗費一天功夫才能搞定，卻不易傳遞出實際城市空間的質感和親和力。他的「效果圖」因此不是在極盡模擬象形的能事，更多是一種復現三維認知的藝術化圖解。他手繪的圖的正中，往往是一條路，經過了誇張的視角中顯示的城市遠景，不是如現代主義所期待的那樣無窮無盡地延伸下去，而是有一個向內的「終結」：被放射性道路或清晰的圍合界定的，是城鎮中心廣場、市場、公園或是市政大廳，導向的是克里爾欣賞的傳統城市溫馨、宜人的「視覺品質」。

克里爾在2006年手繪的荷蘭阿爾梅勒街景

Rob Krier

不僅城市的面貌本身是一幅畫——「如畫」（我們經常會碰到這個詞），而且連帶描繪城市面貌的畫圖也變得重要了，倒過來催發出了一些蓄意按照「如畫」風格設計的建築——其實，老派的克里爾看不上的計算機效果圖也算「畫」，而且已經成為主流。十年前講這些，可能還有些費解，現在只要看看滿大街講求「顏值」的店鋪，看看銷售家裝材料的大店如何在意網紅立面，一切也就順理成章了。只是，在提出《依據藝術原則建設城市》的時候，奧地利建築師西特（Camillo Sitte，1843-1903）希望實際建築和「畫」能相互發明，在當代數字設計的條件下並不一定都能兌現。細節是足夠細節了，感性也未嘗不感性（克里爾那時的電腦還不夠「先進」），但是它們還不見得能凝聚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

西特在1889年繪製的德國布雷斯勞市政府

Camillo Sitte

過去的城市，是日積月累演化成這種錯落有致的關係的，就像大量的街頭美食是各自琢磨，經過食客選擇的結果。 如今，城市形象的來源變得越來越單一化了，因為它們的材料、工藝甚至設計師都仰一個系統供給，只有組合方式為了討好消費者的緣故，需要儘可能有效率地創新。這就好比大量的城市餐館現在都要靠「中央廚房」，唯有APP連結上的廣告要下功夫，才讓買單的人感覺不一樣。

「整一」（totality）可能是過去時代的城市設計理想中最重要的關鍵詞。正如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1934-2015）所概括的那樣：「在傳統城市如歷史上的錫耶納中，是建築物而不是外部空間成為連續的實在，建築好像是從一塊完整的石頭中雕刻出來」。這個「整一」才是變化的前提，規則是穿行的前提。在歷史組織的大塊中雕鏤出個人的空間，才產生意外的圖畫。我們說的「穿行」，也不是克里爾精心渲染的傑作，頂多是精美的大理石雕像上的裂痕。

諾里在1748年為羅馬城繪製的地圖

University of Oregon

由此產生的另外一種視角也就不奇怪了，它聽起來要「科學」得多。既然，城市中「公共空間是圖，城市建築為底」，這種來自於羅馬城市原型的城市認知模型可以通約成「0-1-0」的關係，那麼在此基礎上，有意識地製造出可受控的穿行經驗，似乎也就指日可待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理論界——他們從環境生態學，地理學，計算科學等等汲取營養，不再只和藝術家為伍——毫無懸念地降維打擊了城市設計，原本後者看起來就是個手工藝的活兒。諾里（Giambattista Nolli，1701-1756）1748年為羅馬城做規劃時採用的方法，或許依然使用於建築類型單一的住區，譬如每層平面的功能基本類似，在三維上更複雜的正負空間組合，只是增加一個變量的問題。 由此有了把城市變成一部感受機器的「算法」，用推算平面的方法來塑造街道的剖面，把變化折算成同一個變量在不同時間的值的波動。

不規則也可以通過規則的疊加來擬似，「意外」在人工智慧看來，不過是個統計學問題。

三座具體的城市：

紐約、羅馬與西安

如果感性和算法都能各自成立，可能我們都沒有接著寫下去的必要了。我將帶領大家穿行的，是三個真實的城市，不是有關它們的理論。就像我們作為旅行者實地到訪一樣，單純節省時間對於旅遊是沒有意義的。 對於具體的城市而言，僅僅一種理論，一種空間詮釋模式是不管用的。更不用說，僅僅印象也是不夠的，因為不同的文化語境需要起碼的入門知識。這種旅行即使是「穿行」，仍然大大有別於《孤獨星球》旅遊手冊的快速導覽。只有「外人」的角色適當轉換為「內人」，同時意識到兩種視角的根本矛盾，簡單的「穿行」才變得有意義了。

我的城市「穿越之旅」選擇的地點，因此，是大有講究的：我沒有選擇前面提到的重慶，因為我並沒有長期在那裡生活，寧願它停留在一種想像之中；我也沒有選取我生活過多年的北京和老家，因為在這些城市，我太依賴「內人」的身份和心態了。我選擇的三座城市距離我不遠也不近：

紐約代表著我們身處的世界城市的某種現實

Vlad Alexandru Popa

紐約，代表著我們身處的世界城市的某種現實。在這裡，你會發現我們口中的大寫的「城市」，仍然被西方城市學的傳統所籠罩。

然後，我們將抵達羅馬， 這座城市是西方城市的「根」，是今日之現實的歷史基礎。也許眼前看到的大多城市，都和我們的生活沒有什麼距離；但我們穿越而至的羅馬，有個諢名叫做「永恆之城」（City of Eternity），卻毫無疑問是一座「歷史城市」，令得西方人「念茲在茲」。這裡說的「羅馬」的歷史，不是單數的，既包括它廢墟的現況，也包括不同歷史時期對它連續不連續的改造和想像。有些是旅遊者會注意到的，卻也有很多是不經思考不會理解的——恰恰是它久經滄桑的外表的欺騙性，才會令我們認識到「歷史城市」同樣是個不斷發展的概念。

最後，我們又回到了我們更關心的，當下的現實，至少是我們的文化「內」的空間——但慢著，這種現實依舊是混雜的現實。我沒有選擇貌似「嶄新」的深圳，不看西風洋溢的上海，我的眼光投向的是西安—長安為代表的中國歷史城市。 儘管西安—長安的連接方式和羅馬發生的不盡相同，我選擇那裡，反而是相信「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正是從貌似復古的努力開始，才會更清晰地認識到現代城市變化的邏輯；不難想像，西安不只是兵馬俑，作為一個依然在發展中的大都會，那裡是「傳統」和「現代」交織中的中國。

羅馬 是今日之現實的歷史基礎

Pixabay

如果和一般旅遊者相比，我其實也算熟悉這三座城市的，並在那裡不同程度地浸淫於其中的生活。但是，我又時時地感到，它們仍有太多的東西讓我困惑不解。「穿行」畢竟是穿行，它永遠是「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穿行」因此也是「穿越」，就像這個被科幻小說通俗化的名詞的一般意義一樣。

從此刻的城市開始

都去過嗎？還是沒去過，還是去過毫無感覺？就寫作的主題來看，這三座城市其實並不能算是非常陌生。也許，還會有人覺得，如果要寫博取眼球的城市遊記，如今就得寫點更新奇的去處了吧？為什麼不寫寫恆河邊的瓦納拉西、比利時的布魯日、伊朗的伊斯法罕、秘魯的古城庫斯科……選擇這有限的三座城市的邏輯是什麼呢？粗放又宏觀架構起現代vs.歷史，或是西方vs.中國？

我們其實說的是今天，今天，今天。

事實上，把此刻說清楚並不容易，說清楚了此刻，也就說清楚了城市真正的歷史。「我們」早已不是純粹的「自己」。比如「長安」所承載的那部分古老，其實已經距離我們很遠，甚至照相機鏡頭裡的古羅馬，也不總像它們看起來那麼真實。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地，不管是現代的羅馬還是叫做「西安」的那座省城，和過去想像的起點早已拉開了距離。所以，回到今天的中國也有可能也是「回到未來」。

西安代表著「傳統」和「現代」交織中的中國

CNN

是的，挑選這三座城市的簡單邏輯是：「此時、彼地」，「彼時、彼地」以及「此時，此地」。

為了簡化這趟體力消耗巨大的古今之旅，一個辦法，是「穿行」，用主觀的「經驗」暫時代替純粹的「事實」。確實，每個人對城市的認識都有深有淺，但他對於城市的感受卻很難說誰對誰錯，嚴肅地思考著的個體對於城市的經驗，其實也反映了穩定的、一般的城市經驗。在某種意義上，這也說明了每個城市都是雙向思維的綜合：既是自上而下，人為設定的結果，也是個體經驗，自下而上的一種體驗。因此至關重要的，是時刻記著設定自己在城市中不同的角色：

你，必須親自去到那裡，而且得不斷去往那裡。

羅馬萬神殿前熙熙攘攘的人群

Griffin Wooldridge

在二十年前，除了關心改善居住條件之外，不是所有的專業人都會意識到城市總體的問題（比如城市的下水道系統到底怎麼運作），人們也感受不到這種總體問題和個人感受之間的溝壑，但是今天的情況卻反過來了：僅僅強調公共或者個體的一端已屬多餘。即使不走出國門之外，差不多每個人也都有足夠的信息，可以輕易地從手機上或者身邊「知道」一座城市了。他一方面意識到世界無所不在，「對羅馬來說一輩子是不夠的」，另一方面這種整體的幻象，「外求」的知識，又往往和他個人所擁有、所面對的一切形成鮮明的反差。對於旅遊者而言城市是值得記憶的照片和紀念品，對於生活在那裡不能移動的人，卻往往是個災難。

所以，主觀和客觀的分裂已是無需過多解釋的現實了：我們好像對城市無所不知，但我們又絕望地和它沒什麼關係。

利馬建築師Karina Puente

為《看不見的城市》繪製的插圖Dorotea

Karina Puente

這樣研究城市的思路是一種虛無主義嗎？是否，要麼過分清晰而簡單枯燥，要麼眼花繚亂而混雜，除此之外城市就沒有別的出路？置身於體驗的「迷宮」之中，往往也同時帶來走出迷宮的願望和辦法。義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因為寫作《看不見的城市》而知名，他說：「你喜歡一個城，不在於它有七種或七十種奇景，只在於它對你的問題所提示的答案。」列舉了「七十種奇景」之後，他的城市其實只有一座，它並不真的是一座「迷宮」，他同時說：「不能向現存的條件投降，也不能蝸居斗室，而是要尋找一條出路，向物質世界的汪洋大海，即『迷宮』挑戰。」這種努力並不意味著隨波逐流，而只是持續不斷的出發：「每篇故事都是重新發掘一種邏輯的結構，而作者的每一種思想乃是每一篇故事的開端。」

這聽起來很像一個「專業旅行者」的經驗。孜孜不倦地穿行於各個城市間的人如果不是無可救藥地厭倦了這個癖好，就會瘋狂地愛上它。有能力去天涯海角的人，最終才會理解「家」的含義。他終究會發現， 就像《看不見的城市》的結尾一樣，世界上並沒有什麼新奇到無法想像的城市，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浮光掠影之後，城市之間逐漸增長的共性並不會抵消他的好奇心，不斷地激發出新的理解的衝動是自我成長的一部分——了解別人也正是了解自己。

利馬建築師Karina Puente

為《看不見的城市》繪製的插圖Maurilia

Karina Puente

如此穿行於城市之間是一種疲憊而愉快的體驗，當雙腿依然在移動的時候，周圍的噪聲和煩囂已算不得什麼了，思想並沒有消失而只是變得簡單。你會拋下一切猶疑，變得和日常的你截然不同。你會筋疲力盡地倒在床鋪上，終將意識到穿行在異鄉城市中的收穫所在，對海量信息的吸收也必然會加快頭腦的新陳代謝。

身體其實已經非常疲憊了，然而，是思想的興奮才令得你繼續前行。

微信編輯｜俞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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