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張北海的《俠隱》，穿越回民國的老北平

文 | 丘濂

山雨欲來前

的寧靜

張北海先生

蔡小川

1929年元旦北平發行的《新晨報》上，有名為「北平之今昔」的一幅漫畫。畫中是一位衣衫襤褸、滿面褶皺的老婦，面對鏡中自己曾經面目光鮮、體態豐盈的形象。旁邊是一句題詞：不堪對鏡問昨年。

這正是對於北京失去首都光環之後，情狀慘澹的形象比擬。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在1928年勝利進入北京，隨即國民政府內部便展開了未來定都何處的討論。堅持建都南京者和主張留都北京者各抒己見。南方觀點認為，南京是孫中山遺訓中的指定首都。並且，北京既有著清政府封建統治的遺毒，又充斥著北洋政府的官僚做派，已經無法彰顯革命的朝氣。而最關鍵的，蔣介石的勢力基礎在南方。南方派於是占了上風。1928年6月28日，南京政府把首都北京改成 了北平特別市，1931年再改為北平市。 北京，便由此開始了「故都」北平的另一篇章。

正陽門箭樓西側

攝於1933年

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簽署《塘沽協定》。這份協定默許了偽滿洲國的成立，認可了日軍占領熱河的合法性，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中國領土主權受到嚴重損害的情況下，這一紙協定也換來了北平城暫時的安寧。

北京文化史的研究者趙珩告訴我們， 相比1927年之前的軍閥混戰，北平城從1928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前，雖然一直處於日本侵略的陰影之下，但其實算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時間段，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北平街頭的小販

攝於1928年

這段時間北平得到發展，還和1933年上台的市長袁良所頒布執行的一系列振興計劃有關。當北平成為「故都」之後，對外並不能吸引權貴階層的攀附，內部也缺乏工商業生產可以發展，只有將自身悠久的傳統文化遺產進行轉化——包括名勝古蹟、文物典籍和文化教育。於是從1928年起，從政界到普通知識分子提出「繁榮北平」的種種建議，就是圍繞著如何發掘利用北平的歷史文化資源，將北平建立成文化中心來展開。由於時局的不穩，實際在《塘沽協定》簽署之後，新任北平市長袁良才有機會通過《北平遊覽區建設計劃》（後改稱《舊都文物整理計劃》）、《北平市溝渠建設計劃》、《北平市河道整理計劃》等三項方案來落實執行。

此時在北平，經過了「九一八」事變的震動，可移動文物，諸如故宮裡的珍寶、太廟和先農壇的樂器、北平圖書館的重要藏書已經完成了南運。 於是北平最主要的財富就是古蹟景點，作為可以觀光旅遊、繁榮經濟的來源。《北平遊覽區建設計劃》中首先明確了北平遊覽區的範圍：「凡由北平為出發點而到達之名勝古蹟，皆應劃入北平遊覽區之內。」並且，北平「宮殿之偉大莊嚴，園林之宏麗清幽，名山異泉，遍布西北，荒剎古廟，隨處皆是」。中國若要建設國際著名觀光城市，「非北平莫屬」。因此，「舉凡缺乏宣傳，各名勝古蹟保管權分散且未加修葺，交通不夠發達未敷遊客使用，觀光旅館或飯店不足，缺乏本國招待和導遊向外國旅客介紹中國文化和北平之美，都是市政府重振旅遊消費經濟的改良重點」。

而這一系列市政建設計劃又包含有其他目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季劍青告訴我們，「文化城」概念的提出，也是在中日實力相差懸殊的局勢下，寄希望於世界各國的干預和同情。「劉半農就設想過將北平設為中立區。如果不設防，在國際社會目光的注視下，北平作為古物薈萃之地，也許能夠免去遭受炮火打擊。」

30年代的北平成了國內和國際都很熱門的旅遊地。季劍青考證當時資料：「北京飯店又重新充滿活力，大堂里擠滿了來自歐美的遊客。 到了1937年，飯店床位已經達到了供不應求的程度，僅當年春天的旅遊收入就有100萬美元之巨。」在旅行者的筆下，北平呈現出山雨欲來前的寧靜之美。

東四一帶的街頭鋪面

攝於1931年，哈佛大學收藏

古老與現代並存

的觀光之城

在《京華心影：老地圖中的帝都北京》這本書中，作者李弘展示了她收藏的一份印製於1932年、放在六國飯店（Grand Hotel）里為遊客準備的北平景點地圖。上面標明了六國飯店的位置——在今天前門東大街和正義路交口的東北角，現原址上重起一座三星級的華風賓館。除此之外，還有分布在內城、外城和西北郊區的名勝古蹟以及購物處，和今天在酒店前台能拿到的地圖別無二致。

李弘告訴我們，她在「文革」期間還進過未被拆除的六國飯店，「裡面黑洞洞的，安置了不少住家。只記得木地板咯咯作響，樓梯兩邊木扶手被摸得圓潤發亮。」然而時光倒流，這座建於1900年的酒店，經過1925年的擴建後，是北平城裡最豪華氣派的西式酒店之一，有5層樓高，建築面積8000多平方米，和位於東長安街的北京飯店南北相望。正義路那時有一條「玉河」流過，叫「玉河大道」。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根據《北京條約》，英、法、美、俄四國陸續將玉河河畔的王府舊宅改為公使館。與玉河相交的「東江米巷」上逐漸各國公使館林立，還有教堂、銀行和俱樂部等等。 在1900年《辛丑條約》之後中方繪製的地圖上，這裡已經更名為「東交民巷」，成為使館區。六國飯店也就是在使館區的核心位置。

六國飯店

William Cooper

在30年代的北平城裡，要過最西化的生活，那就是在東交民巷的這片小世界。張北海在《俠隱》里四次寫到過六國飯店。其中有一次，美國記者羅便丞在那裡買了熏火腿、黑麵包、罐頭蘆筍、一瓶紅酒和一瓶威士忌。在北平生活的文物學家朱家溍評價六國飯店的西餐和北京飯店、西紳總會三家並稱一流，因為「最地道，絲毫不遷就中國人的習慣」。荷蘭作家亨利·博瑞爾（Henri Borel）在著作《新的中國：一個旅行家的印象》（The New China：A Traveller's Impression）里記錄六國飯店的一個普通房間，包括「整潔、蓋著綢面鴨絨被的英式床，花邊窗簾，裝有鏡子的大衣櫃、電燈、配有冷熱龍頭的盥洗室、床頭小桌和桌上紅色絲綢罩著的小燈，舒適的安樂椅等」。他繼續說： 「當我第一次從六國飯店出發，在東交民巷漫步時，我想一定是身處在某個歐洲或者美國的小鎮，而中國人只是遊客而已。」

有意思的是，緊挨著皇城的東交民巷區域在視野上卻能感受這座古老城市的迷人之處。這裡的西式多層建築打破了從前宮殿群對於城市制高點的控制。另一位旅居北平的茱莉·布萊頓（Juliet Bredon）就將看到的使館區和不遠處的宮殿群以及低矮民居所組成的街道來作對比： 使館區是「想法各異的人們在這裡建造出的一個雜亂的整體。它與威嚴一統、高高在上的宮殿相比，顯然會相形見絀。中國人確實比我們更懂得協調建築與環境，或者畫與框、框與畫之間的關係。另一側就是中國人的城市。夏天，當家家戶戶院落中的樹木枝繁葉茂的時候，整座城市會變得像一座大花園。天壇的藍色穹窿矗立在綠葉的襯托中，猶如一朵優雅的石花。」

東交民巷使館區西部俯瞰

攝於1946年

以東交民巷區域為起點來探索北平城，是歐美旅行者的慣常路線。曾經的宮廷禁苑、皇家園林，祭祀壇廟，總是他們首先的興趣所在。在這些空間從民國初年開始，就陸續向普通市民開放。徜徉其中，便可感受到並不遙遠的歷史。於是，1933年來到北平的德國女攝影師海達·莫里森（Hedda Morrison）的鏡頭捕捉到了天安門金水橋邊正在賣柿子的小販，還有北海公園的冰面上一位溜冰炫技的老者——他過去為慈禧太后表演過相同技巧。另外一位30年代來到北平的德國記者恩斯特·柯德士（Ernst Cordes）在《閒置的皇城》中寫下了他遊歷皇城的經歷：在紫禁城的金鑾殿里，他用兩毛錢「賄賂」看門人，坐上了布滿灰塵、不知真假的寶座，想像遜帝溥儀的惆悵；在中南海的瀛台，他一邊喝茶、觀賞荷花，一邊聽朋友講光緒「維新變法」失敗的經過而覺得惋惜。

賣柿子的小販

攝於1930年代末

在1928年到1937年之間，不僅前來北平的歐美觀光客的數量在增多，長住北平的歐美僑民數量也不斷增長。《北京的洋市民：歐美人士與民國北京》一書的作者、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少兵向我們介紹，遷都前，外僑多為使館人員及其眷屬、商人和傳教士，這個時期的「洋市民」的職業則更加多元。教育、醫療、新聞傳媒等領域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帶來了現代化的技術和服務，也能夠博得北京市民的友好相待。根據統計，截至1937年，在北京工作的歐美僑民是5387人，之後才大幅減少。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已經不能容納眾多僑民，他們居住在中國人的社區里，多是集中在當時內城的「內一區」，也就是今天東單以東、建國門以西、東四以南、前門東大街以北的區域。

東交民巷

William Cooper

每當夏季到來，這些歐美外僑還會選擇去西山避暑。1926年的一篇名叫《群山的誘惑》（The Lure of the Hills）的英文報道形容，「這是一代又一代的在京外國居民必到之處」。當時在北平發行的英文報紙，夏季常有出租「西山小屋」之類的廣告；西山附近也有西式風格的旅店，為遊客提供住宿；還有的外國人會租賃下廟宇，再增建浴室。對於外僑來講，西山的物質生活簡陋卻充滿情趣。他們可以遍訪古寺名剎，無限接近自然，也可以學習中文，談論詩歌。如果不是戰爭來臨，這樣的日子便可以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

文人學者的

北平時光

首都遷走後，能成就北平為「文化古城」的要素，除了古蹟外，還有文教機構和由此滋養的教授、文化人和學子們。北平學校的數量，居於全國第一，依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中心。季劍青告訴我們，之前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提過，學生運動不應該是常態，大學還是要往學術化的方向發展。 「在這十年間，有兩次主要的學生運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有一群學生南下向南京政府請願，要求組織抗日；另外就是1935年《何梅協定》《秦土協定》以及日本侵略者策劃的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引發的『一二·九』學生遊行。除此之外的時間，尤其是30年代前半期，教授和學生們是有較為安穩的環境來專心做學問的。」

文人們留下諸多文字回憶這段北平的時光。 「古樸」和「閒適」是這類散文里形容北平最常出現的字眼。錢歌川寫，「北平的美，就美在一個『古』字上。二千年的古柏到處皆是，三百年的古店，也有幾家。人民古樸，器物古雅，一切都是古色古香。」與其他城市來做文化比較，也成為一種寫作方式。1936年出版的《宇宙風》雜誌，以「北平特輯」來徵稿。於是郁達夫的文章里就談到「上海的鬧熱，南京的遼闊，廣州的烏煙瘴氣，漢口武昌的雜亂無章，甚至於青島的清幽，福州的秀麗，杭州的沉著」，都比不上「五六百年文化所薈聚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

王府井街景·美麗照相館

攝於1930年代末

文人學者們對北平的肯定和喜愛，也和他們當時月薪收入相對穩定且有提升，能夠在北平過上衣食無虞的生活有關。當時教育機關經費充足，數量可觀。《故都新貌——遷都後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一書作者許慧琦在書中引用1936年的雜誌資料，「每年中央匯來北平教育文化費是四百餘萬，加上清華、燕京、協和等特殊財源的學校機關，每年怕不要一千萬」。普通市民每月是約30銀圓的基本開銷。對比之下，教育機構的從業者教授級數最高者，若加上兼職和稿酬版稅等收入，能從500銀圓的基本薪水，累積達到1000銀圓以上；薪俸級別次之的教授，也能有300銀圓乃至400銀圓以上的收入。

鄧雲鄉談到了在中法大學教書的鮑文蔚，月薪300銀圓，住家「共有兩個小院，八間北屋，兩東，兩西，有盥洗間，有浴缸，庖人、女傭，還有自己的包月車。有書房、客廳，四壁書架上擺放著由法國帶回來的上千種精美書籍」。

北京某茶館

攝於1930年代末

閒暇時間，文人學者在北平的消遣趣味有上公園、逛舊書攤、坐茶館、去聽戲等等，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就是下館子。這不僅是純粹的吃食，還包含著交際應酬、聚會聊天等內容。北平的飯館分成不同檔次。趙珩就向我們介紹了這樣六種自上而下的分類：一是飯莊子，有寬大院落，上有油漆整潔的鉛鐵大罩棚，還得有幾所跨院，講究的還須包括亭台樓閣、曲徑通幽的小花園。這裡主要承接紅白喜事、做壽慶典的宴席，一開席就是百來桌；第二類是飯館子，菜要比飯莊要好，因為飯莊講的是規格和模式，同樣的菜每桌都上，但未見得好。飯館有名的，相繼存在的「八大樓」和「八大春」，還有幾個「居」，以及吃清真菜的教門館子。正陽樓以螃蟹和涮羊肉著稱。同和居有名的「三不粘」是種不粘盤子、不粘筷子、不粘牙的甜菜。砂鍋居（原名和順居）的砂鍋白肉和燒燎白煮最為出色。

再次一等是二葷鋪，賣豬肉和豬下水，沒有雞鴨魚。滑熘肉片、焦熘肉片、四喜丸子、熘肝尖、炒腰花、爆三樣都是可點的菜式；二葷鋪以下就是大茶館，有茶之外還有點心，比如奶油製品，像是奶油餑餑，奶油棋子，還有爛肉麵、餛飩等等。中山公園裡長美軒的藤蘿餅和來今雨軒的冬菜包，都十分著名；再往下就是切面鋪，並不是只賣掛麵、切面、饅頭這些，它也有幾個菜。像是蒸點豬肉大蔥餡的包子，還有熘肉片、攤黃菜，以及炒餅、炒麵這些；最低等就是大酒缸了，也就是小酒館。店裡把酒缸倒過來擱地上，上面鋪一塊板子，就在板子上喝酒吃菜。吃的就簡單了，就是花生米、熏魚兒之類的下酒菜。

北平時代的餐飲業，是屬於小飯鋪的繁榮。《俠隱》里李天然就經常在這些地方吃喝。韭菜盒子、燒餅果子、牛骨髓油茶、灌腸、羊雜麵……張北海對這些吃食津津樂道。許慧琦舉例1933年的統計數字，餐館共有491家歇業，新開張的則有745家。但開業商家的總資本，少於歇業商家的總資本。這說明關張的主要是大飯莊和飯館，而新開業的則是小本經營的飯鋪。所以縱觀當時文人對北平吃喝的記錄，大多是表現小吃繁盛的景觀：唐魯孫寫北平街頭賣羊頭肉的，「運刀如飛，偏著切下來的肉片，其薄如紙……然後把大牛犄角里裝的花椒細鹽末從牛角小洞磕出來，撒在肉上」；讓另一位翻譯家徐霞村難忘的是北平夏天的酸梅湯，不僅冰涼解暑，「小販過巷時用兩個小銅碟在手裡相擊，叮噹作響，非常好聽」。

北京某飯莊

《亞東印畫輯》第4輯

文人學者是國都南遷後北平消費的中堅力量，而人數眾多的中學生和大學生，他們的消費喜好顯得更加活潑、趨新和崇洋。當時北平最時尚的購物場所，當屬位於王府井大街的東安市場和西單商場，它們幾乎取代了商業形式較為傳統的前門大街。 這從《俠隱》里，主角李天然的購物選擇也能看出來——他去前門大柵欄的瑞蚨祥綢布莊買的是做夾袍的緞料，在王府井則買的是歐式穿衣鏡、黑呢子大衣。東安市場商品種類繁多，集購物、餐飲、娛樂為一體，光顧的群體主要就是附近居住的外僑人士、太太小姐、文人學者、青年學子。唐魯孫就記得這裡有一家咖啡廳，十分實惠。「光顧的都是男女大學生，八毛錢一客西餐，儘管放心大嚼，否則來一盤奶油栗子面或是叫杯冰咖啡，足夠情侶們泡上半天的。」1933年正式開業的西單商場，正位於學校林立的西城文教區。相對於東安市場整體走高價洋貨路線，那裡的平價銷售策略更能吸引學生群體。

大學生群體

攝於1930年代末

淪陷之危

北平安逸的生活節奏在1935年再次被打破。隨著《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的簽署，華北地區比過去更受到日本人的控制。日方企圖遊說當時已經擔任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與其合作不成，轉而扶植了曾任北洋政府財務司司長的殷汝耕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是通州，管轄灤河以東20餘縣。在北平城東20公里的地方多了這樣的親日組織，北平人自然感到如坐針氈。反映到日常生活里，北平市民突然發現城裡走動的日本僑民更多了。

《近代華北日僑問題研究（1871～1946）》一書的作者米衛娜告訴我們，「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便加強了向華北的移民力度。1936年出版的《平津雜話》這樣描繪日僑活動的情景：「在由津（天津）至平（北平）的火車上『友邦』人士通常占了大半，寬袍大袖，顧盼自雄，履聲答答，刺入耳鼓。膳車中備有『東洋素燒』，報販手中有日文平津日日新聞，不時還有穿黃制服紅帽邊的憲警巡查，過豐臺車站還可看到高懸的『太陽旗』。」並且「不獨火車上如此，頤和園、北海、中山公園等，每處的泥地上都是滿印著木屐的痕跡」。

日僑從事的一項嚴重破壞中國經濟的活動就是走私。1935年後，日本羽翼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讓華北走私的進出口出現高潮。私貨種類逐漸遍及幾乎所有商品，如人造絲、砂糖、海產品、火油、火酒、毛織品、紗布、捲菸、究竟、橡膠鞋、車胎、洋釘、豆牛奶、電池等等，「除大象之類不能運輸」者外，連「少數之軍火、子彈亦與其間」。國民政府多次向駐津日本總領事和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置之不理。華北儼然成為日本人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海關完全喪失緝私權。

日僑走私活動

攝於1930年代末

「七七」事變爆發之前，華北地區日僑的破壞性活動還包括有占住民房、開設賭局，設立特務機關、收買漢奸，創報報刊、製造輿論前奏等等。自從日軍占領東北以後，華北已經成為國防的最前線。季劍青告訴我們，北平市民心裡都清楚，戰爭遲早都要開打，當時北大、清華等高校已經在為遷校做準備了。不過都有幻想存在，覺得不會爆發得這樣快。

就是在盧溝橋的槍聲響起之後，北平市民依然抱有希望。這也是當時守衛北平城的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心態。他最初主張以和止戰，為避免事態擴大，打算將「盧溝橋事變」作為地方事件來解決。在7月18日與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見面之後，認為解決有望，甚至在回到北平城後拆除了城內的防禦工事。這正好適應了日本政府在「盧溝橋事變」之後的既定方針，即在「不擴大事態」的謊言下，一面以談判做掩護，一面積極增兵。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淪陷期歷時8年零17天。「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全國抗戰的開始。淪陷期的北平，與日本人的抗爭進入了更加嚴酷的地下時期。

1945-1948·東四南大街

Martin William Hiller

在《俠隱》中，張北海寫北平淪陷前的幾天。「大清早兒還是有人遛鳥兒，茶館兒大酒缸，全是人。白鬍子老頭兒，在街上走起來，還是邁著方步。」在接受我們採訪時， 張北海談到了這種描寫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紀，北京人就經歷了八國聯軍，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九一八』之後，東北湧進來無數學生難民，日本公然在東單廣場實彈演習……與其說北平老百姓『處變不驚』，不如說是『見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給揉成一種穩順，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在這本小說的結尾，張北海借著美國記者羅便丞之口，與北平告別——在日本人破城之日，羅便丞找到主角李天然來喝酒：

「聽我說，親愛的朋友……這迷人的古都，還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無所不在的傳統，那無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無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訴你，親愛的朋友，這一切一切，從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義進城，從那個時刻開始，這一切一切，就要永遠消失了。」

截圖自電影《邪不壓正》

實習記者宋林曉對本文亦有貢獻

微信編輯｜劉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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