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牆小區的弊端顯而易見，比如導致街區的商業和服務設施不足，街區喪失活力並存在安全隱患。2016年，國內曾經有過一次將封閉住宅小區轉變為開放街區的討論和實踐，其後不了了之。隨著「新冠」疫情的到來，圍牆小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要繼續存在下去。
那麼，在從封閉到開放的這個漫長的過渡時期，我們能對那些光禿禿的圍牆做點什麼呢？
文 | 丘濂 吳思
圍牆小區，
中國城市的
典型景色
走在北京的大型居住社區，很容易看到這樣的景象：有圍牆的住宅小區彼此相連。年代較早的小區多採用磚牆，新一些的小區則是「下圍上透」的鐵藝圍欄。商業店鋪多集中在路口的街角，以滿足周圍小區居民的日常需求。在這裡漫步的感受經常是枯燥的，因為旁邊除了車行道，就是連綿的圍牆。這可以說是全國封閉小區建設的一個縮影。
為何封閉式的圍牆小區會成為國內住宅形式的主流？如果從中國古代史來看，春秋戰國與秦漢有「閭里」，隋唐時期有「里坊」。但隨著工商業的興盛，這樣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北宋時逐漸解體，城市居住空間的結構是從封閉走向開放。下一次的封閉居住模式要數建國之後出現的單位制城市居住社區——單位大院。當時的城市功能重心是工業生產，而不是消費。單位就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將生產和分配結合在一起的實體。一個單位大院裡不僅有單位辦公和生產用房，還有住宅樓、食堂、浴室、商店等生活用房，甚至還有自辦的幼兒園和學校。可以說，幾乎不用走出單位大院，就能解決全部需求。有統計顯示，到1975年，城市勞動力的78.2%都工作和生活在封閉大院裡。
電視劇《夢開始的地方》中的封閉大院場景
當市場經濟興起，帶來了和住房、福利等一系列制度變革後，從前以單位為框架的社會生活，走向了以市場和社區為框架的社會生活。住宅開發的任務轉到了私人開發商手裡，購買商品房成為了新的選擇。此時封閉小區並沒有隨著單位大院居住方式的瓦解而消失，反而變得更加盛行。從開發商的角度來講，既然必須「誰開發，誰配套」，小區周邊連帶建設的花園綠地和休憩空間當然在封閉的情況下更方便管理；與此同時，商品化的住宅小區在80年代中期開始借鑑香港的物業管理體系，小區中引入物業公司收取物業費，這就更增加了小區的排他性。居民們也傾向用圍牆的方式確定這塊他們繳納物業費的地盤，只供他們自己來用。
較新一點的小區採用「下圍上透」的鐵藝圍欄
OPEN建築事務所
安全性也是重要的考慮。轉型時期社會流動性增強，當大量外地人口湧入城市，會讓本來的城市居民形成一種不安全感，更傾向居住在「可防衛型社區」。一篇1996年刊登於《人民公安》上名叫《封閉小區好》的文章就提到了當時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對10個小區進行了封閉管理的試點。「一年來治安狀況、公共秩序都有了明顯改觀。自行車丟失案件下降達91.5%；刑事案件發生3起，下降85%；穿插小區人員明顯減少，商販基本看不見；過去嘈雜、混亂的叫賣聲消失了，代之是寧靜祥和優美的生活居住環境。」
根據城市研究者宋偉軒梳理，從1991至2000年期間，上海將83%的居住小區以某種方式封閉起來，同期廣東省封閉了54000 居民區。深圳2001 年持有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的樓盤裡，封閉社區所占的比例高達95%。從2000年至2007年間，國內竣工房屋總面積達180億平方米，平均每年形成上萬個居住社區。從經濟適用房到豪華別墅區，封閉式社區在城市改造和新建社區中的比例約占 80%。
封閉小區之外的景色單調，缺乏行走的樂趣
Du Lianyi
圍牆封閉小區的弊端也很明顯。單調的圍牆必然讓街道失去活力，而街道活力是和安全性相關的。正如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那本書著名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所說，必須要有一些眼睛盯著街道才能保證安全。街道兩邊的店鋪、樓里住著的居民和熙熙攘攘的行人就是這些「街道眼」。圍牆小區保證了裡面居民的安全，卻讓外面的行人缺少了「街道眼」的注視。
另一問題則是交通的擁堵。由於圍牆小區過多，道路無法從中穿過，這就造成了很多城市擁有寬闊的主幹道，但卻缺乏分流交通的「毛細血管」。對比紐約的街區，1平方公里有100多個路口，通常在國內的城市，1平方公里只有十多個路口。封閉小區割裂了城市肌理，降低了城市效率。因此，將封閉小區逐步改成開放式的街區，也是許多人想推動變革的方向。
打開小區：
嘗試與妥協
早在2003年，建築師李虎在斯蒂文·霍爾（Steven Holl）建築事務所主持北京當代MOMA的項目設計時，他就想營造一個開放型的社區。開發商最初給的要求很明確，是要建造一個封閉起來的、只有單一功能的高端住宅區。
為了能讓開發商重新考慮，李虎帶著他們去參觀他在紐約居住的「炮台公園城」（Battery Park City）。那是一片新規劃出來的小區，沒有小區圍牆，只在每棟樓設門衛。「安全感從哪兒來？就是門衛制度。那裡的門衛和每一個住戶熟識，住戶出門時可以放心把鑰匙交給門衛保管。」李虎告訴我們。接著他又帶開發商去當地的電影院看電影，他們心理更放鬆了。回來後，開發商便接受了李虎的提議，在MOMA里放入了酒店、書店、咖啡館和電影院，這讓它成為了北京第一個住宅混合商業的綜合體。
然而之後的北京當代MOMA仍然有大門和圍牆，「因為低工資的『保安』模式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門衛，也是因為人們心理上的最後一道防線還在。」電影院等商業的存在，讓這個昂貴的住宅小區依舊對普通人保持開放。李虎稱這個安排電影院的策略，使得小區具有「被動的開放性」。這也是他在當時全國都在興建封閉小區的背景下，一次大膽的嘗試。
住宅混合商業的北京當代MOMA SHU he
2009年，李虎和建築師黃文菁所創立的OPEN建築事務所又發起了一次關於小區圍牆的實驗。小區圍牆一般建在建築用地的控制線之上，所以這個城市研究項目叫做「紅線公園」。當時全國的普遍情況是人們缺乏活動的公園。就以北京中心城區為例，每2.8平方公里才有一個公園，紐約則是每0.16平方公里就有一個公園。於是李虎和黃文菁有了用小區圍牆所占用的空間來改造成公園的想法。這種公園和傳統定義的公園不一樣，它是線性的，從城市的尺度，基地的占地是0平方米。用來搭建公園的元素都是可回收的、可變化的，也是經濟的、互動的，更是通透的，可穿越的。比如可以用汽車輪胎做成鞦韆，將回收的水管組裝成「水樂園」，多餘的安全帽變成天然的花盆等等………OPEN建築事務所聯合設計師和小區居民共同設計了A到Z的26種紅線公園的模式，又經過投票將其中的8個落實成真正的裝置。這些裝置參加了當年的展覽，成為一種未來建設可參考的方案。
更重要的是，李虎和黃文菁想通過這個過程讓公眾意識到，傳統的圍牆城市被現代的開放城市所取代一定是將來的趨勢。因為唯有將被圍牆和大門私有化了的道路、景觀和設施變為全體市民所共享，才能大大地提高城市的效率。「歸根結底，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資源有限的當今社會，以一種可持續性的方式共同生活在一起。」這種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物理和心理層面的準備。紅線公園就可以看作是轉變路途中的一塊踏腳石。
紅線公園以裝置的形式落地實踐 OPEN建築事務所
當紅線公園再次被關注是2016年。在當年2月份出台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中，第十六條意見這樣寫道：「優化街區路網結構………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解決交通路網布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這立刻引起了一些討論、實踐以及實踐之後的再次反彈。
2017年投入使用的北京郭公莊一期公租房，在設計階段就被定義為一個開放街區——不設圍牆，內部道路連接市政道路、開放給社會車輛使用。但出於外部車輛湧入小區會增加安全事故的顧慮，入住一段時間後，居民開始對小區進行自發的調整。例如在小區出入口設置了路障，原本可供車輛通行的路口也被一排石墩擋住。而正因為外面的居民可以進入小區，附近的居民都過來利用這裡的綠地遛狗和健身，小區的安保和保潔力量都需要投入翻倍，物業抱怨承受了很大壓力。
沒有圍牆的北京郭公莊一期公租房 趙鈿
其實，小區能實現開放街區的狀態，是一系列因素相互配合的結果。對於曾經有圍牆的小區，本身就不是按照開放街區來設計的，冒然拆掉圍牆，就如李虎所說「仿佛一個人的衣服突然被扒掉了，在街上裸奔」。對於本身就按照開放街區來設計的住宅區域，通過社區營造的方式，能讓居民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從而進行社區公共區域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否則物業將不堪重負。
從一個居民見面都不會打招呼的社區，成長為一個人與人之間聯結感很強的社區，這必然需要時間。要是期待住慣了封閉小區的居民，瞬間就能擁抱開放街區的生活，並不實際。
而隨著「新冠」疫情的到來，圍牆小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要繼續存在下去，方便管控的需要。那麼，在這個漫長的過渡時期，我們能對那些光禿禿的圍牆做點什麼呢？
圍牆與活力，
能夠兼得麼？
在上海，一個對小區圍牆重新進行設計和改造出色案例發生在浦東區的昌五小區。2018年上海拆違整治，把昌五小區沿邊的違建店鋪全部拆除，留下了一塊條形的空地，並砌起一道圍牆作為小區內外的區隔。居民們在牆外路邊的樹蔭下打牌，是常能碰到的情景，因為對於這處老舊小區，無論內部還是周圍都缺乏活動的空間。建築師童明最初的想法是，將圍牆所在的弧形狹長地帶改為一個長廊，中間再串聯起一些健身步道、桌球檯和廣場舞空間等等。但這個方案遭到了居民們的強烈反對——他們並不想緊鄰住宅樓的地方成為一種公共空間，擔心自己生活的私密性和安全性受到威脅。
昌里園折線形的圍牆設計 梓耘齋建築
最終童明決定，仍然用圍牆保證小區的封閉狀態，公共空間的營造則放在牆外的一側來進行。蘇州園林中的游廊對兩邊的空間有巧妙的整合作用，這給了他以啟示。童明設計了一種波折形的圍牆，這樣的形狀既能繞開小區里的房子，又能給外部提供拓展的口袋空間。牆用的透空花格磚，保證牆內外都能共享綠化景觀，也儘量消解牆對城市空間的粗暴阻隔。牆的外側就是游廊，在關鍵性的節點安排了可供居民休憩和活動的桌椅。
童明延續園林中的命名方式，將這條游廊稱作「昌里園」。在這片公共活動空間極度缺乏的區域，昌里園很快就吸引了小區內外的居民進行使用。熱鬧的社區生活得以嵌入了有江南園林意境的線性牆園之中。人們在這裡聊天和逗留，改變了以往只是沿牆快速通過的狀態。
昌里園吸引小區內外的居民共同使用 田方方
那麼，面對圍牆小區附近商業普遍缺乏的問題，也能在不改變圍牆封閉性的前提下，有解決的辦法嗎？以北京望京地區為觀察對象，李虎和黃文菁看到這裡的住宅小區中，有的住宅樓與圍牆之間相距竟然達到幾十米。城市規劃中，會規定建築要從用地紅線退後的距離。但是像這樣大的間隔，李虎和黃文菁推測是由於當年規劃時，望京所在的地方還很荒僻，土地並不算稀缺所致。這動輒十幾米甚至幾十米的寬的空地，目前只是以景觀來填充，實在有些可惜。
每個人的城市 第三集
《圍牆商鋪 | 有生活的街道》
因此李虎和黃文菁提出了「圍牆商鋪」的構想——選擇合適的位置，局部地賦予圍牆一個厚度，來形成不同面積和進深的空間。臨街的一面打開，以容納咖啡館、書店、花店、便利店、寵物店等和日常生活關聯緊密的不同業態。而面向小區的一側則仍然封閉和連續，以保障小區的安全。因為要占用小區內部的空間，這必定牽涉居民的同意。李虎和黃文菁認為，這關係到小區生活的便利性，是可以逐漸達成共識的。為了規避噪音和污染等問題，餐館和酒吧之類的業態也可以規定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圍牆商鋪設計策略 OPEN建築事務所
他們認為，如果規劃部門能給予這樣圍牆商鋪的指標，只要有一定規則的引導，不用嚴格的管控，圍牆便能根據供需關係，變化成生動而有趣的街道介面。OPEN建築事務所位於北京的方家胡同，這條胡同的前後變遷引人思索——周圍南鑼鼓巷的過度商業化和五道營商業成功的輻射效應，讓一些文藝青年將相對安靜、租金低廉的方家胡同當成理想的創業場所。2017年之前，方家胡同有著各色創意小店，時髦青年、國際友人混雜著胡同居民形成了一種生氣勃勃且豐富多元的生態。這一切，都隨著對「開牆打洞」的整治戛然而止了。
圍牆商鋪讓街道變得生動而有趣 OPEN建築事務所
丹麥城市設計師揚·蓋爾在《人性化的城市》中表達過一個觀點：「人是為行走而生的。在街道行走的過程中，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逐漸展開。」人的行走速度大概是5公里每小時。那麼以這樣的觀看速度來設計的城市，一定擁有著各種小型的空間和優美雅致的標識符號。它能讓人擁有充滿細節的體驗，也就留下深刻的感官印象。有著形形色色店鋪的街道，無疑就能帶來更多行走的愉悅。也許不遠的未來，無需專門到城中某地去逛街，這種愉悅的感覺在居住的小區附近走上一圈就能獲得。
圍牆商鋪帶來更多行走的愉悅 OPEN建築事務所
話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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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城市」是三聯人文城市與OPEN建築事務所聯合打造的系列專題報道。它以OPEN發起的同名城市研究與設計項目為基礎，旨在通過「以空補缺」的策略，想像更美好的城市未來。這裡的「空」既包括有城市中的剩餘空間，又有利用率不佳的低效空間。簡而言之，就是城市裡蘊藏的一切機會和希望；這裡的「缺」則是人們各種未被滿足的需求，有最基本的關於居住和日常生活尊嚴的需求，也有對美好精神生活更高層次的追求。這些需求是否能得到回應，關乎每個人在城市生活的幸福。
聯合發起
三聯人文城市
三聯人文城市由《三聯生活周刊》創立，以2020年首次發起主辦的三聯人文城市獎評選為起點，在中國城市化處在從量變到質變的節點上，探索城市與我們生活的密切關聯。
OPEN是一家國際知名建築事務所，由李虎和黃文菁創立於紐約，2008年建立北京工作室。主要作品包括：UCCA沙丘美術館、上海油罐藝術中心、深圳坪山大劇院、山谷音樂廳等。
OPEN建築事務所
出品方：三聯人文城市 X OPEN建築事務所
聯合監製：賈冬婷、李虎、黃文菁
項目統籌：俞冰如、陳誠
內容傳播：丘濂、吳思、高一丁、高敏
設計提案：曹夢醒、韓宇、劉雨陽、劉雨夢、林伊儂、劉炫育、徐嘉悅、魏子皓、陶偉傑、邵玲芳、楊姁
視頻製作：OPEN建築事務所
視覺設計：FUZZY H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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