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綏銘：我希望「經過這場搏鬥而不損毫髮」

《風痕：我與性社會學互構》，潘綏銘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9月。

撰文｜荷花

追求知識，

只能由知識來啟動

很多人都問過潘綏銘，你是怎樣開始研究「性」的？這類問題若出於善意，背後假設多半是，敢於在那個年代開先河研究這個問題，需要過人的勇氣或者某種來自個人生活的啟迪。若是心懷叵測者，這個問題的言外之意就是，世界上有那麼多學問可做，那麼多問題可研究，為什麼你偏偏要研究性？

《風痕》的開篇就回答了這個問題：我怎麼開始研究「性」。潘綏銘的答案非常樸實：無心插柳。他在書中鼓勵學生「研究始於興趣」，提到自己的研究卻是「入手在於可能」。1981年，剛進入學術領域，他兩眼一抹黑，憑直覺撞開了性研究的大門。

潘綏銘出生於1950年，因為就讀的中學是男校，加上動盪且壓抑的外部環境影響，基本生活在「無性文化」里，並沒有比一般人更早的意識覺醒。在他看來，這種經歷在他們那一代人里太尋常了，和他日後研究性社會學實在沒有太大的關係。「沒有那麼多必然性或者弗洛伊德主義，因為壓抑只能產生躁動和盲動，追求知識只能由知識來啟動。」

讀中學時，學校組織他們去看一個控訴舊社會的電影，同學們都哭了。潘綏銘當時剛開始學習拉二胡，聽出了這個電影的配樂是《江河水》。這首如泣如訴的二胡獨奏，他自己一個人拉的時候也經常哭。於是他產生了一個疑問：「我和同學們究竟是因為看到舊社會的苦難才哭了，還是被二胡獨奏給催哭了？」這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想法，他沒敢告訴任何人。後來他再想起這件事，覺得這大概算是一種質疑精神，或者批判性思維的萌芽。這種直覺正是他和社會科學的緣分。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照。

1981年，潘綏銘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東北師大歷史系研究生。經歷了長期的學業中斷，重獲學習機會的他求知若渴。在世界古代史和宗教史中，他偶然接觸到一些人類早期性風俗與性文化，大為震撼。在大量閱讀歷史、思想史著作後，他發現幾千年來，人類關於自身所爭論的幾乎一切重大哲學問題，都最突出、最集中地反映在性的方面。精神與肉體、自私與無私、個人與社會、美與丑、生與死，都與性有關。「正是在這裡，孕育著多學科滲透與交叉的最優結合點和人類認知自身的最佳突破口。」

潘光旦1946年編譯的《性心理學》於1986年再版時，費孝通在此書的後記中寫道：「中國從一個閉關鎖國的局面正在通過開放和改革向現代化社會轉變，科學與民主已成為群眾性的要求，歷來成為禁區的『兩性之學』將能得到坦率和熱情的接受。」這就是潘綏銘起步之時的學術背景。

1985年，他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號召青年教授開新課，他報了一門「外國性觀念發展史」，正式開始性社會學的研究生涯。1987年，潘綏銘從歷史系轉到社會學系，創立和推進了性社會學這個分支學科。

開設「外國性觀念發展史」這門課在當時算是石破天驚之舉，而且排在本科生的必修課中。第一屆學生中有很多不好意思上這門課，罵老師「臉皮厚」。潘綏銘想了一個應對辦法：強制脫敏。「我總是在第一堂課就狂轟濫炸，把人類性行為的一切細節通通倒出來。否則聽課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就根本無法聽其中的學術了。」

從1976年到1985年，中國性文化出現了一個恢復與過渡時期。設計性感的時裝、裸體藝術、異性按摩、舞會......曾經被禁錮、打擊的各種行為重新萌芽。保守的社會風氣很快轉向開放。到了90年代初，整個社會關於性的認識、性關係、性表達等層面，都發生了變化。《中國婦女報》甚至首開專版討論：女性有沒有性權利？

在潘綏銘看來，當時能有這樣的突破，主要來自三種精神力量支持：以「精神文明」為口號的社會治理力量、以「性科學」為旗幟的自由主義力量、以「人性論」為理由的民間自發力量。

電視劇《來來往往》劇照。

潘綏銘注意到，城市的公共空間裡異性之間親昵行為大大增加。媒體上評論眾多，卻沒有相關的學術研究。當時潘綏銘已經讀過很多關於性的抽象思辨和歷史資料，他覺得更需要研究的是當下實際生活中，國人的行為具體是怎樣的。

研究中國與性相關的問題現狀，是他明確的奮鬥目標。於是他設計了一套指標體系，包括「行為等級」 「親昵界限」 「場景等級」 等指標，在北京等六個城市的13個公園進行觀察。經過四年的觀察，他用數據證明了中國社會對「公然親昵」的寬容度在不斷增加。這是那一時期性文化的歷史發展體現。

沒有影響研究的，

就不算阻力

潘綏銘雖然不相信弗洛伊德的學說，但一直渴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樣自豪地宣稱：「沒有人像我這樣，把深藏於人類胸膛里的半馴化的魔鬼的大部分罪惡都召喚出來，並尋求與之奮力搏鬥；也沒有人能像我這樣，指望著經過這場搏鬥而不損毫髮。」

「不損毫髮」在當時是不可能的，不過潘綏銘並不以為意。婚姻中的性生活調查、性工作者調查、大學生的性觀念與性行為，這些課題在當時還十分敏感。有人勸他停課，有人質疑他的人品，也有人審查他的身份，關於這些壓力和阻撓，潘綏銘在書中幾乎沒有展開。自己當時研究能力的局限對他來說才是真正的阻力，所有外部干預只要最後沒有造成實際影響，就不必多言。

電視劇《來來往往》劇照。

他也承認，從事性研究的學者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方面，都因為這一背景給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經歷帶來過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他曾在採訪中提到自己學生的經歷：研究課題在日常聊天或者飯局上被拿來當作調侃的由頭；在公開場合介紹他們的時候，總是故意提一句：「他是研究性學的」，甚至要強調一下「他的老師是中國性學第一人」。對這種含沙射影的話，他們多半不理會，如果真的嚴肅解釋起來，也都是對方最後不好意思。

他讚賞自己的學生都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不會輕易被外界的雜音影響。「總的來說，我的學生們在考我的碩士生或者博士生的時候，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有一位是從高中看了我的書以後就決心已定。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與別人商量過，更沒有向親友解釋過。我把他們叫做鐵頭男、鋼心女，對此深深感激，無以名狀。」

20世紀90年代初，大眾傳媒幾次掀起「性學熱」，大量介紹相關書籍、歷史，討論當下的現象和熱點。潘綏銘的研究自然被廣泛引用，但他很快注意到這些傳播中的謬誤，於是決定幫傳媒工作者進行性社會學的科普。對他來說，解決問題永遠比抱怨和苦惱有意義。

潘綏銘被採訪和報道最多的主要是「臥底紅燈區」。他並不想因此吸引眼球，可是很長時間裡也無可奈何。「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很彆扭的狀況，因為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來看，紅燈區研究並不是我最主要的研究，也不是最精彩的。」

1997年到2010年，他帶領同事、研究生，定性調查了中國21個紅燈區以及其中的近1400位相關人員。在田野調查中，他傾聽過底層女性的艱辛；也被所謂「高檔場所」的從業者鄙夷刻薄，只好鎩羽而歸；有一次還被當成拐賣婦女的頭目（因為同行的調查者都是女性）。這些經歷在別人那裡也許十分有戲劇色彩，但潘綏銘卻從不以此為噱頭。「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我投入到紅燈區里的那些日日夜夜，實際上只不過是在積累對方法論的感悟，最終形成2007年提出的主體建構論。」

必須平等待人，

才能訪談下去

「如果不是和他們相處那麼久，接觸那麼多次，我就無法發現，更無法總結出主體建構論的要義。那就是無論社會對他們如何嚴苛與不公，他們並不是完全逆來順受，而是自己不斷地構建出自己的生活、世界與意義，也創造出應對社會的自我發展的各種行為邏輯和策略選擇，而且獲得了他們自己相對滿意的生活狀況。」這是潘綏銘對做「紅燈區」田野調查的深切體會。

1999年他出版專著《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中總結出一種定性調查方法，介於社會學與人類學之間。」核心就是深入要調查的社區、群體，和對方相處。這在今天也許是進入田野研究的基本意識，但當時確實完全靠實踐才總結出來的。

《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潘綏銘 著，群言出版社，1999年1月。

潘綏銘後來回憶，曾有兩位女生要求退出調查，並不是因為她們的觀念受到挑戰，也不是因為不相干人等的閒言閒語，而是受不了愛莫能助的煎熬，是出於一種道義的責任心。應不應該研究性工作者這個群體，本身就是一個道義問題。具體怎樣的做法才是對調查對象負責任，潘綏銘自己也糾結了很長時間。

「我不能否認，像我這樣大談性產業和紅燈區的情況，有可能使得她們的日子更不好過。她們中絕大多數人所需要和期盼的，其實只是像小草那樣不顯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時候，過度的關注可能危害他們現實生活的質量。因此我只能遵守兩條古訓：在精神上堅持將心比心，在行動上實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和她們是平等的。」

他經常以合作者嚴月蓮（香港資深社會工作者）為榜樣提醒自己：從裡到外放下自己身上所有光環，甚至「自甘墮落」，不要以救世主的姿態居高臨下看待研究對象。不要對邊緣人群懷有道德優越感。這樣才算平等待人。

電影《榴槤飄飄》劇照。

「必須平等待人，才可能訪談下去。」這是潘綏銘調查時的座右銘。尊重對方的「隱私屏障」，決不為了自己的研究需要去挖掘對方不願暴露的情況。為此他也放棄了一些調查機會。

這條精神也被他的學生們傳承下來。潘綏銘的學生、山東大學社會學研究室副教授王昕說，「示弱」、主動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拉近和研究對象的距離。她在自己的田野調查隨筆中記錄過一個細節，每次想起都會眼眶一熱：「結帳的時候，她們堅持要付錢，我記得很清楚，那位姐姐說：『你是學生，你不掙錢，我們雖然掙的錢不算乾淨，但我們自食其力。』」

《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黃盈盈 等著，漢唐陽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

在幫助層面，他選擇尊重對方的道德觀。對方想要的好的生活，往往超出他的想像。「不能只看到他們身上的悲情，忽略了他們的自主選擇。」他曾在接受採訪時說：「跟普通人接觸多了，你就明白，就算要救國救民，也得他們自己來，不是我來救。」

「最終，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夾縫是：儘可能多地給她們講一些預防性病的知識，給幾個人不要吸毒的忠告，幫幾個人辦一些與生意無關的事情，資助一個人回家。此外，我也許是老糊塗了，所以還儘可能地陪她們呆坐、打撲克、逛街、吃飯，哪怕這些對我的研究毫無意義也罷。因為我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到她們生活中那深不可測的枯燥、乏味與寂寞；還因為她們中好幾個人都說過，還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和『外人』這樣對待過她們。」

大眾廣泛議論的

未必是真問題

2014年1月，潘綏銘正式退休了。他說自己已經完全退出學術，開始全新的生活。現在主要的活動是去野外拍攝鳥類，「其實就是給自己找一個理由出去走路。」寫作《風痕》的2019年，他正在幫女兒帶孩子。潘綏銘對《風痕》這本書的定位是學術自傳，他認為自己的個人生活乏善可陳。「主要為了留下史料，讓有興趣的讀者和後學者能夠查到，曾經有人做過這些研究。」對於大眾傳媒給他的稱號「中國性學第一人」和「性學教父」兩個稱號，他不認可前者，說因為「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升華》，潘綏銘 / 黃盈盈 / 王東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

對於當下的熱點話題，他仍然保持者社會學者的謹慎。有採訪問他怎麼看「結婚率低」，他回答：「除非是專業的研究者，如果普通人在議論某種『性現象』，往往並不在乎是否真的如此，往往只是在抒發自己的情緒或者價值觀。例如『結婚率低』，很可能說的其實是『找對象更難了』，想婚的人可能痛心疾首，不婚的人歡欣鼓舞，離婚的人則喜憂參半。」

他的學生黃盈盈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1999年開始，黃盈盈跟著他進入「紅燈區」進行田野調研，現在已經接過導師的衣缽，成為性研究領域的領軍學者。黃盈盈開設了一門課「性與性別社會學」。大概每學期都會請他來做一兩次講座。每次講座結束，他都被一幫年輕學生圍住簽名。

黃盈盈接受採訪時曾說：「我們這輩和更年輕的學者在對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性的認識和理解上，不如潘老師那一輩學者，尤其是『社會洞察力』。」 在她看來，潘綏銘那一代學者很大的一個特點是：接地氣。他們能用非常日常的語言把一個現象說清楚，一點都不深奧。

潘綏銘的表達不僅淺白、有人情味，而且有一種獨特的幽默感。他分享過一個和蒼井空有關的小故事。2017年5月，鳳凰衛視邀請他去談女性乳房保健，因為女編導聽過他的課，想傳播相關的知識。編導事先提醒他嘉賓還有蒼井空，問他是否介意。（因為先後兩位女性醫學專家都拒絕了，只好請一位男專家來出鏡。）潘綏銘首先關心的是：她懂嗎？編導告訴他，蒼井空早就是乳房保健的國際代言人了。

「當天在拍攝現場，我送給她一首事先寫好的詩，就是『蒼井空君』」這4個字的藏頭詩。可是一開始她的經紀人拒絕我與她合影（大概是商業考慮），還是她一把把我拉過來合影，還破例與我專門帶去的女研究生也合影。作為教授，我敬她是公益大使；作為觀眾，我敬她專業上爐火純青；作為滄桑人，我則敬她不卑不亢坦然面世。總之，我們平等相處，相聚甚歡。」

潘綏銘三十年的學術生涯，顯然不只是一陣風，其印跡不僅留在每一位後來者的研究中，也留在他接觸過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生命里，留下一點活潑和溫度。

參考資料：

1.《專訪潘綏銘：因為是我，所以才構建出如此這般的性社會學》，學人Scholar，2023年10月。

2.《專訪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我已完全徹底退出學術，開始全新的生活》，學人Scholar，2023年5月。

3.《」紅燈區「里的性社會學》，李佳鈺，新京報書評周刊，2017年11月。

4.《黃盈盈：一位研究」性「的社會學家|女性學者訪談2》，徐悅東，新京報書評周刊，2021年8月。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荷花；編輯：王菡；校對：王心。封面圖為電影《榴槤飄飄》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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