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瑾
【作者簡介】楊瑾，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隋代墓葬中的外來元素與中西文化交融研究」（編號：19BKG029）階段成果。
【摘要】隋墓中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在隨葬品所占比例較小，有武士、儀衛、僕從、馬夫、駝夫、僧侶、伎樂等，時間上主要分為前後兩期，分布範圍主要在關中地區、關東地區和南方地區，造型為深目高鼻，有穿胡服者，有穿漢服者，文化特徵複雜而模糊，既反映南北地區胡人類型與文化淵源各不相同的歷史事實，也說明隋代大一統文化整合過程在墓葬中的體現，還證明了魏晉南北朝至隋代墓葬胡漢交融現象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
【關鍵詞】隋墓；胡人；胡服；胡漢交融
截至目前，全國已發現600餘座隋代墓葬，其中紀年墓百餘座，分布在陝西關中、山西東南、河北西部、河南洛陽和安陽以及湖北、湖南、山東、安徽、四川、江西、福建、遼寧和天津等地。陝西關中已發掘清理隋代墓葬120餘座，其中39座為紀年墓，主要分布於隋大興城郊區，包括南郊少陵原、鳳棲原、高陽原，東郊白鹿原，西郊棗園和咸陽洪瀆原，潼關稅村，鳳翔等。關東地區隋代墓葬主要分布在安陽地區，約276 座，其中175座是由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小屯村發現。南方地區發現隋代墓葬數10座，河東道地區10座（紀年墓6座）。各地隋代墓葬陪葬品中有大量人物形象，其中有一些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儘管數量較少，而且還有一些因相貌特徵不明而無法辨識，但它們的出現對於了解隋代胡漢並置現象有著重要意義。學界目前關於隋代墓葬胡人研究尚不充分，本文嘗試梳理隋代墓葬出土的胡人形象資料，並以此為基礎，探析其類型、分布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
一、隋代墓葬出土胡人形象的主要類型
從發表的考古資料看，隋代墓葬出土的胡人形象主要有陶（瓷）俑或石俑類及壁畫、石刻及陶瓷中圖像等兩大類，表現的有武士、侍衛、商賈、伎樂、僧侶、僕從、馬夫、駝夫等形象。
（一）陶（瓷）與石質胡人俑。分為鎮墓俑、儀仗俑、侍僕俑和其他四大類。
1.陶鎮墓俑。包括武士俑和門吏俑，這些俑深目高鼻濃須的特徵非常明顯，幾乎是目前所見隋代墓葬的標準配置，區別在於數量為1或2件（圖一，1、2）。因有專論，不再贅述。
2.陶儀仗俑。包括騎馬儀衛俑、兵卒俑、牽駝俑和牽馬俑等。
（1）騎馬儀衛俑。主要發現於關中地區高等級墓葬中，如李裕墓出土俑高25厘米、呂思禮墓出土俑高26.6厘米（圖三，1）、郁久閭可婆頭墓出土俑高21厘米（圖三，2、3）等，多穿袒右肩束帶及膝袍服，姿勢呈動態，似為敲擊樂器的軍樂儀仗，而稅村壁畫墓（圖三，4）、洪慶隋墓則分別出土甲騎具裝俑或持扇儀仗騎馬俑。
（2）兵卒俑。主要有郁久閭可婆頭墓出土俑高16.6厘米（圖二，1）、咸陽機場二期M301:6出土俑高16厘米（圖二，2）、李裕墓出土俑高18.3厘米與李和墓出土俑高19.7厘米、亳州隋墓出土俑高32厘米、鞏義隋墓出土俑高24厘米（圖二，3）。特徵為靜立狀，雙手似握杆狀物於胸前，或一手上舉於胸前，一手下垂，應為持各種羽儀的儀仗俑。類似胡俑還見於西安三民村隋墓A型風帽俑（M25:16）和B型風帽俑（M25:36）分別高16.3厘米和19.7厘米，姿勢為右手與左手上下握於胸前。
（3）牽駝俑和牽馬俑。主要有西安姬威墓出土俑高28厘米、安陽橋隋墓出土俑高13.6厘米（圖四，1）、山西沁源韓貴和墓出土俑高19厘米、武漢周家大灣241號墓出土俑高37厘米（圖四，2）和武昌馬房山隋墓出土俑高22～39厘米（4件），類似胡俑也見於河南博物館和鞏義博物館。這類俑動作幅度較大，似為牛、馬、駝夫。從造型上看，似乎與北齊范粹墓出土3件胡俑存在某些文化關聯性。
3.侍僕俑。
（1）男吏俑。主要見於武漢周家大灣隋墓出土俑高47～48厘米（圖五，1、2）、鞏義隋墓和洪慶隋墓等。鞏義隋墓胡俑高31.5厘米，雙手握拳相疊而立，高髻高鼻，雙眉緊鎖，怒目圓睜，大嘴，身著寬領、寬袖官服，腰束官帶，下著長褲，褲自膝部束為一體，腳穿朝靴（圖五，3）。
（2）役夫俑。包括勞作俑、侍奉俑和樂俑等。主要見於太原虞弘墓出土石俑高68厘米（圖六，1）、鞏義夾津口隋墓出土瓷俑2件，其一高16厘米，頭戴胡帽，深目長面，身穿束帶翻領袍（圖六，2）。其二高24厘米（圖六，3），頭戴氈帽，深目高鼻，八字鬍，身穿束帶長袍。兩俑皆右手提一單把波斯壺，左手伸於胸前。此類胡俑在武漢馬房山隋墓、西安洪慶隋墓、安陽梅園莊隋墓、湖南湘陰隋墓亦有發現。
（3）陶樂舞俑。包括雜耍百戲俑等。主要有安陽張盛墓出土俑高25厘米（圖七，1、2）、天水石棺床墓出土石俑高32～33厘米（圖七，3）和武漢東湖岳家嘴隋墓小糊塗俑高39.7厘米等。
4.其他。包括胡商俑，如太原斛律徹墓出土騎駝俑高45.5厘米（圖八，1、2），胡僧俑如安陽張盛墓出土俑高22厘米，其他俑如合肥西郊隋墓出土戴翻邊氈帽胡俑頭等。
上述墓葬時間上從隋初至隋末（開皇二年至大業十三年，582年至618年）。以高級貴族墓葬為主，最高為正一品，最低為八品或無品，多為三至五品。關中地區多為一品官員或皇室貴族墓，如陝西三原李和墓、西安郭家灘姬戚墓和潼關稅村壁畫墓等。關東地區有少量高等級墓葬，多為中下層官吏和一般士人、普通百姓墓葬。各地隋代墓葬出土胡俑數量不一，多者出土5件，少者1件。姿勢各不相同，多為站姿（單手或雙手半舉），還有騎馬、騎駝等姿勢，手持不同物件。除了武士俑位置固定外，其餘胡俑夾雜在眾多的陪葬俑群中，並未刻意突出或迴避。
（二）胡人圖像。隋代墓葬中的陶質、石刻及壁畫等也見胡人圖像。前者如太原虞弘墓、三原李和墓等，後者如潼關稅村壁畫墓、山東英山一號墓、寧夏固原史射勿墓等，甚至畫像磚上也有類似胡人形象。
1.陶俑圖像。主要有西安茅坡村隋墓（圖九）、長安隋張綝夫婦合葬墓（圖一〇）、咸陽北杜M11出土駱駝馱囊及國外博物館收藏的可能出自西安周邊地區的駱駝俑駝囊皆模印胡人圖像（一主二從式人物圖案），參考葛承雍等觀點。
2.石刻圖像。包括石門、石槨、石棺床等，如虞弘墓石棺床外壁浮雕圖像中有各類胡人形象，均為深目高鼻，黑髮濃須，身穿圓領系帶袍服，腳蹬靴。內容涉及神話、祆教、宴飲、樂舞、狩獵、釀酒、家居、旅行、會見等，因學界多有研究，不再贅述。李和墓石墓門兩側和石槨東西側、前擋板兩側皆刻深目高鼻，雙手握劍於胸前的胡人武士形象，左、右幫擋板分別有4位濃鬚鬍人儀衛形象，門柱兩側各有一位深目高鼻，卷髮，圓形頭光的守護神（戴項圈，耳墜，身披長飄帶，站於覆蓮座上）。長安高陽原隋郁久閭可婆頭墓石門扉各刻高鼻胡人守衛武士圖像（圖一一，1、2），這類胡人多為身份較高的守衛或護衛。
（三）壁畫圖像。主要為胡人武士、儀衛和馬夫等。如史射勿墓（大業六年，610年）墓道東壁、西壁各3幅胡人侍衛圖像，皆深目高鼻，有須髯，頭戴冠，身穿寬袖交領長袍，下穿寬口褲，腳蹬靴，手握或持刀。稅村壁畫墓儀衛中有深目高鼻的胡人武士形象（圖一二）。山東嘉祥徐敏行墓（開皇四年，584）壁畫中夾雜著胡人或穿翻領胡服者，如儀衛和牽馬人等。
二、隋代墓葬出土胡人形象的主要特徵
隋代墓葬出土胡俑、石刻和壁畫中的胡人圖像皆為隋代多元文化並置下墓葬系統的構成元素，旨在模擬、復原、再現、重構、紀念與頌揚墓主人生前生活。這些胡人形象在各自職能體系中履行著繼續守衛與服務主人靈魂的職責，特別是胡人武士形象具有更強烈的護衛作用。帕特麗夏認為，「守衛逝者靈魂的武士已由秦漢時期漢人形象變為胡人形象，這種變化意味著給予鎮墓俑超凡的防禦抵抗力量。隋代墓葬流行胡人形象的鎮墓俑也證實了與西方越來愈多的交往，及其明顯可見的對其他非中國風格裝飾母題的借鑑與吸收。」上述胡人形象具有體貌的差異性、服飾和身份的多樣性等特徵。
（一）體貌特徵。皆為深目高鼻，最大者高68厘米，最小者高13.6厘米，普遍在20～50厘米之間，大小與同墓其他俑類總體一致，製作水平與墓葬等級有關。體型大多纖瘦，有的有濃須，表情生動，表現出年齡差別（老年、青壯年或少年），基本上手持物件，顯示出功能特徵，似乎與種族特徵並無太大關係，差別在於服飾。
（二）服裝樣式。有胡服胡帽、漢服胡帽、胡服漢帽、漢服漢巾等不同組合，每個組合中又有細部差異，還有區域性差異，總體上似無規律可循。
1.頭飾。有束巾、戴冠（小冠、籠冠）、戴風帽、戴幞頭（分前後腳打結式與前端隆起式）、無帽或冠。（1）束巾。主要見於安陽5座隋代墓葬出土的13件胡俑、殷墟M201:57胡俑和梅元莊隋代墓葬出土的23件胡俑。（2）頭冠。分兩種：一種尖頂胡帽。主要見於鞏義夾津口隋代墓葬0418瓷俑和武漢市郊周家大灣241號隋代墓葬3件胡人俑。另一種平頂帷帽。主要見於安陽梅園莊隋代墓葬39號和44號胡人俑。（3）圓頂形胡帽。主要見於武漢馬房山隋代墓葬2件胡俑、岳家嘴隋代墓葬3件胡俑和太原虞弘墓2件石質胡人抱瓶俑。（4）無帽。如安陽張盛墓出土2件胡俑滿頭黃色卷髮。
2.服飾。隋代墓葬出土胡人形象多穿系帶袍服，領式、穿著方式和長短不一，皆與闊口褲子（有的在膝部系帶）、靴子或鞋或履搭配。分為3類。
（1）左衽翻領袍服。分為3種。
a.三角形翻領系帶袍服。如李和墓、鞏義和安陽隋代墓葬出土胡俑穿及膝胡服，而姬威墓和張盛墓胡俑穿短款翻領胡服，武漢周家大灣241號隋代墓葬胡俑既有右肩袒露，左肩穿翻領胡服，也有穿短款左衽翻領胡服。
b.小立領開襟袍服。分左衽系帶式和外披式。前者見李裕墓、鹿善墓M301:7、張綝墓Cc型風帽俑（M1:100）、三爻村隋墓A型風帽俑（M25:16）、洪慶隋墓B型風帽俑（M6:51、M7:85）等。後者如稅村壁畫墓軍卒俑和風帽俑。有趣的是鞏義夾津口隋代墓葬女侍俑也穿同款服飾，但袒露胸部。
c.厚立領開襟袍服。如鹿善夫婦墓風帽俑A型(M301:6)、李裕墓風帽俑（M38:65）。武漢岳家嘴隋代墓葬胡俑也穿類似服飾，但為系帶短款露胸裝，應屬地方變異形式。
（2）圓領袍服。如西安洪慶村隋代墓葬小帽胡俑、梅元莊隋代墓葬胡俑、郁久閭可婆頭墓胡俑、太原虞弘墓胡俑和太原斛律徹墓2件騎駝胡俑。有的袒露左肩，作牽馬或奏樂狀。
（3）交領袍服。如呂思禮墓M15胡俑（外套窄袖短襦）、安陽小屯村南地M103墓胡俑、湘陰隋代墓葬老年胡俑、安陽隋代墓葬M406胡俑、安陽M201:57胡俑和梅元莊隋代墓葬胡俑等，有的頭戴帷帽形冠，有的軟巾束髮。此外，還有一些奇特的服飾，如呂思禮墓M16胡俑內穿圓領窄袖衫、外套寬袖斜襟露肩及膝長袍，武漢東湖岳家嘴隋代墓葬胡俑左肩搭帶、右肩裸露，有的甚至赤裸上身。
三、隋代墓葬出土胡人形象的文化淵源
從文化淵源上看，隋代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像在整體上表現較為統一，也有不同時間和地域的區別，還有一些來自西方的文化元素。
（一）北朝淵源。就陶俑而言，關中隋代墓葬出土的胡人形象在造型、服飾和製作等方面帶有北周和北齊的影響。楊泓認為，「隋朝初年俑群中這種北周、北齊風格的造型明顯地混雜在一起的現象，到大業年間就不多見了，逐漸萌發出隋俑自己的造型風格。」張全民以仁壽（601~604年）年間為界，把隋代墓葬陶俑樣式和製作工藝分為前後兩期。他認為，「開皇二年（582年）李和墓中已出現北周樣式與北齊樣式相摻雜的情況，但總體來說，開皇初年陶俑多為純粹的北周樣式，只是偶有新引進的北齊樣式。直至開皇中期，北周和北齊兩種樣式並行的情況開始多見。進入開皇末期和仁壽年間，北周樣式基本淡出，為北齊樣式所替代。」「關中地區隋代俑群迅即效仿東魏、北齊樣式，進而取代西魏、北周的傳統樣式，表現出融匯統一的趨勢，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些新樣式，同時戰國以來傳統的木俑工藝得以恢復光大，形成隋朝嶄新的風格特徵。」原因在於「大批隋人曾生活於前朝，隋代尤其是隋代前期的墓葬藝術品，其風格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前朝的影響」。而河南、山西、山東、河北等省隋代墓葬所出胡俑依舊延續了北齊樣式，並有所發展。洛陽周圍隋代墓葬所見胡俑帶有明顯的北魏遺韻，因為洛陽成為北魏首都後曾出現一個胡俑隨葬的小高潮。
（二）南方淵源。南方與北方隋代墓葬所見胡人形象並非出自一源，應屬不同文化與種族系統，除了部分胡人沿著陸路自北向南流動外，還有一部分沿著海路自南而北遷移。因此，湖北、安徽合肥隋墓胡俑除了受北齊樣式影響外，還有明顯的地方文化特色、長江中游從東吳至兩晉南朝墓葬胡俑的影響以及海上絲路文化的影響。南北交界地帶具有混合型文化特徵，如安徽合肥隋代墓葬中可見北方和南方文化因素並存的現象。
（三）西方淵源。隋代墓葬出土胡人形象帶有一些明顯的西方元素。林梅村認為這些西方元素主要涉及印歐語系的西胡（月氏、塞人、粟特、羯胡）、波斯、吐火羅、月氏、天竺、拂菻等，可謂「胡風國俗，雜相揉亂」。因此，隋代墓葬出土胡人形象的文化淵源呈現出多元化特徵，特別是融合中亞、西亞和南亞等諸多地區的文化元素，如波斯和佛教等圖像元素的國際藝術風格。科羅威爾（William G. Crowell）認為，「隋唐墓葬鎮墓武士俑也有複雜的西方淵源，希臘神話中衛士或保護者赫拉克勒斯在希臘化時期進入佛教造像中（金剛手菩薩、力士、干達婆等），並隨著佛教東傳作為佛或菩薩周圍的護衛者出現在新疆（克孜爾、吐魯番）、甘肅（敦煌莫高石窟、榆林窟、麥積山石窟）等地雕塑、繪畫、壁畫中，作為鎮墓武士俑出現在隋唐時期墓葬中（赫拉克勒斯的木棒和獅皮帽經過長時段和遠距離的傳播過程中地方化為虎皮帽和刀劍類兵器）。」此外，山西、河南隋代墓葬還發現一些佛教胡僧形象，也說明與廣大佛教地區的聯繫。
總之，隋代墓葬出土的胡人形象總體上表現出胡漢長期交融過程中的隋代範式，是按照隋朝的政權建設而逐漸整合發展為新的墓葬規範。然而，因隋朝短暫，胡漢並序新特徵尚未在隋墓中構建起詮釋統一王朝的話語體系和展示標準，但這一切似乎預示著唐代胡漢交融盛世的到來。
編輯說明：文章來源於《考古與文物》2019年第6期。原文和圖片版權歸作者和原單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釋從略。
編 輯 ：高 朋 吳 鵬 賈淑鳳
編輯助理：秦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