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歷史中的民族特色
張永江
摘要：清朝是由女真族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政權。這個政權從一開始就是以多民族的多元共存作為自己特色的。經過兩百多年的努力，清朝實現了從「清朝」認同到「中國」認同的過渡，至清末形成了「五族共和」的觀念。因此，我們應該重視清朝歷史上的民族特色，重視各民族在這個歷史時期對祖國歷史的共同貢獻。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清朝歷史中的民族特色》。這個問題我打算分兩個方面來進行闡述：第一個是我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個問題來跟大家交流；第二個是清朝歷史當中包含著哪些民族特色，我們怎樣來判斷這些民族特色的價值。
選題原因：重新審視中國清史研究
首先，我為什麼要選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據我查證，我們國家第一次官方闡述這樣的一個觀點是1962年中印戰爭爆發的時候，外交部授權發表聲明。這個觀點由官方發表以後，曾經引起過西方的反彈，學術界也有一些反映，認為我們這個話是含糊不清的。「自古以來」是一個什麼概念？古到什麼時候，是從元朝開始還是從秦漢開始？
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歷史，是受到西方文明衝擊的，中國1840年以後的發展線索，都是對西方文明衝擊的一種反彈，是根據這個來展開的歷史，這叫「衝擊—反應」模式。到70年代末8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漢學界、中國學界又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就是所謂的「中國中心觀」，代表人物是柯文，他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闡述了這一觀點。90年代以後，又有「新清史」作為代表，主要是指中國古代史這個時期，這當然不限於中國古代史。其實這樣一些解釋，這樣一些理論觀點的演進，彼此是有連帶關係的。
首先，我想解釋一下「征服王朝」理論的和中國歷史的實際有多少關聯。最早提出「征服王朝」理論的是美國歷史學家卡爾·魏特夫，他曾經寫過《東方專制主義》，是對歐洲的中國學和美國的中國學有極大影響的一位學者。1949年，他和中國學者馮家昇合著了《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在這本著作序言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征服王朝論」的理論框架，認為公元10世紀上半葉以後，在漢地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權與十六國、北魏時期的北族王朝政權明顯不同。後一類王朝的建立者民族，在向漢地滲透過程中，逐漸忘記自己的本民族特徵甚至民族本身，而前一類王朝一般通過向漢地的短時間征服建立。漢地是一個為統治民族提供服務的被征服地區，這類王朝的統治民族對漢化的態度是有保留的，他們完全的漢化要等到征服狀態結束以後。
這個理論出現以後，日本的學者首先呼應。1964年前後，日本著名學者田村實造主編了《中國征服王朝之研究》，系統地把魏特夫的理論落實到了中國史系列研究的實際當中。這個理論曾經一度沉寂，但是它並沒有完全退出學術領域。最大最明顯的一個反映就是，從90年代以後「征服王朝」理論變換了一種面貌，以所謂的「新清史」這個面貌重新出現了。
所以，這裡邊我還要簡單的講一下美國的「新清史」學派。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這個概念是1996年一位美國研究清史的學者伊芙琳·羅斯基（中文名羅友枝）提出來的。羅友枝在1996年美國的「亞洲研究年會」主席致辭上做了一個演講，這個長篇演講針對1967年著名清史學者何炳棣的關於清朝歷史的演講，做了一個新的闡釋。何炳棣這個長篇演講就是《論清朝的漢化》，在當時很有影響力。在演講里何炳棣提出，清朝能夠成功的維持268年的統治，其根本的原因在於清朝走了漢化的路線。當然，他的演講很豐富，這是最基本的一個基調。羅友枝針對這個就提出，清朝能夠維持長久的統治不是因為漢化，而是因為恰恰相反，它保留了自己滿族的特色。滿族特色主要表現在滿族共同意識的培養，以及一系列制度設計方面。這個演講發表以後，在美國清史學界激起了軒然大波。羅斯基在評述「漢化」理論的同時，給了何炳棣帶了一個帽子，說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因為何炳棣是華裔），說他是基於漢族的立場來判斷中國滿洲族的地位。何炳棣當然不能接受，所以1998年起來反駁他，就發表了很有名的《再觀清代》。何炳棣提出，清朝能夠維持長時期的統治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不能簡單的形成一個二元對立——是漢化還是滿洲化，簡單的二元對立不利於問題的解決。他說，我不否認清朝保持了很多的北亞特色，就是滿洲的民族特色，但是清朝的漢化也是它的一個主流，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另外，他提出，說我是民族主義者是一個汙衊，為什麼呢？他說這個理論恰恰不是我，不是中國人率先提出來的，而是歐洲學家（實際上就說魏特夫）和日本學者提出來的。這個反駁是非常有力的。
怎麼來看待這個爭論？中國的清史學界從1997年翻譯羅斯基這個文章到最近幾年，我們也在回應著美國的這場爭論，因為這關係到中國清史研究。最集中的反映就是，去年《清史研究》雜誌先後兩期組織了專題的討論。同時，去年我們組織了一個高端的「國際清史的研討會」，題目叫《清朝的國家認同》。當然何炳棣不可能來了，主要是新清史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我們國內的一些學者。
在我個人看來，這場爭論與其說非要爭出來，是漢化還是滿洲化的價值判斷，不如說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過去的清史研究有哪些不足，未來怎麼樣把清史研究薄弱的地方重新充實，使它走向更加深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來看一看清朝到底存在著哪些民族特色。
清朝歷史中包含哪些民族特色
大家知道，清王朝是從東北興起的，由女真的後裔首先創建的一個較小的民族政權，後來在與明朝的搏鬥當中慢慢壯大起來，最後取而代之，於1644年建立了統一的大清王朝。
那麼，它跟被取代的明朝有什麼區別呢？通過對比，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清朝的民族特色。明朝是在推翻征服者（蒙古人建立的大元王朝）基礎上建立的。所以明朝在一開始打出的旗號，就是清除蒙元的影響。最典型就是朱元璋的四句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陳綱立紀，救濟斯民，這是朱元璋《諭中原檄》裡面提出來的。當然，原本裡面也有不同的說法，比方說「恢復中華」最初叫「光復中華」，不管怎麼樣，不影響基本意思。很顯然，他這是採取民族革命式的立場，來組織這場反元運動的。所以在他確立的明朝帝國，政治架構其實是以中國先秦理想的國家模式為他的模式的。明朝帝國的政治結構我們可以簡單的說是「華夏＋四夷」的模式。
所謂華夏，就是以居住在長城以內的中原地區的漢族為中心，各個邊疆民族住在漢族的周邊。明帝國在邊疆以外，而且採取的政治策略是「守在四夷」。「守在四夷」是儒家的傳統理論，認為漢族作為文明高的一方，應該是居住在國家中心的位置，少數民族因為文化落後，應該住在國家的邊緣區域。所以在明朝對待國內其他民族的策略，是實行懷柔政策。最初設立衛所，比方說在東北，女真就設立了各種各樣的衛所，任用少數民族的人士擔任衛所的首長。但是這些少數民族人士的首領，一般不被允許來到京城，而是在明朝確立的邊防界限之外活動，最多允許進入到邊界的城市。所以，他們基本上沒有機會跟明朝的主體民族——漢族進行接觸。
當然，明朝也曾在特殊時期對少數民族實行比較柔和的政策，比方說，曾經封蒙古的俺答汗為順義王，曾把三衛的首長遷到明朝的近邊地區居住。但是從總體來看，明朝是排斥邊疆民族的。作為最初明朝轄下的滿洲，滿洲這個名稱出現得很晚，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說是從李滿住這個人名來的，但他其實是女真族的後裔。女真族的後裔在15世紀末慢慢強大起來以後，開始內部的統一事業，就是從努爾哈赤開始的。努爾哈赤首先統一了建州的內部，隨後又統一了鄰近的兩大女真部落。一部分是所謂的海西女真的四部；另外一部分是更遠的靠近黑龍江地區的野人（東海）女真的一些部落。這樣就形成了自己的滿洲的政權。
滿洲政權對外的國名有變化，最早他們稱自己為「後金」，後來改為「大金」，1636年以後又改為「大清」。這個政權從1636年以後，已經帶有了明顯的學習漢文化的色彩，比如在確定國號的時候，「大清」就是針對他要反抗的大明。我們知道，明和清在字面的含義上都是接近的，清明清明，政治清明，所以他蘊含著對抗、分庭抗禮的意味。需要注意的就是，這個政權從一開始就是以多民族的多元共存作為自己的特色的。大家知道，女真的部落雖然很多，但是人數很少，要跟明朝對抗，那它必須儘快地吸納周邊的各種各樣的部落。屬於自己同一個文化的女真的部落，那自然是發展的重點；跟自己鄰近的有共同點的部落，比方說蒙古人，也成為它積極吸收的部分。在金國時代，滿洲政權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以女真後裔做基幹，同時吸收蒙古人，再後來吸收了一部分遼東漢人的民族。所以在入關以前，滿洲人建立的政權其實已經是以滿、蒙、漢三族為主要民族。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族系，比如說北方的通古斯人的一些民族，像索倫人這樣一些部落。
入關以後，它的民族性得到了加強。為什麼呢？因為有人統計過，在入關之初，八旗系統的人口不超過20萬人。從戰鬥力上來說，這是一支精兵，但是如果要統治明朝轄下的廣大版圖，區區20萬人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在入關之初，在跟明朝鏖戰的時候，清朝對北方民族基本上採取的就是源源不斷補充的政策，不斷的把北方其他族系的民族，索倫、達斡爾、鄂倫春等民族吸引或者加入到八旗隊伍裡面，這些人叫做「新滿洲」。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是女真人，但是他們畢竟跟女真人的文化是相近的，在習俗、語言上，在各個方面屬於一個大的系統，叫「北方族系」系統，所以把他們全部納入到滿洲這個陣營當中，來跟明朝爭奪天下。這個過程從1644年到1681年，經歷了三十幾年的時間。這三十幾年的時間裡，他先跟李自成作戰，然後跟南明的勢力作戰，奪取明朝的版圖。
從民族層面來判斷，清朝初年的民族關係，可以用康熙皇帝使用過的幾個概念來表述一下。
第一個概念是「首崇滿洲」，尊崇滿洲。滿洲作為征服者，是主體部分，是這個政權的主人，所以當然首先要得到重用，在社會、政治地位上要得到優先。
其次，康熙皇帝使用的概念叫「滿蒙一家」。這個概念講的是什麼呢？就是滿蒙兩個民族是要融為一體的，通過什麼辦法呢？通過滿蒙聯姻，通過政治上的結盟來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有關滿蒙聯姻，國內已經做過非常充分的研究，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南開大學杜家驥教授的《清朝的滿蒙聯姻研究》，這部著作有六十多萬字，非常詳盡地歸納和闡述了清朝滿蒙兩個民族通婚聯姻的過程，分析了他們的影響。那麼簡單地說，在整個清代，滿蒙兩個民族是持續不斷地大規模地聯姻。聯姻首先是清朝皇室帶頭，從努爾哈赤開始，到皇太極，到順治，這幾代皇帝都帶頭跟蒙古貴族通婚。努爾哈赤有兩個妃子是蒙古族的；皇太極封的五宮后妃全部都來自蒙古；順治有一半的蒙古血統，順治的母親孝莊太后是蒙古科爾沁部貴族的女兒，順治的兩個皇后都是科爾沁貴族的女兒。所以從皇帝這個角度來看，一直到乾隆皇帝還有蒙古人的妃子。當然皇后已經不是了，康熙的皇后就不是蒙古人，雍正也不是，乾隆也不是，但是他們都有蒙古人的妃子。而且清朝的歷代皇帝都有蒙古的血統，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這樣的聯姻有將近七百次（我說的不光是皇室，還有滿洲的貴族大臣，但是以皇室為主），涉及到內蒙古、外蒙古和西蒙古的很多個部落，以內蒙古為主，特別是科爾沁部。
孝莊皇太后與孝康章皇后
這裡有一個圖片，第一張是孝莊皇太后，來自科爾沁部；旁邊是順治的孝康章皇后，也是來自科爾沁部的，是孝莊皇太后的侄女。「滿蒙一家」是第二個民族關係上的處理原則。
第三個叫「滿漢一體」。這在皇帝的文集和《清實錄》里經常能夠看到。「滿漢一體」體現在官員任用上，清朝主張「滿漢雙軌制」。從內閣六部到九卿，基本上是兩套，一套叫做滿洲系統，一套是漢族官員。比如吏部尚書，有吏部滿尚書，有漢尚書；滿侍郎，漢侍郎，一比一的配比。當然掌印的就體現在「首崇滿洲」了，做主的是滿洲官員。
這三句話體現了清朝國家的多民族性，也體現了清朝統治者處理國內主要民族關係的一些基本原則。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清朝與明朝相比有一個大的變化。明朝很明顯的是以漢族作為「華夏」，其他的民族作為「四夷」，有的時候也稱為「狄」，蠻、夷、戎、狄，總之是比較貶斥的概念。清朝入關建立王朝以後，因為在文化上處於適應和發展的狀態，所以難以迴避華夷的觀念，但是清朝皇帝，特別是清初的幾代皇帝，力主扭轉傳統的華夷不平等、華夷有別的觀念。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努力，就是清初雍正皇帝與曾靜的辯論。曾靜是明遺民呂留良的學生，是個漢族的傳統儒生，他宣傳呂留良的觀點，認為滿洲人入關取代明朝是蠻夷華夏，是中原陸沉，是亡國滅種。這個言論在當時對於清朝的統治是不利的，特別是雍正皇帝，當時剛剛即位，在這樣的一個時刻，雍正皇帝不惜放下皇帝之尊，跟曾靜來辯論誰是華誰是夷，華夷到底應該怎麼樣來看待。這個爭論體現在後來編輯成的一本書《大義覺迷錄》中。雍正首先承認，說我們是夷，但不是說我們邊疆民族是夷，而是居住地點不同的一個區別，居住中原的叫「華」，居住在周圍的人叫「夷」。這不代表我們落後，也不代表我們的血統。他說，舜為東夷之人，中國上古的「三皇五帝」聖明君主不也有出身夷的嗎？所以「夷」不是一個貶稱。然後講，滿洲對中華有大功，我們統一了這個國家，擴展了這個國家的版圖，你怎麼還能歧視滿洲呢？清朝立國以來，滿洲、蒙古、漢人各族平等，我們也沒歧視你們。所以在清朝大一統的情況下，再講華夷有別、華夷不平等，他認為這是非人類，根本就不顧實際情況。
通過這個辯論，清朝就確立了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凡是國內的邊疆民族，所有清朝管轄下的族群都不再是「夷」，都是中華體系的一部分。那麼誰是「夷」呢？國境之外的，比方說俄羅斯人那是「夷」；跟我們對立打仗的準噶爾人是「夷」；另外還有來朝貢的外國人，這才是「夷」。國內的族群都應該是中華系統的平等的成員，而且雍正皇帝倡導「臣民」的概念。無論哪個民族，都是清朝的臣民，一律平等，不以出身作為區別高下，作為文化判斷的標準。通過這場辯論，實際上在清前期實現了華夷觀念的轉變。國內的少數民族被稱作「藩」，極個別情況也有「藩夷」的說法。所謂「藩」，是居住在國家的邊緣部位，享有一定的自主和自治的權利。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清朝皇帝作出這樣的一個重大的轉變。
為了鞏固這樣的觀念，清朝皇帝對於膽敢挑戰這種觀念的人，無論你是哪個民族的，都嚴懲不貸。這裡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康熙年間，古北口是長城五口之一，很重要的關口，古北口的總兵是漢族的蔡元。這個人就給皇帝上了一個奏章，說清朝已經建國這麼多年了，長城已經坍塌得很厲害了，說要修長城防禦外夷的入侵。這是明朝的一個策略，跟明朝的觀念有關係。奏摺上來以後，康熙皇帝非常生氣，說中國歷代都以長城作為保護自己的屏障，但是從來沒有能夠避免過外來的武力的征服。他說，反過來說，我朝情況正好相反，我朝以蒙古為長城，實行滿蒙一家，所以化解了歷代來自北方的各種各樣的危機。他說，滿蒙一家、眾志成城比大規模的興工鑄造長城不是更有效嗎？另外，乾隆皇帝的時候，有個滿族大臣叫伊齡阿，伊齡阿1749年給乾隆皇帝上了一個奏摺，在奏摺裡面他使用了夷和漢的概念，而且把「夷」用來指蒙古。乾隆皇帝非常生氣，說你以蒙古為「夷」，其名不順，不合潮流，國家都大一統了，滿蒙一家，皇帝本身就有蒙古血統，你還講這個東西，你不是愚蠢嗎？然後說，蒙古已經臣服百年以上了，你目之為夷，蒙古人能心甘情願嗎？所以把他革職申斥。
有這個觀念的還不止一個。大概又過了幾年，甘肅巡撫鄂昌，這是個滿洲人，在鄂昌的詩裡面以蒙古為「胡兒」。「胡兒」是個汙衊的說法，所以這個詩被告到乾隆皇帝這裡。乾隆帝大怒，說他自家詆毀。滿蒙一家，蒙古是胡兒，你滿洲是什麼呢？大家不都一樣嗎？最後勒令他自盡。這個大臣就因為這樣的一個錯誤觀念送了性命。可見，在這一點上乾隆皇帝是講究民族平等的。所以「文字獄」不光是針對漢族，滿族大臣亂寫詩影響國家安定局面，一樣要處罰。這是清朝在意識形態方面作出的重大的改變。
政治體制方面，清朝在進行國家的政治制度設計的時候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叫做「參漢酌金」，這是入關以前確立的。「參漢」就是參照、參考漢族的制度；「酌金」就是適當的考慮後金自己的傳統和制度。所以，清朝的政治體制有的地方一樣，有的地方有明顯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清前期有一個重要的決策機構，叫議政王大臣會議（又稱「國議」），這是一個國家決策機構，重大的軍事外交、政治事件都要提交這個上面討論。皇帝雖然是皇帝，但是要等大家討論，拿出意見以後再裁決，這明顯是北方民族的傳統。遼朝有貴族議事大會；蒙古有忽里勒台議事大會；滿洲人也有這樣的傳統，所有的高級別的貴族一起來討論重大的國家問題。
當然，清朝也有學習漢族制度的地方，繼承了漢族很多制度。比方說天聰三年，學習漢族設立了文館，這個文館就是模仿明朝的內閣來設立的，處理文書和對外文本事務，秘書機構。清初改成內三院，內國史院、內弘文院、內秘書院，再以後直接改成內閣，這跟明朝就統一了。另外，天聰五年設立了六部，完全仿照明朝會典設置的。但是明朝六部的官員是經過任命考核的官員，是有任期的，而清朝在六部之上又加了個管部的王大臣，六部的最高行政官員不做主，做主的是上面，由滿洲的各個王分管。所以，它是一個混合的制度。
另外，清朝有一些自己獨創的制度，比方說入關以前有「蒙古衙門」。蒙古作為入關前滿洲政權的一個重要力量，要單獨管理，所以設有蒙古衙門。後來這個「蒙古衙門」設為理藩院，因為要管的不光是蒙古了，還有其他民族。這些民族都叫做藩部、外藩部落，所以改成「理藩院」。明朝沒有這類似的機構，中國歷史上其他的王朝也很難找到類似的機構。反過來說，清朝以後民國時代北洋政府有「蒙藏院」，國民黨時候有蒙藏委員會，可是這個制度的開創者是清朝。
這是中央的機構，在地方上管轄各地的事務，清朝也設立了自己獨創的制度，這就是所謂的邊疆軍府制度。比如說東北，東北不設行省，東北設省是很晚的事情，是一九零幾年才設省的。那麼，東北這個地區設立三個將軍，叫三將軍體制，黑龍江、吉林和盛京三個將軍。然後內蒙古設立熱河都統，內蒙古西部設立綏遠城將軍來控制烏、伊二盟（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外蒙古設立庫倫辦事大臣，青海設立青海辦事大臣，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南疆還設有很多的辦事大臣和領隊大臣。這些長官都是帶兵的，手裡有軍隊的，而且是軍政事務都管，有點像軍管的性質，所以這叫軍府制度。
當然，各個民族地區有自己的行政體制，比方說蒙古的叫蒙旗制度，今天內蒙古蒙旗制度還是一個基本的行政制度；新疆回部設立伯克制度，主要是南疆地區；外蒙古也是蒙旗制度；西藏設立噶廈制度。這幾套制度結合起來，形成了清朝對邊疆地區有效的管理體制。
清朝還有一些很特殊的制度，比方說，秘密奏摺制度。這跟明朝不一樣，明朝是提本，所有的事務官員都要寫提本、寫報告，報告先要到內閣，內閣拆封謄抄以後轉呈皇帝。可是清朝採取的是秘密奏摺制度，皇帝的指令通過軍機處，直接發到邊疆的各個大臣手裡，別人不知道皇帝是什麼意見。而且各位大臣給皇帝的報告，也直接通過軍機處上達皇帝，不經過內閣。所以，保密和效率都大為提高。
另外，還有關於皇太子制度的改革。中國歷代王朝，所謂太子是國本，皇帝即位以後先要選立太子，避免他人來爭奪。但實際上是免不了的，清朝康熙皇帝經過兩立兩廢太子，最後覺得預立太子這個制度不行。所以他就採取秘密建儲，皇帝生前指定這個人，但是保密，誰也不公開，不說是誰。避免大臣結黨，形成自己的勢力來控制未來的儲君。這個制度也很有效。
還有木蘭秋獮和避暑山莊制度。避暑山莊現在是旅遊勝地，但是在清朝，那主要是一個皇帝跟北方民族關係溝通的地方。很多重大的事務，比方說平定準噶爾，接見準噶爾貴族，六世班禪來朝廷做訪問，都是通過避暑山莊來接待的。所以，避暑山莊不是皇帝遊玩的地方，那是他處理北方民族事務的一個特定場所。
滿族作為一個北方族群，建立起大清王朝，軍事征服是難免的，所以在制度上這也留下了征服的色彩，最典型的就是八旗駐防制度。清朝為了控制廣大的版圖和民眾，選擇三條防線來配備兵力。一條是濱海線的駐防，比較大的駐防點像鎮江、福州、廣州，這都是將軍副都統級別的駐兵。第二條防線是長江沿線的，從南京，到荊州、成都、杭州，這條線上都駐防有大量的兵力。另外一條是北方的長城沿線，從甘肅的涼州，到寧夏的銀川，到綏遠城，像熱河、張家口，這都是長城沿線的駐防。這個駐防是偕眷駐防，就是士兵帶家屬的，長期的駐防制度。在清代，特別是清前期，八旗系統的軍隊是滿洲人自己建立起來的，這是國家軍隊的主力，而漢族軍隊儘管人數不少，但地位很低。這是駐防制度是的特色。
清朝在法律上實行因地因族制宜的原則。國家最高的基本法是《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大部分條文是沿襲明代的。這是一個繼承，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就是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特殊的法律制度，我們可以稱為民族法，也可以稱為區域法。比方說《理藩院則例》，這是適用所有藩部的基本法典；另外還有針對蒙古的《蒙古律例》；還有針對新疆維吾爾族地區的《回疆則例》；還有專為管理藏族制定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實際上也是一部法典。但是這樣的法律，只適合於有藩部地位的區域，像西南的少數民族，因為清朝已經實現改土歸流，納入各行省管轄，那麼就一律遵從《大清律例》，不再專門為它制定法律。需要強調的是，儘管有這麼多邊疆部族的特殊法律，但是清朝的權威是不容置疑的，有一條規定就是命盜案件，特別是死刑，終審權在北京，是理藩院會同三法司核定拘提，理藩院加上法律系統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起商量以後拿出意見來，最後皇帝來確定。
文化上，清代實行多元文化並存的政策。首先，我們來看官方的語言文字。清代最基本的三種官方通行語言文字就是滿、蒙、漢文，滿語、滿文，蒙古語、蒙文，還有漢語、漢文。這三種文字、語言享有同等地位，這表現在什麼方面呢？皇帝發布詔敕，要用這三種文字並列發布。宮殿的匾額，甚至皇帝陵墓的匾額，是滿、蒙、漢三種文字並列，這是《大清會典事例》明確規定的。另外，清代顯示權利的印信，國家重要機關的，比方說六部的大印，是滿、漢兩種文字並列，理藩院是滿、蒙、漢三種文字。管轄各個邊疆民族地區的官員所持有的印信，督統、辦事大臣、將軍，他們的印信根據管轄區域的民族不同而有區別。比方說，伊犁將軍的印信是滿、漢再加上托忒文、迴文，熱河將軍的是滿、蒙、漢，因為他管轄區內是蒙古人。另外，國家最重要的史書《實錄》的修訂，要滿、蒙、漢三種文字。還有佛經，《大藏經》滿文版、蒙文版、漢文版都有，三種文字發布。另外還有「時憲書」（曆書），每年的十月初一，皇帝舉辦朔頒節授時，邊疆地區都要派人來領，時憲書也是滿、蒙、漢三種文字發布。反過來說，對境外的像朝鮮、越南，都只能使用漢文。另外，還有國家發布的字典，從康熙年間開始，最初公布的是滿漢合璧《清文鑒》，然後是滿、蒙、漢《三合便覽》，然後是滿、蒙、藏、漢《四體清文鑒》，到乾隆時形成滿、蒙、漢、藏、回《五體清文鑒》。在這個時代，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發布如此重要的多文字對照字典。50年代，我國重新翻印了《五體清文鑒》。
在禮儀制度方面也體現了滿蒙漢各民族地位平等。清朝重大的祭祀活動，蒙古大臣甚至維吾爾族的貴族，都有一定的班位。清朝新設了很多重要的祭祀地點，比如廣西的海陽山神，北方的長白山神、松花江河神，蒙古地區的大興安嶺山神，外蒙古的肯特山山神、蠻漢山山神，伊犁的博格達山神，西藏的瓦合山神，這些都是象徵著邊疆民族地位的。
教育和科舉方面也都有少數民族的特色。教育方面，京城和各駐防地專門為八旗設有各種各樣的官學。國家太學裡邊有八旗自己的系統。科舉考試裡邊有滿洲翻譯科，有蒙古翻譯科，三級都有，從秀才到舉人，到進士，這是一套完整的，跟漢族的文科和武科是完全平等的地位，待遇也一樣。
在宗教政策方面，設立四大活佛，所有重要的地區寺院都被納入到國家財政補助範圍，寺院主要的僧人都由國家來給予俸祿，這是清代特有的。
通過這樣的一些努力，清朝經過200多年，實現了由「清朝」的認同，到向「中國」認同的過渡。沒有這200多年間清朝對族群融洽的努力，沒有這個認同意識的培養，到清末不可能形成「五族共和」的觀念。清末皇帝退位詔書裡面講，和漢、滿、蒙、回、藏五族為新的中華民國。這個詔書是誰起草的另當別論，但是通過滿族的隆裕太后發布出來的，說明統治者是認同這個東西的。所以，清朝滅亡沒有出現過像元朝崩潰、南北對立那樣的歷史悲劇。在這一點上，清朝在融入中華民族方面，確實有大功於中國，怎麼評價都不過分，更不用說清朝留給我們的廣大地域版圖。大家可以對照一下，明朝的版圖有多大？長城以外皆為敵國。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重視清朝歷史上的民族特色，重視各民族在這個歷史時期，對祖國歷史的共同貢獻。
好，我就講到這，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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