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漂浮的宫殿，技术进步的奇观；它是极其复杂、性能卓越的机器，同时还是社会精英的聚集地；它是展示社会结构的微观世界，是这样的社会景象——不是真实的社会，而是被人看到的社会，是为了显得可爱而希望被人看到的社会，是具有明确的阶级划分的稳定整体。简言之，它是社会的自我理想（ego-ideal）。
电影《泰坦尼克号》重映海报（2023年）
作为实在界的征兆[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季广茂 译
在奔向未来时，我们像超车一样，自己超过了自己，同时又对过去进行回溯性的修正 （retroactive modification），这两者构成了辩证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辩证关系，错误成了真理的内在要素，误认具有了实证的本体论之维。但这种辩证关系有其局限，它被一块石头绊倒，并停留在这块石头上。这块石头当然就是实在界 （the Real）。实在界抵抗符号化：创伤点 （traumatic point）总是被遗漏，但它总要回归，尽管我们使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抵消它，整合它，使它融入符号秩序，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枉然。在拉康讲座的最后阶段，征兆被视为快感的真正内核 （a real kernel of enjoyment），征兆作为一种剩余 （a surplus）持久存在，并通过各种努力顽强地回归。这些努力包括驯服它，改善它（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改编过的术语指称下列策略的话——驯化作为我们城市的“征兆”的贫民窟），通过解释和将其意义纳入语言 （putting-into-words its meaning）消解它。
在拉康讲座中，征兆这个概念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为了举例证明这一点，且以一个今日再次引起公众注意的个案——泰坦尼克号的失事——为例。当然，把泰坦尼克号解读为“意义纽结” （knot of meanings）意义上的征兆，早已成为陈词滥调：泰坦尼克的沉没颇有创伤性效果 （traumatic effect），它令人震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永不沉没的轮船沉没了。但是关键在于，作为令人震惊的事件，泰坦尼克号的沉没适逢其时——“时间对它翘首以待”：即使在它沉没之前，幻象空间 （fantasy-space）已经为它开辟、预留了空间。凭借下列事实——人们预料它会沉没——它对“社会想象” （social imaginary）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有人以极其详尽的细节，预言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
1898年，有个为生活苦苦挣扎的作者，名叫摩根·罗伯逊（Morgan Robertson），炮制了一部关于大西洋轮船的小说。该轮船比以前建造的任何轮船都大许多。罗伯逊把许多家境富裕和得意洋洋的人物装在船上，然后让它在一个寒冷的四月之夜撞上冰山。它以某种方式表明，忙来忙去，到头来徒劳无益。事实上，这部小说当年由曼斯菲尔德公司（firm of M. F. Mansfield）出版时，名字就叫《徒劳无益》（Futility）。
14年之后，一个名叫白星航运公司（White Star Line）的英国航运公司建造了一艘巨轮，它与罗伯逊小说中的那艘轮船惊人地相似。现实中的轮船的排水量是66000吨，罗伯逊小说中的轮船的排水量是70000吨。现实中的轮船身长882.5英尺，小说中的轮船身长800英尺。它们都有3个螺旋桨，航速都是每小时24—25海里，都能容纳3000人，按照这个数目的比值，都有足够的救生艇。但这些救生艇似乎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它们都打上了“永不沉没”的标记。
1912年4月10日，真轮船离开了南安普敦，驶向纽约，开始了它的处女航。装载的货物包括一个无价之宝——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还有价值2.5亿美元的全体乘客。在航程中，它也撞上了冰山，并在寒冷的四月之夜沉没。
罗伯逊把他的轮船称为泰坦号（Titan），白星航运公司把它的轮船叫做泰坦尼克号（Titanic）。 [1]
[1] Walter Lord, A Night to Remember, New York: Bantam, 1983, pp. xi xii.（原注）
1898年，有个为生活苦苦挣扎的作者，名叫摩根·罗伯逊（Morgan Robertson），炮制了一部关于大西洋轮船的小说。该轮船比以前建造的任何轮船都大许多。罗伯逊把许多家境富裕和得意洋洋的人物装在船上，然后让它在一个寒冷的四月之夜撞上冰山。它以某种方式表明，忙来忙去，到头来徒劳无益。事实上，这部小说当年由曼斯菲尔德公司（firm of M. F. Mansfield）出版时，名字就叫《徒劳无益》（Futility）。
14年之后，一个名叫白星航运公司（White Star Line）的英国航运公司建造了一艘巨轮，它与罗伯逊小说中的那艘轮船惊人地相似。现实中的轮船的排水量是66000吨，罗伯逊小说中的轮船的排水量是70000吨。现实中的轮船身长882.5英尺，小说中的轮船身长800英尺。它们都有3个螺旋桨，航速都是每小时24—25海里，都能容纳3000人，按照这个数目的比值，都有足够的救生艇。但这些救生艇似乎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它们都打上了“永不沉没”的标记。
1912年4月10日，真轮船离开了南安普敦，驶向纽约，开始了它的处女航。装载的货物包括一个无价之宝——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还有价值2.5亿美元的全体乘客。在航程中，它也撞上了冰山，并在寒冷的四月之夜沉没。
罗伯逊把他的轮船称为泰坦号（Titan），白星航运公司把它的轮船叫做泰坦尼克号（Titanic）。 [1]
[1] Walter Lord, A Night to Remember, New York: Bantam, 1983, pp. xi xii.（原注）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的原因和背景，是不难猜测的：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某一年代——和平进步的年代，明确而稳定的阶级划分的年代，等等——已经走向终结，总之从18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漫长的时期，已经走向终结。这种终结已是时代精神 （Zeitgeist）的一部分。新的危险弥漫开来（劳工运动、民族主义、排犹主义、战争危险），它会很快使西方文明的田园牧歌景象黯然失色，同时释放其“野蛮”的潜能。如果说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还有一种现象能够体现这一时代的终结，那就是这艘横穿大西洋的轮船了：它是漂浮的宫殿，技术进步的奇观；它是极其复杂、性能卓越的机器，同时还是社会精英的聚集地；它是展示社会结构的微观世界，是这样的社会景象——不是真实的社会，而是被人看到的社会，是为了显得可爱而希望被人看到的社会，是具有明确的阶级划分的稳定整体。简言之，它是社会的自我理想 （ego-ideal）。
换言之，泰坦尼克号的失事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力，并不是因为这场灾难的直接的物质之维 （immediate material dimensions），而是因为它的符号性多重决断 （symbolic overdetermination），因为其中被注入的意识形态意义 （ideological meaning）：它被解读为“符号”，被解读为对即将来临的欧洲文明大劫难的简洁的、隐喻性的再现。泰坦尼克号的失事只是一种形式，社会以这种形式亲历了自身的死亡，而且注意到下列一点甚是有趣：无论是传统右翼人士的解读，还是左翼人士的解读，采取的都是这一视角，只是它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在传统右翼人士看来，泰坦尼克号是飘然而逝的骑士精神时代 （bygone era of gallantry）的怀旧纪念碑，骑士精神时代已经让位于鄙俗不堪的当代世界；在左翼人士看来，这个故事揭示了业已僵化的阶级社会的无能为力。
但所有这些都是可在任何有关泰坦尼克号的报告中找到的老生常谈。这样，我们可以轻易解释那个将自己的符号分量 （symbolic weight）赋予泰坦尼克号的隐喻性多重决断 （metaphorical overdetermination）。问题不止于此。我们可以轻易地说服自己，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只要看一眼最近由深海照相机拍摄的有关泰坦尼克号残骸的照片，就明白了。这些照片散发出来的令人恐惧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凭借直感就可发现，这种魅力无法以符号性多重决定来解释，无法以泰坦尼克号的隐喻意义 （metaphorical meaning）来解释：它的魅力并不来自再现 （representation），而来自某种惰性呈现 （inert presence）。泰坦尼克号是拉康意义上的原质 （Thing）：令人恐惧的、不可能的原乐 （jouissance）的物质残余 （material leftover）、物化。通过审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我们看到了禁区 （forbidden domain），看到了本不应该被人看到的一个空间：那些看得见的碎片只是快感流体 （liquid flux of jouissance）的凝结了的遗迹 （coagulated remnant），只是快感的某种石化森林 （petrified forest of enjoyment）。
View of the bow of the RMS Titanic photographed in June 2004 by the ROV Hercules during an expedition returning to the shipwreck of the Titanic. Courtesy of NOAA/Institute for Exploration/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NOAA/IFE/URI).
这一可怕的冲击力与意义毫无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是一种充满快感 （enjoyment）——拉康所谓原乐 （jouissance）——的意义。因此，泰坦尼克号残骸发挥着崇高客体的作用：一个被提升到不可能的原质 （impossible Thing）之高度的、实证性的物质客体。或许所有那些阐释泰坦尼克号的隐喻意义的努力，都在逃避原质的这一可怕的冲击力，都在驯服原质 （domesticate the Thing），而驯服原质的方式是把原质的实在界身份降为符号界身份，是赋予原质以意义。我们通常说，原质的诱人出场模糊了它的意义。其实，反过来说才是对的：意义模糊了原质出场带来的可怕的冲击力。
选自《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8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欧美众多大学客座教授，大名鼎鼎的欧陆哲学家，魅力四射的演说家，光彩夺目的文化理论家，人称“文化理论界的猫王”、“屹立于人类智力顶峰”的“卢布尔雅那巨人”，“几十年来强大无比的杰出阐释者”，自称“一定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左翼分子”。他深受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擅长以通俗文化产品解读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他“把一切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颇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势，同时“把理论的严密性与阅读的强制性融为一炉”，“是反直觉观察的大师”。
|译者简介：季广茂（1963— ），山东人氏，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分别于1984、1987、1997于聊城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9年任教授，2001年任博士生导师。发表过几篇论文，写过和译过几本书。齐泽克在中国最早的译者。对比较诗学、西方哲学及文化理论有较为浓厚的兴趣。
题图：The Titanic leaving Southampton, England, on its ill-fated voyage on April 10, 1912. Southampton City Council,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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