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灾星：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计划对最新的4号反应堆进行停堆维护，迪亚特洛夫自然被选中监督全过程──这不仅因为他的职级较高，也跟他的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储备有关。反应堆停堆是运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反应堆在低功率运行时可能会变得不太稳定。停堆期间可以对许多仪器和设备元件进行测试，4号机组这次停堆也会进行一系列专门的测试。

操作员们希望利用这次停堆的机会检查多个反应堆系统，并进行几项测试，其中一项是旨在提升反应堆安全性的涡轮发电机测试。具体而言，如果发生紧急停堆，反应堆就不再提供电力，为过热的反应堆输送冷却水的水泵也会停机。为避免堆芯熔毁，反应堆设计者为机组提供了应急的柴油发电机，即使发生紧急停堆，也能保证水泵继续工作。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然而，从涡轮发电机停止供电到柴油发电机自行启动之间，有15秒的时间差。另外，发电机还需1分钟以上的时间才能产生足够的电力驱动水泵工作。这就产生了安全风险，核工程师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现有的思路是利用贮存的转动惯量或者残留的蒸汽来驱动涡轮发电机持续旋转，从而产生电力，为水泵补上这1分多钟的供电空档。

工程师们想测试一下这个思路，但这需要模拟紧急停堆，在反应堆停堆阶段进行相关测试是最适合的，因为这样就不需要执行额外的停堆操作了。这个测试本应在政府委员会正式批准4号机组全面运行之前进行。但为了赶上定在1983年12月的正式启动日期，核电站管理层没有进行这项测试便签署了认证文件。自那以后，工程师们进行过几次测试，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要使用新设计的电压调节设备再次进行测试。测试计划在迪亚特洛夫的监督下拟定，由他的上司──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批准。根据该计划，1986年4月24日，周四，当天晚上反应堆停堆的预备程序就会启动，并逐步降低反应堆功率。

无论是谁确定的这个日期，选中这一天都是有意为之。第二天是周五，接下来就是周末，后面还跟着一个长假，一直放到5月中旬。因此，这一天是关停反应堆并开始测试的最佳时机。操作员们也是基本按照计划执行的，只是稍晚了一些。4月25日凌晨，夜班人员启动了停堆操作。到了凌晨5点时，他们已经将反应堆功率降低了一半，达到1600兆瓦热（megawatts thermal，简称MWt）。而在降低功率的过程中，他们几乎从反应堆中抽出了所有的控制棒，这违反了当时的行业准则。“这么说吧：低于标准允许数量的情况，我们遇到过不止一两次，但从没出过什么事。”在4月25日上午接管反应堆的值班长伊戈尔·卡扎奇科夫（Igor Kazachkov）回忆道。那时，反应堆活性区内的控制棒数量已经低于规范指导的要求。“没有发生爆炸，一切都进展正常。”

涡轮发电机测试应该在反应堆功率为700兆瓦热时进行。为了做好测试准备，下一班次的操作员须关闭应急供水系统，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模拟紧急停堆的情形，也就无法按计划进行测试。关闭应急供水系统的过程费时费力，大约需要45分钟，操作员需要步行至阀门处，一个一个地手动关闭阀门。4月25日下午2点，他们准备进一步降低功率，以便进行测试。许多安全系统都被关闭了。不过，由于停堆仅持续几个小时，出问题的概率几乎为零。“安全系统会在大口径管道破裂时提供保护，”回忆起当时决定关闭其中一个安全系统的情形时，值班长卡扎奇科夫说道，“但大口径管道破裂的可能性很小，我觉得差不多相当于一架飞机掉到你头上。我以为在一两个小时内就会完成停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在测试计划之外，实际上也超出了核电站操作员和管理人员的掌控。卡扎奇科夫关闭安全系统的时长原本不会超过2个小时，但实际的时间却是10个小时。基辅电网总部给核电站管理层打来电话，要求他们推迟停堆的时间。原来，另一个核电站有一台机组突然停机。因此，电网部门要求4号机组继续运行，以保障周五晚上用电高峰期的电力供应。核电站的使命是提供电能、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核电站必须服从电网调度的指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员工们别无选择，只能暂停停堆的准备工作，继续保持反应堆运行。

负责此次停堆测试的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决定放松一下，先回家小睡一会儿，晚上再回到核电站。与此同时，反应堆和其他系统的状况没有什么变化。反应堆始终以1600兆瓦热的低功率运行，而应急供水系统仍处于关闭状态。不过，长期来看，最危险的因素是反应堆“中毒”。在低功率输出水平下，反应堆会产生更多的氙-135──这是一种吸收中子的裂变副产品。积聚起来的氙-135吸收的中子越来越多，就会减慢反应，“毒化”反应堆，进一步增大控制反应堆的难度。迪亚特洛夫在家休息，4号反应堆控制室中的操作员在等待基辅电网部门的停堆许可，就在此时，反应堆还在不断产生氙-135。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反应堆物理学并非操作员的强项，控制室中的操作指令和手册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指导。

最终，基辅电网部门同意4号反应堆于25日晚10点停堆。11点之后，迪亚特洛夫回到核电站，来到4号机组的控制室。他们从1600兆瓦热开始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但由于午夜时分要换班，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完成这项任务了。于是，等到26日凌晨，下一班次的工作人员继续执行停堆操作。跟三里岛核电站事故的情况一样，夜班工作人员还要解决前一班次遗留的问题。

新的班次由32岁的值班长亚历山大·阿基莫夫（Aleksandr Akimov）领导，操作员有3名：负责反应堆的工程师列昂尼德·托普图诺夫（Leonid Toptunov）、涡轮工程师伊戈尔·基尔申鲍姆（Igor Kirshenbaum）、负责机组工作和反应堆供水的博里什·斯托利亚尔丘克（Borys Stoliarchuk）。他们都很年轻，经验较少，因此被分配到夜班工作。前一天晚上，他们已经开始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并相信到下一次轮班时反应堆就可以安全停堆了。但出乎意料的是，等到他们来接班时，包括各种复杂测试在内的所有主要任务都还没有完成，涡轮发电机测试也在其中。

严格来讲，现在掌管控制室的是亚历山大·阿基莫夫，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再花时间了解停堆和测试程序，只能听从在控制室内运筹帷幄的高级主管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的命令。“夜班刚开始不久，迪亚特洛夫就要求继续按计划完成测试项目，”当时在控制室内的涡轮组副组长拉齐姆·达夫列特巴耶夫（Razim Davletbaev）回忆道，“当阿基莫夫坐下来准备研究计划时，（迪亚特洛夫）开始对他大声责骂，批评他工作太慢，未能关注机组已经出现的复杂情况。迪亚特洛夫对着阿基莫夫大叫，让他站起来，不断地催他快点。”

阿基莫夫只能奉命行事。他让托普图诺夫维持反应堆的功率水平。25岁的托普图诺夫几年前刚刚从大学毕业，上岗时间只有几个月。午夜后不久，反应堆的功率达到了进行测试所需的700兆瓦热，但或许是氙中毒的原因，反应堆功率开始持续下降。在当前的低功率下，调节反应堆功率的自动控制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因此托普图诺夫关闭了自动控制系统，开始通过从反应堆活性区抽出更多控制棒来手动调节功率。迪亚特洛夫希望把反应堆的功率水平稳定在420兆瓦热，但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因为反应堆的功率一直在下降。

一位苏联核工业人士将负责控制棒的反应堆操作员比作职业钢琴家。他还说，如果操作员休假了一段时间，还需要有人帮忙才能重新找到操控反应堆的感觉，施展他们的技能。一位美国核工业人士写道，手动操作RBMK“就像在蒙特卡洛赛道[3]上驾驶一辆混凝土搅拌车。所有的动作都要慎之又慎，否则就会在某个弯道翻车”。无论打什么比方，表达的意思都一样。托普图诺夫上岗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又被分配到夜班工作，缺乏当时那种情况所需要的经验。

[3] 著名的F1赛道，路面狭窄且起伏较大，弯角难度也非常高，是全世界发生事故最多的赛车场之一。

反应堆某些区域的反应几乎停止了，某些区域却反应剧烈。托普图诺夫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插入或抽出控制棒，以保持反应堆的稳定性和反应性。他曾一度将功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反应堆计算机记录的数字为30兆瓦热。“据那晚在场的人介绍，列昂尼德·托普图诺夫没处理好从自动控制到手动操作的过渡，降低了功率水平，”伊戈尔·卡扎奇科夫回忆道，“毕竟，他当上反应堆高级工程师才4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反应堆的功率水平从未下降过。”另一位值班长尤里·特雷胡布（Yurii Trehub）的班次在午夜时就结束了，但他仍留在控制室内监测反应堆的运转状况。他同意卡扎奇科夫的说法，认为托普图诺夫的经验不足。特雷胡布称：“我认为，如果换我来操作，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4月26日午夜刚过，时钟指向了0点28分。反应堆马上就要停止运行了。夜色已深，但没有迪亚特洛夫的指令，操作员们都不敢让反应堆停下来。迪亚特洛夫此时不在控制室，托普图诺夫或许因自己的失误而感到羞愧，正手忙脚乱地抽出尚留在反应堆活性区内的控制棒。从上一班次留下来的特雷胡布也主动帮忙，二人几乎抽出了反应堆堆芯内所有的控制棒，试图让反应堆恢复运转。“保持功率！”阿基莫夫喊道。他们成功将反应堆的功率拉升至200兆瓦热，重启了自动控制系统。

此时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回到了控制室。现在，决定权在他手上。他们仍旧可以中止测试，安全关停反应堆。实际上，按照测试程序，他们应该选择停堆，因为测试所要求的功率水平是700兆瓦热，而当时的实际功率比这个指标少了500兆瓦热。迪亚特洛夫凭着一贯的自信决定继续进行测试。后来，他回忆起自己对功率“下降”的反应，说道：“这完全没有影响我，也没有引起我的警觉。意外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要求他们继续提高功率，随后离开了控制台。”如果当晚不进行测试，意味着测试将推迟至下一次停堆，可能要等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迪亚特洛夫等不了这么久。他一向固执己见，从不承认自己犯了错。

在涡轮机专家准备测试时，阿基莫夫和托普图诺夫正全力保证反应堆运转。由于氙中毒效应，中子量不足，他们关闭了备用泵，以减少流经反应堆的水量，防止水吸收中子。此外，为了防止功率下降，托普图诺夫抽出了反应堆活性区的绝大部分控制棒，留在反应堆中的控制棒只剩不到10根。凌晨1点22分30秒，因为操作员可用的反应堆控制棒已所剩无几，反应堆计算机已经发出了停堆的建议。但测试条件就快达到了，他们无视了警告。

凌晨1点23分04秒，测试终于开始了，通向涡轮机的蒸汽被切断。到1点23分43秒时，应急发电机产生的电力就应该足以驱动涡轮机。但反应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托普图诺夫发出了警示，他极力维持不下降的功率开始飙升，反应堆即将达到超临界状态。阿基莫夫也有所警觉，命令托普图诺夫按下用于反应堆紧急停堆的AZ-5按钮。当时，迪亚特洛夫距离两人有几米远，他回忆道：“阿基莫夫下令关停反应堆，并打手势示意：按下按钮。”托普图诺夫遵从了指令。

时间到了凌晨1点23分40秒。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测试，剩下的问题可以由紧急停堆程序解决。然而，正当众人以为麻烦已经结束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几秒钟后，他们突然听到了一阵隆隆声。“那完全陌生的隆隆声，很低沉，听起来像人的呻吟，”当时在控制室内的拉齐姆·达夫列特巴耶夫回忆道，“地板和墙面剧烈摇晃，灰尘夹杂着碎屑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照明系统失效，整个房间顿时几近漆黑，只有应急指示灯还亮着。很快，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伴随着阵阵雷鸣般的响声。灯再次亮起，4号机组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就位。操作员们在一片喧嚣中大声呼喊，试图弄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以及正在发生什么。”

阿基莫夫班次的年轻操作员博里什·斯托利亚尔丘克记得，第一次爆炸后，他以为氢化器出了问题，便试图用控制装置关闭氢化器。但随后，第二次爆炸发生了。斯托利亚尔丘克听到了“混凝土嘎吱嘎吱的碎裂声”，还伴随着他闻所未闻的“非常非常糟糕的声响”。看着控制台，他“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4号反应堆再也无法运转了”。这是一起设计师未曾预想过的事故，没有被列在操作手册中，操作员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大体上，没人相信会发生这种事。人们──至少是我──都不知所措。”斯托利亚尔丘克回忆道。

操作员们之前不断努力，通过抽出控制棒迫使反应堆在氙中毒的条件下运行，但这一系列操作最终产生了他们未曾设想的效果。由于涡轮发电机不再产生电力（这是本次测试的一个条件），因此冷却系统中的水流量减少、未被吸收的中子量增加，从而造成辐射水平激增。按理说，紧急停堆按钮可以通过插入控制棒终止反应。但控制棒缓慢下落，最先进入堆芯的是控制棒尖端的石墨，造成了正紧急停堆效应，核反应水平再次急升。控制棒能吸收中子的硼棒部分需要5秒才能进入反应堆活性区并发挥作用，但4号反应堆已经等不了这5秒了。随着反应堆进入超临界状态，功率激增，燃料通道爆裂，卡住了控制棒，使其无法进入反应堆堆芯。反应堆在劫难逃。

紧接着，控制室内的人听到了两声巨大的爆炸声。第一声爆炸声来自反应堆的蒸汽爆炸：燃料通道破裂导致反应堆冷却系统失压，产生的大量蒸汽无处释放。第二声爆炸声来自氢气爆炸：反应堆下方的水箱产生蒸汽，蒸汽和过热的燃料包壳相遇，产生了氢气。两次爆炸掀起了反应堆顶部覆盖的生物屏蔽层，这个屏蔽层名为“叶连娜”（Elena），重达500吨，上面还载着250吨重的换料机、50吨重的起重机和安装在屏蔽层混凝土板上的许多系统设备。“叶连娜”被炸到空中后又落回反应堆上，但只挡住了反应堆开口的一部分，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充满着放射性粒子的烟羽从这个缺口冲出，逃逸到大气之中。

等到控制室中的灰尘稍稍落定，应急指示灯还亮着的时候，迪亚特洛夫咆哮道：“以紧急速度冷却反应堆！”随后命令阿基莫夫联系电工，用备用发电机启动水泵：他以为反应堆此时已经关停了，而残存在反应堆中的衰变热可能造成巨大的隐患。随后，他意识到情况比他想象的更糟糕。迪亚特洛夫回忆道：“我盯着反应堆控制台，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信号显示控制棒卡在了中间，无法下降到反应堆活性区。阿基莫夫切断了控制棒驱动系统的电源，希望控制棒能靠自身重力下落到反应堆堆芯，但这一操作没有奏效。于是，迪亚特洛夫命令控制室内的两名实习工程师维克多·普罗斯库里亚科夫（Viktor Proskuriakov）和亚历山大·库德里亚夫采夫（Aleksandr Kudriavtsev）跑去反应堆厂房，手动插入控制棒。等到迪亚特洛夫意识到单凭人力根本不可能移动控制棒的时候，二人已经离开了。迪亚特洛夫跑出控制室，想把他们叫回来，但两位实习生已经不见踪影。

爆炸发生时还在控制室里的拉齐姆·达夫列特巴耶夫记得，迪亚特洛夫下令启动水泵后不久，一名涡轮机操作员冲进控制室大喊：“涡轮机厂房起火了！快叫消防车！”达夫列特巴耶夫急忙赶到涡轮机厂房。“尽管在房顶破损的地方我既看不到蒸汽，也瞧不见烟雾和火星，不过我能听到顶部有蒸汽逸出的声音；在漆黑夜空中，我只看到星星在闪烁。”他回忆道。他命令手下排出涡轮机中的机油，以避免引发更大的火灾，手下们照做了。他们阻止了涡轮机厂房的火灾，否则火势将很容易蔓延至核电站的其他几座反应堆，造成短路和冷却剂丧失事故，还有发生爆炸和堆芯熔毁的隐患。他们之中有些人吸收了高剂量辐射，在几周内相继离世。

一同赶来的迪亚特洛夫检查了涡轮机厂房的情况。厂房内，零星的机油起火，还有电火花、破裂管道中喷涌出的热蒸汽，让他想到了地狱。后来他写道：“此番景象真该让伟大的但丁记录下来。”随后，他走到室外，绕着半毁的反应堆厂房走了一圈。3号机组的屋顶和化学装置厂房也起火了。“这是第二个广岛！”他对尤里·特雷胡布说。由于辐射计数器显示的读数已超过1000微伦琴/ 秒的刻度上限，迪亚特洛夫不清楚实际的辐射水平。在控制室中，阿基莫夫、托普图诺夫和斯托利亚尔丘克正拼命试着向已经发生爆炸的反应堆供水。那晚值班的一名涡轮机操作员瓦列里·霍杰姆丘克（Valerii Khodemchuk）失踪了──爆炸发生时，他被掉落的混凝土块砸中，成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第一位受害者。还有一名工程师弗拉基米尔·沙希诺克（Volodymyr Shashenok）被管道中喷出的蒸汽严重烫伤，于次日去世。

在控制室内，博里什·斯托利亚尔丘克还在控制台前，试图确保冷却水被注入反应堆。反应堆已经全毁，控制室内的人或许还不知道此事，也可能只是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不管怎么样，面对这样一场灾难，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他们仍在不断泵水，斯托利亚尔丘克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基本没有离开控制室。后来，他意识到这保住了他的命，因为控制室内的辐射水平比受损机组附近的其他区域都要低。迪亚特洛夫、阿基莫夫和托普图诺夫在控制室外停留了很长时间，一是为了查看情况，二是要逐一手动打开供水系统的阀门，这导致他们受辐射的影响最大。斯托利亚尔丘克后来回忆说，托普图诺夫曾返回控制室内，呕吐不止。迪亚特洛夫命令其他人离开4号机组，避免过度暴露在辐射之中，但斯托利亚尔丘克留了下来，因为他还有任务需要完成。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是否意识到了危险，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他并没有将呕吐和高剂量辐射联系起来──当时他未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不会朝这个方向想。他希望自己能离开4号机组，但也明白他还不能走。

[……]

由于其他人都离开了4号机组，斯托利亚尔丘克便留在控制室内，一直到早上8点左右换班。他也感觉不太舒服。“有些恶心，但没有呕吐，”他回忆道，“全身发烫，眼睛红肿，还流眼泪，感觉极度不适。”因此，当看到早班的工程师前来接替他时，斯托利亚尔丘克不由得喜出望外。他们没有时间详细讨论发生了什么。水泵仍在运行，早班的工程师接手了斯托利亚尔丘克的工作，将更多的水注入反应堆原本所在的地方。

在回家的路上，斯托利亚尔丘克望向公交车窗外，看到了损毁的反应堆厂房，这下他彻底明白发生了重大事故。他回到普里皮亚季，看到人们还安然走在街上。他很渴，喝了一杯格瓦斯，和朋友聊了一会儿后便沉沉睡去。他想好好休息，为下一次轮班做好准备。但没睡多久就有人敲门：一名克格勃要带他前往市政厅问话。到了那里后，克格勃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还听说了什么，但斯托利亚尔丘克感觉很不舒服。克格勃中断了审问，让他去医院。于是，他自己步行去了医院。

然而，医院最大的病患群体不是操作员，而是消防员。在两名年轻中尉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Volodymyr Pravyk）和维克多·克别诺克（Viktor Kybenok）的带领下，消防员们在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内就抵达了现场，英勇地扑灭了3号反应堆屋顶的火，同时密切关注着涡轮机厂房的屋顶。在他们的努力下，大火没有蔓延到未受损的反应堆，这是这些消防员为拯救世界做出的贡献。他们没有穿戴必要的防护装备就投身核烈焰之中，坚持不了一个小时便会感到恶心反胃，不得不被人扶上救护车。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又上了开往基辅的大巴──28名受辐射影响最严重的病人要被送到基辅，迪亚特洛夫、阿基莫夫和托普图诺夫也在其中，他们的脸已经因核辐射而肿胀起来。随后，他们从基辅乘飞机前往莫斯科的一家专科医院。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

[……]

7月初，戈尔巴乔夫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得出结论，事故的发生是两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操作员违反了安全规定、反应堆存在重大设计缺陷。“反应堆的物理特性决定了事故规模的大小，”一名受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官员说道，“人们不知道反应堆在这种情况下会加速。后续改进能否确保这种反应堆的绝对安全，只能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我确定不应该再建造RBMK了。”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都同意这个看法的前半部分，但不同意后半部分。他们负担不起终止RBMK建造和运行的代价。因此，中央政治局虽然得出了反应堆存在设计缺陷的结论，但并未向公众披露。媒体仅报道了操作员失误和管理层严重渎职。核电站站长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被当场开除党籍，之后还将面临刑事诉讼。

[……]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直接导致RBMK的创造者们纷纷被解职，到1988年秋，他们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苏联核机构高层和党内部分高层领导依然坚定地维护着RBMK和整个苏联核工业的声誉。1986年8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召开会议，瓦列里·勒加索夫（Valerii Legasov）[4]在会上针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表了一份空前坦诚的报告。虽然勒加索夫的报告与党内口径保持了一致──首先谴责了操作员的失误，然后才指出反应堆存在的设计问题，但他仍因披露过多机密而受到同事的排斥。他深受急性放射综合征的折磨，又遭到同事们的反对，没能接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88年4月27日，也就是事故发生两年后，勒加索夫选择了自尽。他留下了几盘磁带，口述了自己的回忆和有关事故起因及后果的想法。

[4] 时年49岁的化学家瓦列里·勒加索夫是苏联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Anatolii Aleksandrov）的第一副手，在负责解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委员会中担任科学顾问。事故发生之前，勒加索夫一直对核电的安全性深信不疑，而且极力凭借自己的身份推广RBMK。

1987年夏，维克多·布留哈诺夫、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尼古拉·福明，以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另外三名管理人员被一起送上法庭。他们被指控玩忽职守、违反操作规程。……布留哈诺夫、迪亚特洛夫和福明均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根据当时苏联刑法的规定，这是此类犯罪可判处的最高刑期。截至1991年秋，三人都获得假释。那时，叶夫根尼·韦利霍夫（Yevgenii Velikhov）[5]已接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总结说，导致事故灾难性后果的原因不仅包括操作员的失误，还包括苏联核工业上下的安全意识不足、RBMK的建造存在缺陷。这份报告结论与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成员于1986年夏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但戈尔巴乔夫等人却向自己的国民和全世界隐瞒了真相。韦利霍夫的报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5] 同勒加索夫一样，韦利霍夫也是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的副手。勒加索夫是化学家出身，韦利霍夫则是物理学家出身。他们二人在研究所里是竞争对手。

后来，戈尔巴乔夫声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改变了他。然而，他隐瞒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真正起因和后果，自然也就无法消除这次事故对他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和整个国家造成的损害。1991年9月，布留哈诺夫获得假释时，戈尔巴乔夫正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竭力斗争，试图维持苏联的统一。当时，苏联正被多个独立运动所撕裂，其中部分运动就源于政府处理核灾难信息不当所引发的反核抗议。

[……]

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反核运动是推动苏联解体的一大重要因素。自苏联时期，立陶宛就有独立倾向。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议会投票赞成独立，让苏联走上了崩溃的道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泄漏的放射性沉降物影响最大的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一周后，12月8日，三国领导人联合宣布苏联解体。三位领导人中有两位职业政治家──俄罗斯的鲍里斯·叶利钦和乌克兰的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还有一位物理学家出身的政治家──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Stanislav Shushkevich），他们共同签署了关于苏联解体的简短声明。声明虽然简短，但其中有一条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有关──三位领导人承诺将协作克服这场浩劫带来的困难。自一开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就涉及国际因素，如今则完全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这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建造者在20世纪70年代无法想象的。现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分为两部分，分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主权国家。

在脱离苏联之前，乌克兰就继立陶宛之后通过颁布法律暂停在其领土上建造新的反应堆，并在未来几年中停用已有的反应堆。然而，随着这些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20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和国营经济的崩溃造成了经济衰退，这些法律均被废除。事实上，核能作为电力和国家主权的来源之一，两国对它的依赖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末，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掀起了反核运动，但核能并未被击倒，它的生命力远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赋予其生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1991年底，苏联已不复存在，但直至2000年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最后一座反应堆才在西方的高度施压下关闭。如今，乌克兰超半数的电能来自核电站，乌克兰还建造了欧洲最大的核电设施──扎波罗热（Zaporizhia）核电站，运行着6座装机容量为1000兆瓦的水-水反应堆。乌克兰共有15座在运核反应堆，平均服役时间超过32年。虽然在21世纪开始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已安全停用，但仍有多达10座RBMK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进行了一系列改良，继续在俄罗斯联邦运行。

苏联一直没有全额偿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善后费用。于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承担了相关费用。据统计，处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后果的开销相当于白俄罗斯年度预算的20%。以七国集团为主的多国政府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筹资，成立了一个国际性财团，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延期后，终于在2019年完成了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新掩体的建造工作，耗资21亿美元。新掩体的使用寿命长达100年，或许能有足够的时间清除受损反应堆内留存的核燃料、拆除并移走剩余的反应堆，最终彻底净化该区域的污染。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为2065年——政府首次批准建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00周年，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地球的影响不会就此消散。

选自《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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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哈佛大学历史系乌克兰史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专攻东欧思想、文化、国际关系史，著有《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等十余部专著，获奖众多，包括非虚构类两大标杆奖项莱昂内尔·盖尔伯奖与贝利·吉福德奖，以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权威奖项普希金图书奖，他也是唯一两获普希金图书奖的获奖者。

|译者简介：李雯露，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研究与实践、科技翻译史、对外传播研究。

|译者简介：王梓诚，自由译者，曾任英汉大词典编纂处编辑。

题图：Taryn Simon| Nuclear Waste Encapsulation and Storage Facility, Cherenkov Radiation, Hanford Sit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Southeastern Washington State (2007)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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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一年后，整个广岛都很疲惫。”

这场灾难实则是人类的文字无法描述的

我为什么不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