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十一章，1059b 26；1060b 20。

[2] 参见柏拉图：《国家篇》，602e—607e。

[3] 皮提亚（Pythia）──古希腊预言女神。

无论如何，在苏格拉底之后，有思想的人类的最优秀代表，都不能不把真理同知善恶树的果实等同起来。这就是柏拉图对“憎恶理性者”的警告的意义所在，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必然性”和“遵从必然性”的本质所在，也是笛卡儿的“应当怀疑一切”、“我知故我在”和斯宾诺莎的verum est index sui et falsi（真实之物是它自身和虚假之物的指针）的本质所在：康德也是从这里开始他的“理性”批判的，他承认理性渴求普遍必然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是苏格拉底的遗产。在苏格拉底之后，真理对人们来说就和普遍必然的判断融为一体了。大家都确信，真理在遇到必然性之前无权停滞不前，只有此必然性才能使一切求知欲和进一步的探索结束。同时，谁也不怀疑，认清了现象的普遍联系的思想，因此也就实现了哲学的最高终极任务。所以，黑格尔的以下论断也许离真理并不遥远，他证明说，没有多种哲学，只有唯一的哲学，全部哲学家都同样理解命运赋予他们的使命。所有人都力图探求存在的严格而不变的秩序，因为所有人，甚至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的人，都完全被以下思想所催眠了：这种不依赖于任何人的秩序不可能不存在，同样，使人认识这种秩序的知识也不能不存在。不错，苏格拉底确认，完善的知识只归神所有，人的知识是不完善的知识。但与其说他以此削弱了知识，不如说抬高了知识。因为这意味着，诸神的自由也不是无限的：知识也给神的自由设置了界限，不仅指出了可能和不可能的界限，而且指出了容许和不容许的界限。在柏拉图的杰出对话《欧绪弗洛篇》（这是他在自己老师在世时写的）中，苏格拉底证明，诸神也不能选择：他们不由自主地爱圣物，正如凡人也不由自主地爱圣物一样。凡人和诸神同受必然性的统治。因此哲学的任务是揭示现象的必然联系，亦即获得知识，劝导人们相信不可同必然性对抗，而只能服从于它。当然，实证科学也建立现象的必然联系，也劝导人们服从，但哲学不满足于此。人们仅仅接受和容忍必然性，这对哲学来说是不够的。哲学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使人们热爱和崇敬必然性，正如人们曾经热爱和崇敬诸神一样。或许，苏格拉底同智者派的根本区别（此区别被历史精心地遮蔽于我们）正在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智者派）发现了，奥林匹斯诸神是人的幻想，任何的“强迫”都并非来自有灵之物（这些有灵之物关心在他们掌管之下的人们的命运），而是来自对所有人的命运都漠不关心的必然性，──当智者派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对此作出了强烈抗议：既然强迫并非来自诸神，而是来自必然性，那么，就没有任何正确的东西了，一切都是允许的。显然，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含义，也就是保罗这句话的含义：“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4]，一句话，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吧。苏格拉底像智者派一样，不容许诸神的存在。这也是自然的：谁害怕成为“真理的憎恶者”，谁把知识看作是真理的自然源泉，他就无任何必要承认诸神。苏格拉底的天真可能很能博得人的好感，但未必适合于希望尝试一切和追问一切的哲学家。天真的苏格拉底鄙夷地与艺术家、诗人等断绝了关系，仅仅是因为，虽然他们也可能偶尔认识最高真理，但他们获得真理不是通过知识，而是通过某种另外的方式，这种方式他们虽然想到了，却不能说出来。苏格拉底不信任“具有神的灵感的”人们──怎么能信任他们呢，既然知道神不存在？或者，如果承认黑格尔的后来解释，──当聪明的蛇看透了神的秘密意图而在最初的人面前揭露了他的时候，神自己也已承认了自己在欺骗人，──既然如此，怎么能信任神呢？无论如何，即便需要非常谨慎，也应当遵从普罗泰戈拉的意见：“至于诸神，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5]。即使在法庭（法庭将决定安奴托斯和米利托斯指责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否正确）面前，苏格拉底也说了普罗泰戈拉的这句话。只不过由于他所说的不是神，而是灵魂不死，所以许多人至今还觉得苏格拉底所想的和普罗泰戈拉不一样。实际上他们两人是从同一种思想出发的，而且对这一思想的反响显然同样热烈，尽管是按各自的方式。普罗泰戈拉说：既然没有诸神，既然灵魂不是不死的，既然人的生存是以生开始以死结束的短暂生命，既然我们的存在不是由看不见的线和高于我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一句话，既然世界万物都是有始有终的，──那么，有什么东西能够约束和有什么必要约束人的任性呢？为什么不给予人的情欲和愿望以自由空间？当然，有时强力是不得不服从的，因为不能克服它或用巧计胜过它。但服从不意味着它有最高终极权利。用使徒保罗的话说，我们将吃喝享乐。苏格拉底完全以另外的方式对待他所发现的真理。他和普罗泰戈拉一样，并不怀疑知识应当解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他也应当善意地（此善意是他的特点，他和后来的我们都把这种善意看作是哲学家的最高美德）承认，在知识面前，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上帝不存在、灵魂有死是同样可能的。此外，──他虽未这样说过，但他大概这样想过，──既然知识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既然善意的研究使他和普罗泰戈拉这两个彼此之间在全部意义上都少有相似之处的哲学家，得出了同一个结论：诸神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那么，这就意味着，诸神的处境极其不妙：最大的可能是，诸神是人们杜撰出来的。在苏格拉底看来，普罗泰戈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或者使徒保罗的话（假如苏格拉底能读到的话），毕竟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管什么都是可以的，只是不容许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保罗的“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当一切应当衡量的东西都是可变的、脆弱的、暂时的时候，人还有什么可衡量的呢！当你得知你的寿命指日可数，你今天活着明天就将死去的时候，你还会产生什么快乐呢！早在苏格拉底之前，以大哲学家和诗人为代表的希腊思想，就带着恐惧与不安看到了我们短暂而苦难的生命存在的不祥的变幻无常性。赫拉克利特教导说，万物皆流逝，无一能保持不变。悲剧作家们以我们在世界文学中从来不曾见过的巨大努力，描绘了人间存在之恐怖的惊人图景。赫拉克利待和几个世纪之后的先知以赛亚以及重复以赛亚的使徒保罗一样，还可以确认，诸神为我们安排了那些我们从未梦想过和指望过的事情。但苏格拉底却不能这样说。我们对我们的死后命运一无所知，──还有比谈论你所不知的东西更加令人羞耻的吗？无论赫拉克利特还是以赛亚和保罗，像颂扬任性的普罗泰戈拉一样，都是令被知识所迷惑的苏格拉底反感的。显然，圣经人的智慧，正如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这样的哲学家的智慧一样，是依靠最可疑的源泉来供养的……他们并不比诗人们强，那些诗人在未得到任何证明的激情的冲动中预言他们所不理解的东西。没有认识就既没有真理，也没有善。也许反之亦然：认识是人所需要的一切的唯一源泉，它带来了并且不能不带来“唯一需要”。当然，假如知识能使我们走向神，给我们揭示灵魂不死，这也不坏。但既然事情没有这样发生，──那我们也只得如此了。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看到，有知识的人也可能是有缺陷的。但苏格拉底坦率地承认，人的生命将以死告终。既然如此，就是说，《圣经》中蛇是对的：美德只在知识中。苏格拉底在所有人眼里只是做了我们的始祖（按照谁也不曾见证过的古代传说）所做过的事。

[4] 《哥林多前书》15:32。

[5] 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北大哲学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8页。

选自《雅典和耶路撒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2

|本文标题来自原书扉页引文，原引文署名德尔图良。（飞地编注）

题图：Barnett Newman| The Promise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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