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在争取物质利益的过程中，没有和平，没有安宁。”

吉卜林 (Photo by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1898年1月，阿瑟·西蒙斯在《周六评论》上评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死亡的胜利》 （ Il trionfo della morte ） 的一个译本时，将《“水仙号”的黑水手》和《勇敢的船长》 （ Captains Courageous ） 与大陆小说进行比较，他说这两本书背后毫无思想。第二个月，康拉德写了1500字的文章为吉卜林（和自己）申辩，并将文章寄给了《展望》周刊 （ Outlook ） ——1898年，他在这本周刊上发表了论阿尔封斯·都德 （Alphonse Daudet）和论马里亚特与库柏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直没被发表，而且再也找不到了。

查尔斯·卡林顿 （Charles Carrington）称“两人都很欣赏对方的作品”，但这句话有待验证。虽然康拉德向他的波兰表亲推荐过吉卜林的作品，但在写给坎宁安·格雷厄姆（他不赞同吉卜林的保守派观点）的两封信中，康拉德表达了对吉卜林根深蒂固的（或许还有些含混难懂的）保留意见：

吉卜林先生拥有过去那几代人的智慧——并且真诚地秉持着这种智慧。他的一些作品有着完美无瑕的形式，因为这微不足道的一点，他只会在地狱逗留很短的时间。有了剩下的那些优秀作品，他便能眯眼斜视……

因为印刷的混乱，吉卜林的草稿 （ébauches）看起来反而完成度更高，更完美无缺。我把他放在他的时代——和空间——里进行评价。那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至于他的时代，我留给你们裁判。我不会为了给他辩护，糟蹋用于制造一枚针的那一点钢材。

康拉德一方面肯定吉卜林的艺术造诣，认为他高于同时代的平庸之辈，另一方面批评他恼人的自作聪明和肤浅的道德观。到1911年《在西方的注视下》问世时，两位作家的差别更加明显，评论家可以恰如其分地宣称：“康拉德先生代表否定的天才，吉卜林则代表肯定的天才。”

吉卜林的政治观和他对殖民主义的辩护深深冒犯了《黑暗的心》和《诺斯特罗莫》的作者。康拉德总是同情、支持受压迫者，他如此评价布尔战争：“这真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愚昧，如果我相信吉卜林所说的这是为了民主大业而发动的战争。真要笑死个人也！ （ C'est à crever de rire. ） ”让福特震惊的是，一贯爱国的康拉德竟“宣称法国人（没有英国人那么多种族歧视）是唯一懂得如何殖民的欧洲民族；他们丝毫没有吉卜林先生‘你该死的黑鬼人权主义’那种想法”。雷廷格指出，康拉德也“和大部分同代人一样，对他们所谓的吉卜林的记者风格和‘新闻文体’有成见”。

然而当雷廷格说“康拉德从未理解这位伟大的帝国主义者，而且确实极其讨厌他”，这其实是他弄错了，因为两人政治观的分歧——正如康拉德和加尼特与格雷厄姆政治上的分歧——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友谊。吉卜林太太十分赞赏康拉德，1904年8月30日，她在日记中夸大了他的身材：“康拉德先生，即《吉姆爷》的作者，前来拜访。这位伟岸 （large）的波兰水手有着说不完的新奇故事。”两年后康拉德在一本《大海如镜》上题字：“致两年前您令我十分难忘的友好接待。恳请您再行善举，收下这本小书——微不足道但确实由我所写。请相信，我对您有着最崇高的敬意，您忠诚的J. 康拉德，1906年10月4日，于彭特农场。”5天后，吉卜林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笺，夸赞《台风》和新书。

20世纪20年代，康拉德也去伯沃什 （Burwash）拜访了吉卜林。康拉德的儿子约翰记得他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回家路上心情大好。吉卜林对康拉德的仰慕报之以李。据一名1928年在马德里见过他的波兰外交家兼作家记载：“他如此宽宏大量地夸赞、讨论康拉德的杰出才华，即使康拉德的天赋使他近几年的作品黯然失色，这令我大为震惊……‘他的英语口语有时很难懂，但只要手里拿着笔，他便是我们之中的第一。’……［不过］据吉卜林所说，康拉德的思想意识里完全没有英语的影子。‘每当我读他的作品，’他继续说道，‘我总感觉我在读一个外国作家的优秀译本。’”

*

1902年12月到1904年8月间，康拉德一直在创作《诺斯特罗莫》——他最长、最复杂、最有野心的小说。他之前的作品都是基于亲身经历。但这部小说（和许多其他小说一样，一开始都是短篇故事）是基于想象。1876年到1877年，康拉德乘“圣安托万号”去过南美洲，但只在那片大陆上待过很短的时间。他看过一眼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 （Cartagena），在卡贝略港待了12小时，在委内瑞拉海岸上的拉瓜伊拉待了3天。他的创造性想象总是需要真实事件的刺激，他谨慎细致地在个人和历史回忆录中搜寻精确的细节，以便让他的作品真实可靠。

在写给评论家埃德蒙·戈斯的信中，康拉德解释了小说中的“复合”场景：“正如你所看到的，地理上，主要是委内瑞拉，但还有一点墨西哥元素，而山脉呈现的感觉更像智利的沿海地区。云层总是盘旋在伊基克［ （Iquique）在智利］上空。剩下的天气特征属于巴拿马湾，更广泛地说，是一直延伸到马萨特兰 （Mazatlán）的墨西哥西海岸。”

Mazatlán's Boardwalk (图源：Casa Lucila Hotel Boutique)

在《个人记录》里，康拉德描述了他如何创造了科斯塔瓦那 （Costaguana）的整个世界：山脉、城镇和“大草原”；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煤矿主查尔斯·古尔德 （Charles Gould）的财富，其妻伊米莉亚 （Emilia）的理想主义，记者德科德 （Decoud）的愤世嫉俗，饱受折磨的蒙汉姆 （Monygham）医生的心酸和诺斯特罗莫的骄傲，以及“即使在死后依然统治着漆黑的海湾——那里藏着他掠夺而来的财宝和爱人” [1] 的搬运工监工。写作过程中，康拉德感受到了他在凶险的海域航行时曾体会到的孤独、专注、紧张、责任和权力：

无视赐予这地球上最谦卑之人的普通生活之乐，我如《旧约》先知［雅各］那般，“与耶和华摔跤”，为了我的创作，为了海岸的岬，为了普拉西多海湾的黑暗、雪上的光亮、天空中的云，为了那必须被吹入男人和女人、拉丁人和撒克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躯体之中的生命。或许这样的言辞过于激烈，但若非如此则很难凸显创作中情感的密度和压力，精神、意志和良知都需全情投入，每时每刻，日复一日，远离世俗，隔绝一切能让生活变得可爱、温柔之物——只有在绕过合恩角的冬日西行之旅中永恒的阴郁重压下,才能找到可与之匹敌的有形之物。

1904年2月到3月，康拉德住在伦敦福特家附近，彼时这部小说正在《T.P.周刊》上连载，但他赶不上连载的日期。于是，他找福特帮忙，聪明的福特模仿康拉德的风格，让小说继续发展但又没写到任何重要的事件，他就这样写出了16页稿子，完成了第二部分第五章的部分内容。后来福特向从他手里买了这份手稿的美国收藏家乔治·基廷 （George Keating）解释道：

我住在伦敦的时候，康拉德几乎就住在隔壁，他基本上每天都来吃饭，当时他痛风急剧发作且精神抑郁，无法继续《诺斯特罗莫》的连载……因此，我只能时不时尽量帮忙写几页，让周刊有稿可用——这工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考虑到可能会引起的误解，我向康拉德发过誓不会透露这些事，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泄密，但如今被逼无奈，为了卖出这些手稿，我只得这么做。

这部讲述一个南美洲共和国的腐败政治和徒劳革命的巨著，创作过程漫长，比以往更折磨人。康拉德很害怕牙医，最后36小时的奋力工作被痛苦的拔牙打断，以一个近乎超现实的事件收尾：

30日在埃塞克斯郡斯坦福镇的霍普家（全家人都外出拜访了）完成，我得让我似乎变成一团糨糊的脑子休息一下。我熬了整整14个晚上，一直忍受着剧烈的牙痛。27日不得不发电报找医生（不能放下工作），医生两点到，开始拔似乎扎根在我灵魂里的恶魔。可怕的东西终于离开，然而在牙龈里留下了一个根。然后他又开始翻找那个东西，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老沃尔顿（牙医）随即告诉我：我认为你的神经无法再经受这种折磨了……

11：30，睁开眼看了一下钟，我就倒下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了：两个小时的空白，在那期间，我肯定是走出了房间坐在——（不是倒在）门外的混凝土上。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然后爬回房间记下了时间：1点已经过了好久了。

《诺斯特罗莫》延续康拉德始于《黑暗的心》的对殖民主义的攻击，展开探讨了私权、个人责任和社会正义等主题。在这两部作品里，国家和英雄独立于文明之外，被贪婪、剥削和物质利益支配。二者都描绘了自然的暴戾威胁、不真实感、道德黑洞、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崩解、梦魇的选择、具有救赎力量的女性，以及最后一句话里平静但意味深长的结尾。

《诺斯特罗莫》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文明和进步的意义是什么？当物质主义替代人道主义价值观，会发生什么？殖民主义如何影响传统社群？

康拉德通过讲述科斯塔瓦那历史中的无序与混乱，为这个地方注入了暴力精神，其特质完全不同于那平静、阴沉的海湾。小说开头描述了恍然大悟的里比热 （Ribiera）及其追随者如何逃离残暴的蒙泰罗起义，以此发出对激进政府的命运的强烈警告。对善良的政治家何塞·阿韦兰诺斯 （José Avellanos）先生的残酷折磨，以及对蒙汉姆医生的恐怖拷打，有力证明了政治狂热的愚蠢，这种狂热让另一个暴君古兹曼·本托 （Guzman Bento）用暴政统治国家。科斯塔瓦那的历史，贫穷、镇压的残酷史，让人想起波兰的历史。

Movie Photo: This movie is considered a "lost" 1926 silent film action drama directed by Rowland V. Lee and starring George O'Brien which is based on the novel NOSTROMO (图源：Joseph Conrad NOSTROMO collection)

故事中的人物建立的模式——奴役、腐败、背叛——始于查尔斯·古尔德的父亲，由其子、德科德和诺斯特罗莫继承，他们是首当其冲受银矿影响的人。老古尔德准确预测到他会被圣托梅 （San Tomé）银矿杀死，请求儿子再也别回科斯塔瓦那。尽管受到了警告，尽管他的叔父在一场血腥革命中被枪决，尽管一场相似的商业冒险（阿塔卡马沙漠硝酸盐项目）也以悲剧收场，古尔德仍为银矿着了魔。他自以为是地相信，银矿作为道德惨案的起因，必须取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成功，以维护家族的名声和荣誉。

小说前面古尔德讽刺的宣言概括了他的资本主义雄心壮志（故事发展到后面，古尔德显然没能达成目标，蒙汉姆医生对他的这番话做出了回应），他的野心有双重意义且彼此矛盾：

这里需要法律、信仰、秩序、安全。任何人都能夸口说他能提供这些，但我把信仰放在物质利益上。只有物质利益有保障后，其他理想才能有条件存在。面对眼前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赚钱是第一位的，因为受压迫的人群必须能享有安全感。此后才会有正义。这就是希望的光芒。 [2]

不幸的是，这些古尔德渴望、国家需要的理想与他的信仰所依赖的物质利益互不相容，于是“法律、信仰、秩序、安全”便让位于银矿的繁荣与成功。最终，安全已不能为赚钱正名（要与民共享的是安全而非财富），而人民大众依然受各方面压迫。“正义”没有到来，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因为银矿的安全仰仗国家政治的稳定，而历史已反复证明永恒的稳定不可能实现。

古尔德最大的局限在于，他没能彻底领会其行为会带来的社会影响。虽然炸开银矿（他威胁要这样做）或许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但这必定会危及受他庇护的工人的性命，以及整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形势。“苏拉科之王” （El Rey de Sulaco）权势滔天，就像一个不负责任的私人王朝。古尔德从未考虑过银离开苏拉科之后被用在了何处；他从未完全意识到银矿的潜在罪恶，也绝对想象不到妻子拥有多少银子。对他而言，银矿的价值毋庸置疑。他完全相信霍尔罗伊德 （Holroyd）的金融王国，霍尔罗伊德把活生生的美国雇员变得像机器一般，这也是古尔德在科斯塔瓦那所做的。霍尔罗伊德利用他巨大的收益来推进帝国主义投机事业和剥削，并希望让全世界都臣服于正在摧毁科斯塔瓦那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当古尔德认同霍尔罗伊德所说的，采矿的利益将统治包括科斯塔瓦那在内的全世界，伊米莉亚惊愕不已，称这一想法为最可怕的物质主义，毫无道德原则可言。

古尔德危险地沉迷于他眼中的银矿，银矿救国的想法也诱惑着他，于是他牺牲了妻子的幸福。伊米莉亚意识到从矿井中喷薄而出的财富吸干了丈夫的感情，而她被夺去了爱情和孩子。她相信她的使命就是拯救他，帮助他摆脱执念的掌控，远离物质进步的罪恶。她的失败是小说中的一大悲剧，因为她永远无法让查尔斯理解、认同她对银矿的看法：“［似乎］自己早期的热情已经被恶魔变成一堵银砖墙，把自己和丈夫分离开来。他似乎被贵重的金属包围着，自己［……］被排斥在那堵墙之外。” [3]

诺斯特罗莫堕落的过程，他对吉塞尔·维奥拉 （Giselle Viola）的爱的减少与消亡，都让伊米莉亚看到了自身悲剧的影子。在无比沉痛的时刻，她告诉悲伤的吉塞尔自己也曾被爱。当伊米莉亚任由从山上开采出来的银锭被运送到北方换取财富，她也堕落了。她告诉将死的诺斯特罗莫放弃那笔财富，“让它永远地消失吧”，只有在这时她才终于救赎了自己。

德科德展现了欧洲价值观无法存在于科斯塔瓦那的野蛮之地。他认识到了这两个世界的冲突，但无法调和两者，“这对我们的品格是一种无谓的诅咒：堂吉诃德和潘沙，骑士精神和实利主义，浮夸和散漫的精神状态，习惯于用暴力解决争执和沉默纵容各种腐败行径” [4] 。正面的特质是欧洲带给科斯塔瓦那的错觉：古尔德的信仰、诺斯特罗莫的行为准则、德科德的野心。负面的特质则是粉碎这些理想的这个国家的恐怖现实。此双重性体现在科斯塔瓦那的社会结构、上层阶级的好逸恶劳和下层阶级的精神黑暗中。它同样体现在对德科德之死的不同解读上，普遍认为他是意外死亡，但真相是他死于孤独，因为渴望拥有对自我的信念而死。

与德科德相对应的是理想主义的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他是一个讽刺、可悲之人，生活在古兹曼·本托的阴影下，承受着不可名状的恐惧的折磨，结果却在逃离蒙泰罗的入侵时死亡。阿韦兰诺斯天真、热情地投入国家大事，却遗憾地不合时宜，与他在《五十年的错误统治》中记录的经验背道而驰。他的死代表了贪婪对高尚的胜利。

不同于何塞先生，德科德利用物质利益来实现他个人的野心。他利用银矿的财富找来全副武装的巴里奥斯 （Barrios）将军，企图发起一场里比热反革命，成立一个独立的殖民共和国。他虽然实现了这些抱负，但背叛了他对安东尼娅·阿韦兰诺斯［ （Antonia Avellanos）年轻版的伊米莉亚·古尔德］的爱，并失去了生命。

对德科德的内心力量和欧洲价值观的试炼，对他对安东尼娅的爱和对革命的忠诚的试炼，出现在小说最精彩的一幕——他发现自己受到了普拉西多海湾黑色沉默的威胁：

对德科德来说，这是一次新体验，宽阔的海面异常平滑地向四周延展，让人感到神秘，就好像不平静的大海被浓密的黑夜给压碎了。……孤独是能被感觉到的。这时风停了，黑暗似乎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德科德身上。 [5] ……由于智力是他自信的来源，当这个他能有效使用的唯一武器被剥夺之后，他感到很难过。但无论什么样的智力也穿透不了海湾的黑暗。 [6]

经过十天与世隔绝的日子后，德科德再也不受其习惯性的讽刺和怀疑所保护，被孤独击溃。他开始质疑自己的个体性，失去了对过去的现实及对未来的行动的信念，并把世界看成一连串令人费解的图像。他的精神痛苦微妙地与饱受折磨的商人赫希相通：赫希被吊在一根绳子上，手腕被绑着，拉到扭曲的肩胛骨上方，直到被审讯他的索蒂略 （Sotillo）射杀。德科德的“孤独好像变成了一片巨大的空虚，海湾的寂静则像是一条绷紧的细绳索，捆着他的双手，并把他吊起来。……他幻想那绳索折断时的声音会像是手枪的射击——发出尖锐的一声就断裂了” [7] 。同样的，两船在海湾相撞时，德科德“感觉到被猛地拉了一下，驳船因而［被拽着］摆脱了被撞毁的命运” [8] ，这感觉近似琳达·维奥拉对妹妹吉塞尔的嫉妒——“一种被拽时才有的痛苦，好像有人正野蛮地拽着她” [9] 。这些类似的描写让所有欧洲受害者经受同一种精神和肉体的毁灭，理想主义或物质利益可以推延这一毁灭，但无法避免。赫希受到的折磨让人想起蒙汉姆的遭遇，而蒙汉姆的崩溃又与阿韦拉诺斯的抵抗形成对照。古尔德排着队等待被射杀的这一幕，几乎重复了处决古尔德叔父的场景；蒙汉姆差点被索蒂略吊死，也呼应了赫希的结局。

德科德在对抗自然之力的过程中，被毁灭性的人类的无力之感击溃，于是他开枪自杀，用银锭让自己沉入海湾。德科德的死和消失的银锭，让诺斯特罗莫深陷财宝无法脱身，成了财宝的奴隶。康拉德写给戈斯的信阐明了他对这个主要人物的构思和呈现：

诺斯特罗莫一直以来因为膨胀的自尊心 [10] 受尽了折磨。我给他设计的出场方式是抱怨自己在把英国老人（约翰·霍尔罗伊德爵士，他完全有钱负担全程火车费用）从山里带回来后，荷包里连买一根雪茄的钱都没有，因为他的工资下周才会发。他有着能成就宏图伟业的天性。他在普罗大众中的威望，是他的生之根本。他在聚集的人群面前割下（更确切地说是让那个女孩割下）他衣服上的银色纽扣这一幕，可以很好地表现他的心理状态。后来他或许应该表现出“我为人人”那类人的心理：是的，我是个伟人，但我从中得到了什么？

诺斯特罗莫羡慕（并被用来与之做比较）“加里波第的信徒”乔治奥·维奥拉 （Giorgio Viola）的理想主义，正如查尔斯羡慕伊米莉亚的理想主义；而特里萨·维奥拉 （Teresa Viola）对背叛和毁灭的警告则呼应了古尔德父亲的告诫。虽然维奥拉的理想主义值得赞扬，但它无用，甚至可悲。西蒙·玻利瓦尔说那些为独立而奋斗之人在大海中开辟了道路，这句话是对维奥拉的南美洲事业的讽刺评价。体现共和国原则的高尚战士，无法忍受国王的统治，让家人去流亡，在科斯塔瓦那经受糟糕百倍的暴政。不过维奥拉确实遵循了手足互爱的原则，而诺斯特罗莫则靠着阿谀奉承独自繁荣。

诺斯特罗莫功绩繁多。他从暴徒手中救下了里比热，拯救了维奥拉一家，将考比兰神父 （Father Corbelan）的信息带给了疯狂的赫尔南德斯 （Hernandez），带着霍尔罗伊德越过了山，为将死的特里萨找来了医生，并带着银锭驶入海湾。但所有这些功绩都是缺乏思想的行动。他受到了召唤，他的声望让他必须接受挑战，他就这样去做了——依循本能，没有反思。

Illustration for Nostromo by Lima de Freitas,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61

诺斯特罗莫的巨变从他获得了这批银锭开始，他在废弃的城堡经历了亚当式的觉醒，重获新生。他的身体和精神觉醒同时发生，开启了他的思考反思阶段，也更让他确信他被“绅士们”背叛了。声誉尽毁的诺斯特罗莫在财富中寻求补偿。他一直活在华丽美好的宣传中，但孤独的觉醒让他突然感觉一无所有：“主观判断发生了剧变，突然气愤得几乎疯狂起来，在他眼里世界不再有信仰和勇气。他被欺骗了！” [11]

诺斯特罗莫和古尔德一样，为了挽救失去的荣誉，将信仰寄托在物质主义上。这毁了他，他的生活也和那批被盗的财宝捆绑在了一起。他见不得光的贪婪掠夺迫使他不顾乔治奥的妻子特里萨的遗愿，在她临终之际抛下了她，他还扔下德科德在孤独中苟活，致使他最终自杀。他背弃了他对吉塞尔的爱（正如古尔德背叛了伊米莉亚），同意娶她的姐姐琳达，这样他就能在大伊莎贝尔岛上继续“开采”埋在地下的银锭。

在这个岛上，维奥拉用一把老来复枪守护家人，就像他在里比热逃离蒙泰罗时所做的那样；但这次，诺斯特罗莫回来了，不是为了救乔治奥，而是来被他杀死。这起意外的谋杀是对维奥拉暴力的南美事业最后的讽刺注解。如果说理想主义消灭了堕落，那它也消灭了自身的一部分。

蒙汉姆医生因自己对古尔德夫人的忠诚和热爱，对她发表了可怕的宣言，传递出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核。他的演讲从科斯塔瓦那和圣托梅银矿的历史延伸开去，从进步对人们传统生活的可怕影响，以及银矿对欧洲人的腐蚀延伸开去。他的宣言不仅是对古尔德的“物质利益”演说的回答，也回应了那些如迟钝的米切尔船长一样，选择继续相信银矿的人：

在争取物质利益的过程中，没有和平，没有安宁。他们有他们的法律和正义。但他们的法律和正义是建立在权宜之计上，是不人道的；没有公正，没有连续性，他们不知道只有道德原则才能给人真正的力量。古尔德夫人，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像几年前一样再次说古尔德矿正在野蛮地、残酷地、暴敛地压榨人民。……那矿山将会引发严重的不满、流血、复仇，因为矿工的内心在发生变化。你认为矿工现在仍然会向镇子进发去救他们的矿主吗？ [12]

科斯塔瓦那的人民面对一个罪恶的选择，即对他们的传统文化毫无原则的剥削和摧毁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诺斯特罗莫》的核心悲剧即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互不相容。伊米莉亚意识到，在科斯塔瓦那，“事业成功必然引发道德理念的退化” [13] 。古尔德对银矿的理想化迫使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而这群欧洲人的教化使命腐蚀了银矿，出卖了国家。

书评人和广大读者对这部“呕心沥血”的小说的反馈都让康拉德失望透顶。小说的连载激起了读者愤怒的抗议，他们抱怨这“完全不值一读的玩意儿”占用了这么多版面。这部小说太复杂，道德取向太过模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太尖锐，以致很难获得成功。杰茜说，《诺斯特罗莫》的“反响或许是康拉德有生以来最大的挫败——文学挫败”。他过去常说那是“一片死寂的冰封”。唯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爱德华·加尼特在《发言人》杂志 （ Speaker ） 发表的颇有洞见的评论，他在文章里赞扬了书中的欧洲视角、复杂的结构、生动的人物和雄心勃勃的主题：“康拉德先生的这一伟大天赋，即他对 情景心理 （psychology of scene）的独特感知，是他和许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的共同点，他们按照各自选定的路径探索这一思想，而正是它让康拉德在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注释：

[1] 《诺斯特罗莫》，第三部分第十三章，有改动。

[2] 《诺斯特罗莫》，第一部分第六章。

[3] 《诺斯特罗莫》，第二部分第六章。

[4] 《诺斯特罗莫》，第二部分第四章，有改动。

[5] 《诺斯特罗莫》，第二部分第七章。

[6] 《诺斯特罗莫》，第二部分第八章。

[7] 《诺斯特罗莫》，第三部分第十章。

[8] 《诺斯特罗莫》，第二部分第八章，有改动。

[9] 《诺斯特罗莫》，第三部分第十三章。

[10] 原文为法语： amour propre 。

[11] 《诺斯特罗莫》，第三部分第八章。

[12] 《诺斯特罗莫》，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13] 《诺斯特罗莫》，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选自《约瑟夫·康拉德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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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eyers），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文学、艺术、电影评论家，创作了三十余部关于现代文学的作品，包括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温德姆·刘易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罗伯特·洛威尔、D. H. 劳伦斯等人的传记。

|译者简介：付裕，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现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译有《伍迪·艾伦谈话录》（合译）。

题图：Joseph Conrad on the SS Tuscania arriving in New York, 1923. Photograph: Bettmann/Corbis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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