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狮奖《正发生》原著小说选读丨“水的孩子”

我怀孕了。我从一开始的不可置信，终至于确信，这件事注定要发生。自从十四岁那年，我靠自慰达到高潮，这样的结果就等着我——尽管心怀虔敬，向圣母祷告，向其他圣女祷告，我依然故我，一再尝试，一边幻想自己是妓女。没在更早以前就怀孕，简直是奇迹。一直到去年夏天以前，我和人做爱时，总是半途就强迫自己踩煞车，因此我被骂过下流，被骂过贱人。我竭尽所能把持自己，连接个吻，都让我担心会跨过调情的底限。终究是靠着意志力，才让我暂时逃过一劫。

我在我出身的社会阶层，以及我的遭遇之间，含糊地建立起关联。我家族的人不是在做工，就是做生意，我是当中第一个上大学的。我不用去工厂当女工，不用管收银机、招呼客人。然而，虽然我通过高中会考，拥有文学学士学位，一旦未婚怀孕，也扭转不了注定的悲惨命运，就像酒鬼的下场，那真是最好的例子。我活活被逮住，在我体内生长的东西，可以说，相当于社会的挫败。

堕胎一点也不让我害怕。对我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至少是办得到的事，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勇气。那是稀松平常的考验，我只需要跟随前人的脚步。自青春期以来，我从阅读的小说，从街坊邻居窃窃私语的蜚短流长，得来不少相关资讯。我大概知道有哪些堕胎方式，用毛线针，用香芹根，灌肥皂水，骑马——最好是找到一名“密医”或是有个美丽称呼的女人——“天使制造者” （Faiseuse d’Anges），也就是堕胎婆。两者的费用都很高，但真正的收费是多少，我毫无概念。就在前一年，一个离了婚的年轻女人告诉我，有个史特拉斯堡的医生帮她打掉孩子，她没多交代细节，只说：“实在痛得不得了，我痛到紧紧攀住洗手台。”我也准备好要紧紧攀住洗手台。我不认为自己会因此赔上性命。

撕掉妊娠证明后，过了三天，我在校园里碰见尚·T，一个已婚也在工作的同学。两年前，我曾代没法出席的他，去上雨果研究课。他这人言语激昂，思想开放，和我颇投契。我们到火车站广场的大都会咖啡馆小酌一杯。某个时刻，我拐弯抹角地暗示他，我怀了小孩，也许我认为他可以帮助我。我晓得他是某个半地下组织的成员，那是一个争取避孕和家庭计划自由的组织。我暗自想象，或许能从这一边得到援助。

顷刻间，他浮现好奇又雀跃的神情，仿佛他正瞧见我双腿大敞，露出私处。从前的乖乖女这会变得走投无路，或许让他饶有兴味。他想知道我怀的是谁的孩子，已有多久身孕。我怀孕的事，他是第一个知情的人。即使他暂时没办法帮助我，他的好奇心，于我毋宁是一种保护。他邀我到家里晚餐，他住在卢昂的郊区。我不想孤零零待在宿舍房间。

抵达他家的时候，他太太正在喂孩子吃饭，孩子坐在高脚椅上。尚·T简短跟她说我有麻烦。他们的一位男性朋友后来也到了。孩子上床睡觉后，他太太端出菠菜泥兔肉。兔肉下头的绿菠菜泥让我反胃。我心里想，如果我不堕胎，明年我就会遇到跟尚的太太一样的处境了。吃过晚餐，在小学教书的她，和朋友出门买教材。我和尚开始洗碗盘。他把我拥入怀里，说时间够我们做爱。我挣脱开来，继续洗盘子。隔壁房里传来孩子的哭声。我好想吐。尚擦着盘子，一边在我身后挤压摩蹭。倏地，他恢复平常的语调，说他只是想试探我的道德感。他太太回来了，他们邀我留下来过夜。夜色已深，夫妻俩想必提不起精神送我回去。我睡客厅的充气床垫。隔天早上，我回到宿舍，房间里的一切，跟我昨天下午离开时毫无二样。床单平整，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原来的位置，而几乎已经过了整整一天。正是这一类的细节，揭示生活失序的开始。

我不认为尚·T对我有轻薄之意。对他来说，我从一个“不晓得会不会跟人上床”的女孩，摇身一变，成为“毋庸置疑”已和人上过床的女孩。在那个年代，这两种类别的分野攸关轻重，动辄左右男孩子对待女孩的态度，他对待我的方式可说再实际不过。再者，他也不必担心会不会害我怀孕，反正我已经有了。这是令人不快的一段往事，但是和我当时的状况相比，根本也算不了什么。他答应替我找位医生；没有别人可以帮我。

两天后，我到他的办公室找他，他带我到河畔的餐厅用餐。餐厅离巴士总站不远，那是一个曾遭战火蹂躏、现在水泥钢筋建筑林立的地区，是我不曾履足的地区。我开始脱离平常的学生生活圈，在别处闲荡。他点了三明治。我对他的魅惑未曾稍减。他笑着跟我说，他可以找几个朋友，在我的肚子里放导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他提到一对姓B的夫妻，妻子LB在两、三年前堕过胎，“她啊，差点就翘辫子。”他没有他们的地址，不过LB在当特约记者，我可以到报社找她。我见过这个女孩，我们修过同一门语文学课。她个头娇小，棕色头发，戴副大眼镜，外表严峻。有次她上台口头报告，被教授大大褒奖一番。像她这样的女孩也堕过胎，让我心安不少。

吃完三明治，尚·T瘫在椅子上，咧嘴微笑：“吃过东西，好舒服啊。”我觉得恶心反胃，感到前所未有地孤单。我开始明白，他不想和堕胎一事有太多牵扯。他参与的鼓吹家庭计划组织，依他们的道德标准，可容不下想堕胎的女孩。他冀望的是，随时掌握我的最新动态。有点像目睹一切，却无需付出代价。他还告诉我，他加入的组织支持怀胎自主权，就“道德上”，他没法借我钱，让我去非法堕胎。（我的记事本写着：“和尚·T在河边用餐。问题不断。”）

寻觅开始，我得找到LB。以前，我常在大学餐厅见到她的丈夫在发传单，他似乎没再出现。中午和晚间的空档，我找遍所有的教室，我还待在大厅，守着大门。

接连两个晚上，我在《巴黎-诺曼地报》 （ Paris-Normandie ） 分社前等LB。我不敢走进去问她在不在。我担心人家会觉得可疑。况且堕胎差点让她丢了命，我不想为这种事打扰她工作。第二天晚上，阴雨霏霏，街上只有我一个人。我撑着伞，漫不经心瞄着阅报栏，一边轮流盯着街道两头。贴在墙上的报纸，因雨淋而发出恶臭。LB就在卢昂的某个地方，她是唯一能够救我的女人，她并没有出现。回到宿舍，我在记事本上写下：“冒雨等LB，还是没等到。我好绝望。得弄走这个鬼东西。”

我没有半点线索，半点指引。

许多小说谈到堕胎，可是从未描述详细经过。发现自己怀了身孕的女孩，转眼间就打掉了小孩，其中过程付之阙如。我到图书馆查“堕胎”的资料。相关书目只有医学杂志。我拿出两本：《外科手术集汇》和《免疫学月刊》，我期望找到实用的资讯，可是文章只提到“堕胎罪行”有何后果，我对那压根不感兴趣。

（那些相关书目的名称和编号，类号四八四，第五、第六目，一〇六五则，写在我当时的地址通讯簿里。看着以蓝色原子笔写下的这些潦草字迹，我有种古怪又迷惑的感觉。仿佛这些物质性的具体证据，以晦涩难解又无以抹灭的方式，掌握了过往的真相；那是变幻不定的回忆，以及难以恒常如一的书写，所无法企及的真相。）

某天下午，我离开宿舍，想去找个愿意替我堕胎的医生。在某个地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人吧。卢昂成了灰色石碑构成的森林。我仔细看着每一块门牌，纳闷里头住着什么人。我没法下定决心去按门铃。我等候征兆。我往玛坦区走去，那是个远离市中心、有点偏僻的贫民区，我想象那儿的医生会比较善解人意。

那时是十一月，洒着淡淡阳光的日子。我一边走着，脑里哼着〈多明妮克，妮克，妮克〉 （Dominique nique nique）。那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歌，到处都可以听见。歌曲以吉他伴奏，演唱者是多明会教派的修女——微笑修女 （Soeur Sourire）。歌词教化人心又显得有点天真（微笑修女显然不懂 niquer一词的意义），不过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愉悦，给我勇气继续我的找寻。我来到圣马可广场，广场上堆放着市场摊贩的货架。经过佛哲家具店，我往里头瞧。小时候，我曾经陪妈妈来这家店买柜子。我不再看门牌，我随意游荡。

大概十年以前，我在《世界报》上读到微笑修女自杀的消息。报导指出，微笑修女靠多明妮克一曲一炮而红以后，就和所属的修会有了不少磨擦。她离开教会，去和一个女人同居。渐渐地，她不再唱歌，被大家遗忘。她酗酒。这段生平简介让我震惊不已。对我来说，她是与社会彻底决裂的那一类女人；还俗的修女，多少有点同性恋和酗酒的倾向。她不晓得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这种女人。在我孤零零一个人，茫然无措，徘徊在玛坦区的时候，正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陪伴着我。我们都经历过孤独无依的时刻。那天下午，这个女人的歌，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而在不久之后，她自己也面临迷失堕落，最后还因此走上绝路。我多么希望她至少有过一点幸福的光阴，希望她在喝着威士忌的夜里，心里曾经想，她终究是狠狠地把那些修女全给“操”了。那时的她，应该已经懂得 niquer这个字的意思。

有些女人让我心生认同。她们当中有些已经作古，有的尚在人世，有些真有其人，有的只是虚构的小说人物。这些我不曾打过照面的女人，尽管和我如此不同，我却感觉自己跟她们有某些共同点。微笑修女就属于这一类女人。在我心里，这些艺术家、作家、小说女主角、童年回忆里的女人，紧紧相系在一起。我感觉，她们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

*

学校里，称得上是朋友的两个女孩已经离开。一个进了圣伊来尔市的结核病疗养院，另一个到巴黎念教育心理学。我写信告诉她们我怀孕的事，说我想堕胎。她们两人都没有评判我，可是显然吓坏了。别人的恐惧并不是我需要的东西；她们没办法帮上我的忙。

我和O从大一就认识，我俩的房间位在同一层楼，常一同外出，不过她称不上是朋友。我和其他女孩一样，觉得她黏人又讨厌。不过女孩间就爱论人是非，评语再恶毒，也无关紧要，影响不了大家的交情。我晓得，她多么渴望知道别人的秘密，好向其他女孩献宝；讲述秘密的那一个小时，别人会觉得她有趣，不当她是黏人精。她出身资产阶级、笃信天主教的家庭，对教条奉如圭臬，我要想吐露隐情，她绝对是最后一个对象。可从十二月起，一直到事情结束的那段时间，她是我的心腹密友。我注意到一件事：我多么渴望告诉别人我的状况，我才不管他们的思想是保守或开放，才不管他们会怎么评断我。那是走投无路的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我毫不在乎可能的后果，我试图和别人分享事实，拖他们陪我一起惊慌失措。

安德烈·X是文学院大一的学生，擅长用冷酷的语调讲述切腹自杀的恐怖故事。我和他称不上熟。一次和他在咖啡馆闲聊时，我拐弯抹角地告诉他怀孕的事，还有我不顾一切要堕胎的决心。他惊讶得愣在原地，棕色的双眸直勾勾盯住我。他劝我坦然接受“自然的法则”，别铸下大错，他认为堕胎是罪过。我们坐在大都会咖啡馆靠门的位置，桌子面对着街道。我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法撇下我离开。他坚决要我打消堕胎的念头，我感觉，在他的坚持背后，隐藏着极度的慌乱，以及因惊惧而生的着迷。我的堕胎欲望，像是一种魅惑。其实，对O、安德烈·X、尚·T来说，我的堕胎不过是一段故事，结局尚未明朗的故事。

[……]

唯一无动于衷的，是让我怀孕的那个男人。（飞地编按：即下文提到的P）他偶尔才会从波尔多写封信给我，字里行间遮遮掩掩地暗示，要找到解决方式有多困难。（记事本上写着“他要我自己想办法。”）我应该断定，他对我已经不再有感情，他唯一想望的是，再做个单单纯纯的学生，只管担心考试和未来出路。我应该揣测到他的想法，我还是没有勇气分手，烦恼着要怎么堕胎已够叫我绝望，我不想再面对分手带来的空虚失落。总之，我 恰如其分地遮掩现实。在咖啡馆里，看见男孩子在开怀大笑，每每让我心如刀割——在同一个时刻，他也许也像他们一样开怀笑着；所以，我可不能让他悠哉过日子。十月的时候，我们曾计划在耶诞节和朋友去滑雪，是一对情侣档。我不想改变计划。

时序进入十二月中旬。

我的屁股、乳房紧紧绷住洋装，我的身体臃肿，可是已经不再害喜。有时我压根忘记自己有两个月身孕。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决心打掉胎儿，内心自我催眠，不去担忧堕胎的底限，可我心里再清楚不过，怀孕的女孩任凭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流逝，大限终会到来。我躺在床上，冬日的阳光洒落窗前，我听着《布兰登堡协奏曲》，就像去年冬天一样。我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任何改变。

我的日记上写着：“我有种感觉，我的怀孕，抽象而不真切。”——“我摸着肚子，就在那里。确确实实就在那里，不是想象。假如我什么也不做，明年七月，就会生下自己的小孩。可是我没有半点真实感。”

圣诞节前十天左右，就在我不再怀抱希望的时候，LB来敲我的房门。尚·T在街上遇见她，告诉她我有事找她。她还是戴着黑框大眼镜，样子看来严峻得吓人。她对我微笑。我们肩并肩坐在床上。她给了我那个女人的地址。帮她堕胎的女人，叫P-R女士，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助产士，在诊所工作，住在巴黎十七区的卡地内甬道。甬道，听起来多么符合污鄙又神秘的堕胎婆形象。听到这两个字，我该是笑出声来，因为我记得她特别强调，卡地内甬道通往卡地内大街，不是死巷。我对巴黎全然陌生，这条街名只让我想起一家卡地内珠宝店，收音机频道每天都有它的广告。LB平静地，甚至语带诙谐地，对我描述P-R女士的操作流程：她用一支俗称鸭嘴的窥器把导管放入子宫颈，接下来就等孩子自己流掉。这女人态度严谨，手法干净俐落，使用的器具都经过煮沸消毒。不过，沸水杀不了所有细菌，那次LB染上了败血症。不过我大可随便编个毛病，马上去看医生拿抗生素。我告诉她，我已经有一张盘尼西林处方笺。听起来是挺简单的一件事，教我放心。反正LB已经做过，也安然无恙地脱身。P-R女士收费四百法郎（相当于一九九九年的六千法郎）。LB主动提议借我钱。地址和钱，是我当时在世界上唯一需要的东西。

电影《正发生》（2021）

（我用姓名缩写来代表的这个女人，现在回想起来，她是第一个站到我这边，帮助我度过难关的姐妹。那些和我站在同一阵线的姐妹，用她们的知识、行动和决定，协助我尽可能安然度过这项考验。我想写下她的姓氏，还有她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美丽名字——由她逃离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裔父母所取的名字。我想这么做，证明LB确实存在，告诉世人她在我的生命里何等重要。可也正基于同样的理由，让我打消念头。我没有权利，利用这么个不对等的权力，在书里曝露LB的身份，她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还活在人世——是的，我刚在电话簿上确认过。她大有可能义正辞严地指责我，说她“可没要求我这么做”。

上个周日，回到诺曼地时，我绕道卢昂一趟。我走过巨钟街，来到大教堂。有栋新近落成的“皇宫空间”1 ，我在里头的一间露天咖啡座坐下。由于手头正在写这本书，我不停回想六〇年代，可早已除旧布新、色彩缤纷的这个城市，市中心的一切没给我带来任何悸动。我得靠着想象力，剥除城里的一切色彩，让建筑物的墙壁再度恢复灰暗，让人行道上又驶着汽车，只有借由这番艰辛的过程，我才能趋近昔日岁月。1. 译按：Espace du Palais，卢昂一间住商混合的购物中心。

我仔细观察行人。就像隐藏在风景画里的人物，来往的行人中，也许有我一九六三年的同窗。我在书写的当下，浮现在脑海里的那些面孔如此清晰，待在卢昂的露天座时，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面貌。邻桌坐着一位美丽的棕发女孩，小麦肤色，嘴唇小巧厚实，她让我想起LB。我想把这女孩看作她的女儿。）

[……]飞地编按：这里省略的部分包含了P与“我”去旧金山滑雪的段落；P-R与“我”第一次见面的段落，她与“我”约定了下一次见面进行手术的时间是一月十五日。

一月十五日礼拜三，我在中午过后搭火车前往巴黎。抵达十七区的时候，离约定时间还有一小时。我在卡地内通衢附近闲逛。天气温暖而潮湿。我走进一间教堂——圣查理·波洛美教堂，坐在里头很长一段时间，祈祷待会不要受苦。时间还没到，我到卡地内通衢附近的咖啡馆，喝茶等候。邻桌有几个学生在玩一种掷骰子的游戏，是店里仅有的客人，老板和他们有说有笑。我不停看表。要离开前，我下楼上厕所。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每回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前，我总得先上个厕所。我盯着洗手台镜子里的自己，心里大概在想：“这种事竟然要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承受不了。”

P-R女士已经做好准备。我看见瓦斯炉上头蒸气四冒的锅子，所有器具应该都在里头。她带我进房间，她似乎急着动手。她在床尾摆了张桌子，桌上盖着一条毛巾。我脱掉丝袜，内裤，我应该没脱掉身上的黑裙，因为是宽摆的裙子。我脱衣的时候，她问我：“破处女的时候，您可流了很多血？”她要我上半身在床上躺平，头靠在枕头上，提起腰和腿，弯曲着搁在桌上。她一边忙东忙西、一边滔滔不绝，再次跟我强调她只放导管，不放其他东西。她告诉我一个案例，就在上个礼拜，有位母亲横死在餐桌上，因为有个女人帮她灌漂白水。P-R女士一边说，精神显得相当亢奋；有人做出这种欠缺专业的事，显然让她非常愤怒。这是刻意说来让我安心的话吧。我还宁可她啥也别说。许久以后，我认为，她不过是对工作一丝不苟，追求尽善尽美。

她坐到床尾的桌子前。

我看见挂着窗帘的窗户、对街公寓的窗子，还有P-R女士灰色的头颅，在我腿间。我不曾料到自己会有这一天。也许我想起了女同学们，在此时此刻，她们正在大学里啃书吧。想起母亲，她正一边哼歌、一边烫衣服吧。想起P，他正走在波尔多街上吧。可有些事情，就算不去想，也会自然而然盘踞心头。我很清楚，大部分人照旧过着平常的日子，也许正因为这个理由，才让我反复问自己：“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

那个房间的影像回到我脑子里。那是分析不了的一幕。我只能沉溺其中。对我而言，凑在我腿间、插进鸭嘴的这个女人，似乎正在替我接生。

这一刻，我杀掉的是体内的母亲。

这些年来，我记忆里的房间与窗帘，就是我在床上所见的景象。也许已经有个年轻主管买下那整层楼，重新装修。房间也许变得明亮，摆着 IKEA家具。不过我敢肯定，那个房间还保留着过往的记忆，有这么些女孩和女人，在这里被插入导管。

疼痛那样剧烈。她说：“小姑娘，别再叫了。”“我得完成工作。”也许她还说了别的话，所有的话只有一个涵义，她非得贯彻始终不可。后来，听一些偷偷堕胎的女人描述往事，她们也听过如出一辙的话语。仿佛在那样的时刻，脱口而出的只有必要的指示，偶尔也有怜悯的话语。

我忘了她到底花多少时间放导管。我哭着。我不再觉得痛，只觉腰部沉甸甸的。她说已经大功告成，叫我什么也别碰。怕会有血水流出，她帮我垫了厚厚一块棉布。我可以去上厕所，可以走路。过个一、两天，东西就流掉了，要是没有的话，我得立刻打电话给她。我们一起在厨房里喝咖啡。她也满意自己完成的任务。我不记得何时给她钱的。

她担心我要怎么回去。她坚持送我到卡地内桥搭车，那里有火车直达圣拉札火车站。我想独自离开，再也不要看见她，但我不想拒绝她的好意，惹她不高兴。我那时还不晓得，她的好意不过是出于恐惧，她怕我昏倒在她家楼下，被人发现。她套上大衣，脚上还穿着拖鞋。

来到外头，一切突然变得如梦似幻，毫无真实感。我们并肩走在卡地内通衢中央，往路口前进；一栋楼房的墙壁似乎挡在衢道尽头，往前望，只见一道缝隙的亮光。那是缓慢的一幕，天色不再那么明亮。回顾我的童年、我过往的生命，我不知道自己何以沦落到这般田地。我们与一些人错身而过，我感觉他们在看我，似乎看到我们两人，就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世界遗弃了我，陪着我的只有这个身穿黑色大衣的女人，仿佛她是我的母亲。在街上的明亮光线里，在她的洞窟之外，肤色灰槁的她，让我心生嫌恶。拯救我的这个女人，看来像个狰狞的巫婆，或是老态龙钟的老鸨。

她给了我一张车票，陪我在月台上等待开往圣拉札的火车。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穿着拖鞋出门。我老是认为，她应该是那种习惯趿着拖鞋到街角杂货店买东西的女人。从这一点可以显示，对我来说，她是出身普罗阶层的女人，是彼时的我正逐渐脱离的那个阶层。）

一月十六、十七日，我等待子宫收缩。我写信给P，说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写给父母，说我周末不回家，我要去看维也纳华尔滋——卢昂的大街小巷都贴着海报，正好给我一个正当借口。他们可以从报上确认，表演是真有其事。

没有动静。我没感觉到疼痛。十七日晚上，周五，我从火车站附近的邮局打电话给P-R女士。她叫我隔天早上去找她。从一月一日起就一片空白的日记，我在十七日周五这页写下：“我仍在等待。明天我要再去找堕胎婆，她没做好。”

十八日周六，我一大早就坐上火车前往巴黎。天寒地冻的日子，眼前一片雪白。车厢里，两个女孩坐在我后面，有一搭没一搭聊着，笑个不停。听她们说话，我感觉自己失却了年纪。

P-R女士一看到我，直嚷着天气真冷，马上带我进屋。一个男人坐在厨房里，年纪看来比她轻，他头上戴着贝雷帽。看到我，他既不惊讶也没有半点不自在。我不记得他后来是留在屋里还是离去，不过他应该是讲过一些话，因为我认为他是意大利人。餐桌上，有个装满沸水的脸盆，一条红色的细导管在里头漂浮。我明白，那是她要再替我放进体内的导管。上一条，我没看过。它看起来活像一条蛇。脸盆旁放着一支发梳。

（假如我要用一幅画来表现生命中的这个事件，我会画靠在墙边的一张小桌，上头摆了个搪瓷脸盆，红色导管在水里漂浮。一支发梳随意搁在脸盆右边。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间美术馆藏有这样的一幅画——名为《堕胎婆工作坊》的一幅画。）

和上一次一样，她领我到房间里。我不再感到害怕。我不感觉到痛。她拿出我体内的导管，再放入脸盆里的那一条。这么做的时候，她嚷道：“您在收缩。”那是助产士说的话。要不是听到这一句话，我还不曾将堕胎和生产联想在一起。她没有叫我多付一笔钱，只吩咐我到时候要把导管寄还给她，因为那种样式很难找。

从巴黎回来的火车上，在我坐的车厢里，一个女人不停在锉修指甲。

P-R女士就此功成身退。她完成了工作，解决我的烦恼的第一步。她的责任到此为止。

[……]

周末，大学宿舍里只剩下外国学生，还有老家在远方的一些女孩。宿舍旁的大学餐厅不营业。不过我不需要和人说话。就我记忆所及，我当时并不害怕，只感到某种平静，除了等待，我没有其他事得做。

我看不下书，也听不进音乐。我拿出一张纸，画下卡地内通衢——我从堕胎婆家走出后，铺展在我眼前的小巷，两侧紧紧相邻的高墙，甬道尽头的细缝。打从成年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想画幅画。

周日下午，我走在圣安纽市街头，天气冷冽，阳光普照。导管不再让我不舒服。这个东西成为我肚子的一部分，我的伙伴。我只怪自己没有早点行动。

日记本里，一月十九日那页写着：“有点痛。我在想，需要多久时间，胚胎才会死去，被排出体外。有人用喇叭吹奏着〈马赛进行曲〉，楼上有人在笑。生命就是如此，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并未感觉到不幸。也许我真正该思考的是，为何八年以后，在写我的第一本书《空衣橱》时，我得想象自己又回到宿舍房间，回到那个礼拜天。为什么我希望自己二十岁以前的岁月，留存在这个宿舍房间，留存在这个礼拜天。）

周一早上，我已经带着导管生活了五天。中午左右，我搭上火车回Y城，匆匆来回父母家一趟。我担心这个周末，身体状况会让我不方便回家。或许，我跟平常一样，又用丢铜板决定，自己是不是还有时间回家一趟。天气暂时回暖，母亲打开每间房间的窗户。我查看内裤。导管已经从私处跑出来，血和水沿着导管流出，湿透整条内裤。我看着附近的低矮房子、花园，是自童年以来，就不曾改变的风景。

（再来是另一个画面。时光又要再倒退九年。粉红色的大块污渍，混杂了血和体液。那是四月的某个下午，在我上课的时候，我家母猫死在我的枕头上，它肚里的小猫全部一命呜呼。我回到家时，猫儿已被埋葬。）

下午四点二十分，我再搭电联车回卢昂。车程只有四十分钟。和往常一样，我带回雀巢咖啡、炼奶和饼干。

贝雷帽酒吧的电影之夜，这一晚，放映的是《波坦金号战舰》 （ Le cuirassé Potemkine ） ，我和O一道去看。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肚子已经开始阵痛。每次一收缩，我一边盯着萤幕，一边屏住呼吸。阵痛的间隔越来越短。我再也看不下去。高吊的一块肉上，密密麻麻的蛆在蠕动，那是我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我站起身，奔回宿舍。我躺到床上，开始紧紧攀住床头，忍着不叫出声。我呕吐了。稍晚，O回来了，电影已经演完。她坐到我身边，不知如何是好。她要我像待产的女人那样呼吸，像小狗一样。每次阵痛间，我才偷空喘口气，疼痛持续不止。已过午夜。O回房睡觉，她对我说，有需要再叫她。我们两人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

我感觉有强烈的便意，便跑向走廊尽头的厕所，蹲在马桶前，面对着门。我看着双腿间的磁砖。我使尽力气推。那东西像手榴弹一样爆开，血水飞溅，直流到门边。我看见从私处垂出一条淡红色脐带，尾端挂着一个小娃娃。我从未想过体内会有这个东西。我得带着它回房去。我一只手托住它——真是出奇地重，然后把它紧夹在双腿间，沿着走廊往前走。我是只兽。

O的房门微敞，透出光线，我轻唤她的名字，说：“出来了。”

我俩回到我房里。我坐在床上，胚胎垂在我双腿间。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我对O说，得剪断脐带。她拿起剪刀，我们不知从哪里下手，不过她动了刀。我们盯着那个头颅巨大的小小身躯，透明的眼皮下，双眼像是两块蓝色的斑点，就像个印度娃娃。我们辨识性别。似乎看见了冒出头的阴茎。我竟然制造得出这样的东西。O坐在圆凳上，她哭着。我们沉默地流泪。那是无以名状的一幕，生与死并存的一刻。献祭的一幕。

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胚胎。O回房找了个空饼干袋，我把它放进去。我把袋子拿到厕所去，就像装了个石块似的沉重。我把袋里的东西倒进便池，然后拉了冲水开关。

堕掉的死胎，在日本，叫作“水的孩子”。

我完成入睡前的梳洗。这个时候，再也没别的事好做。

信仰虔诚又出身资产阶级的O，绝对没料到自己竟会动手为一个三个月的胎儿割脐带。现在的她，回想起当年的事，或许要把它当作是无从解释的混乱、生命中的意外出轨。或许她也反对堕胎。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看见的是她布满泪痕、怏怏不乐的小脸。那一夜，在女生宿舍十七号房，只有她陪在我身边，临危受命的助产士。

我在失血。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我以为一切已经结束。血断断续续从剪断的脐带流出来。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O替我敷上毛巾，一条条毛巾很快就被血浸湿。我不想看医生，没有他们帮忙，我不也安然脱身。我想站起来，眼前却直冒金星。我想自己就要因为出血而死。我对O大嚷，马上帮我找医生。她跑下楼找管理员，找不到人。接下来我听到一些声音。我肯定自己已经流血过多。

值班医生一现身，揭开这一夜的第二幕。从亲眼见证生与死的第一幕，进展到秘密曝光与审判的阶段。

他坐在我床上，抬起我的下巴：“你为什么干出这种事？说！为什么？”他冒着怒火的双眼盯住我不放。我恳求他不要让我死去。“看着我！跟我发誓，你不会再干这种事。永不再犯！”他狂乱的双眼让我以为，如果我不发誓，他会眼睁睁让我死掉。他拿出处方笺，“你得到天主医院。”我说我宁可到诊所。他又说了一次“天主医院”，口气坚决，像是在表示，像我这种女孩，唯一的去处就是医院。他向我要诊疗费。我站不起身，他自行打开我的书桌抽屉，从皮包里拿了钱。

（这一幕，几个月前我曾经书写过，我刚在一堆文件里发现那一篇文字。我发现自己使用了相同的字眼，像是“他会眼睁睁让我死掉”等等。我在厕所流产的一幕，我也用了相同的比喻，比如炸弹或手榴弹爆炸，或是酒桶的木塞爆开。当你没法子用其他的语汇去描述，某个画面就确切代表了一切经过，没有别的可能性，不啻证明，我 确实经验的过程， 正是如此。）

我躺在担架上被送下楼。没戴眼镜，眼前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我在前半夜保持的冷静、服用的抗生素，完全没有用，最后还是必须到医院解决。我感觉，直到出血以前，我的所作所为都无懈可击。我寻思究竟犯了什么错，也许错在不该剪断脐带。状况不再是我能掌握的。

（我觉得这本书一写完，我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我的决心、我的努力，暗中进行、甚至可说是偷偷摸摸的这一番回顾——假如没人怀疑我正在写这个事件的话。一切的一切，都将骤然烟消云散。将要公诸于世的文章，我对它再也没有掌控权，就像在天主医院，我失却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我被送到人来人往的大厅，放在正对着电梯的一张推床上头。仿佛永远不会轮到我一般。出现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孩，陪在她身边的女人应该是她母亲。她说她就要生了。护理师置之不理，说她根本还不到预产期。女孩想住院，经过一番吵闹，她和女人一起离开。护理师耸耸肩，“这个女的，十五天来，天天都来闹！”我这才知道女孩二十岁，未婚怀孕。她没堕掉孩子，可是得到的对待和我一样糟。堕胎的女孩和贫民区的未婚妈妈，被归类到同一边。也许她比我更受鄙夷。

手术室里，我全身赤裸，双腿高举，绑在搁脚架上，强烈的灯光照着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动手术，我肚子里已经没有东西。我哀求动手术的年轻医生，请他告诉我。他站在我敞开的双腿间，吼道：“我可不是你的水电工！”在麻醉药开始生效前，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我可不是你的水电工！”这句话，就跟所有标示这个事件的话语一样，不过是非常平常的句子，是人们不经大脑就脱口而出的那种话。可这一句话，一直在我体内熊熊燃烧。不论是一再重复，或是社会政治评论，都无法减弱它的强度！这是“大出我意料”的一句话。一瞬间，我以为自己看到一身白袍、戴着塑胶手套的男人，一边对我大吼“我可不是你的水电工！”，一边把我痛打一顿。也许，他是看了当年大受欢迎的费南德·雷诺所画的某幅漫画，让他脱口而出这句话。这样的一句话，再次划分了我眼中的世界，区分出医生和工人、医生和堕胎的女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

我醒过来时，已是晚上。我听见有个女人走进来，后来吼着叫我闭嘴。我问她我的卵巢是不是被拿掉。她恶声恶气地回答：只是刮个子宫而已。我一人独占一间房，穿着医院的睡衣。我听见婴儿在哭。我的肚子是个松垮的空壳子。

我明白自己在这一夜失去了少女的身体，私处生气蓬勃又神秘的少女身体，即便接受过男人的阴茎也不会改变——反让它越发活跃，更加神秘。我的私处曝露在那儿，大敞着，腹部洞开，被刮过。就像我母亲的身体。

我拿床脚的病历表来看。上头写着 “utérus gravide”（ 子宫受孕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gravide”（ 受孕 ）这个字眼，我讨厌这个字。它让我想起一个拉丁字 gravidus，应该是“沉重”的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写，我已经没了孩子。人们想隐瞒真正发生过的事吧。

中午，有人送来餐点，盘里装满汆烫的肉和叶梗分明、煮得熟烂的包心菜。我没法吃。我觉得餐盘里的东西是我的胎盘。

走廊传来巨大的骚动，似乎是餐车造成的。每到固定的时间，总有女人的声音嚷着“奶油，给哺乳的X，奶油，给哺乳的Y”，像是特别待遇。

昨晚的实习医生来看过我。他待在房间另一头，看起来局促不安。我以为，他为自己在手术室的粗暴态度感到惭愧。我替他难过。但我错了。他会惭愧，不过是因为他事先毫不知情，才用对待工厂女工或超市收银员的态度，来对待我这个文学院学生。这个真相，当晚我后来就发现了。

所有的灯光熄灭了好一段时间。值班护理师是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她来到我房里，一语不发走到我床头。在床头灯的半明半暗中，她看来和蔼可亲。她用责备的口吻对我低语：“昨晚，您怎么没告诉医生，您跟他一样？”我迟疑了几秒，总算明白她的意思是：“跟他一样，属于他那个世界。”动完刮除手术，他才知道我是学生，也许是看到了我的学生保险卡。她模仿实习医生吃惊和暴跳如雷的样子，“到底是为什么！她怎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仿佛我的作为也让她忿忿不平。我当时该是想，她说得对，他那样粗暴地对待我，全是我的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和谁打交道。

她离开时，意有所指地做出结论：“这样一来，您可轻松多了。”她指的是堕胎的事。这是我在天主医院唯一听见的安慰话语。也许，我能够堂而皇之违反法律，该感谢的不是助我一臂之力的那些女人，而是右派那些“有头有脸人物”的认可。

（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日凌晨值班的这位医生，假如我知道他的名字，假如我也还没忘，我想必会在这里写下他的名字。可是这样的报复无济于事，也不公平，因为像他一样的行为，该是随处可见。）

[……]

待在天主医院的那五天，我不记得自己读了任何书。三个月来，这是第一次，我无须再等待什么。我躺在床上，望向窗外，看到医院另一翼的屋顶。

刚出生的婴儿不时哭着。我的房里没有摇篮，不过我也经历了生产，我不觉得自己和隔壁的女人们有何不同。我甚至觉得自己比她们多懂了些什么，因为我的孩子已经不在人世。我在宿舍厕所产下一个生命，同时间，那也是死亡。生平第一次，我感觉自己踏进女人的阵营，负有传宗接代重任的女人。当时是阴沉的冬日。我在世界的光亮里飘浮。

一月二十五日礼拜六，我离开了天主医院。[……]

我回到卢昂。那是个冷冽、阳光普照的二月天。我返回的世界，似乎不再是同一个世界。行人的脸、汽车、大学餐厅桌上的托盘，我眼中的一切似乎都蕴涵着象征意义。但因为多得无可胜数，我只攫取了其中一样。一边是蕴涵太多意义的某些人、某些事物；另一边，则是毫无意义的语句和字汇。我的神智无比清明，日夜如一，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状态。我睡得很浅，我肯定自己一直是醒着的。白白小小的人儿飘浮在我眼前，就像朱勒·凡尔纳 （Jules Verne）的作品里，被丢到外太空的狗骨头，跟着太空人飘来荡去。

我到图书馆念书，准备十二月中旬起就不曾再碰的论文。阅读变成耗时的大工程，我觉得自己像在破解艰涩的密码。我的论文题目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女人，整体概念似乎清晰明白，可是我没法将它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观点，条理分明地陈述。在我眼里，这个题目仿佛是梦境的画面，轮廓模糊，可是真实性不容置疑。图书馆里，学生在努力啃书，肥胖的馆员兜着一个查图书目录的女孩打转，我的论文题目甚至比这些人都来得真实。我心领神会，那是一种不待言语的知性。

我在房里听巴哈的〈圣约翰受难曲〉，教士开始独唱，以德文吟诵耶稣受难的经过，那仿佛是以我陌生的语言，讲述十月到一月期间，我亲身经历的试炼。接下来是和声： 往何处去；往何处去；广大无垠的视界开展在我眼前，卡地内通衢的厨房、导管、汩汩鲜血，流淌过全世界的苦难和永恒的死亡。我感觉自己获得了救赎。

我在大街小巷穿梭，体内深藏了一月二十一日凌晨那宛如圣物的秘密。我不知道自己达到的究竟是恐惧或是美的极限。我感到自豪。就像孤独的航海家、吸毒者和小偷，跨入无人胆敢履足之地时，那样油然而生的骄傲。也许，是我的沾沾自喜，让我写下这些文字。

选自《记忆无非彻底看透的一切》，大块文化，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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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艾诺（Annie Ernaux），一九四〇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地，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品几乎全来自她个人的亲身体验，因而带有浓厚自传色彩及私小说意味，不仅广受好评，而且获奖无数。其中《位置》（ La Place ）一书获得法国文学界最崇高奖项之一的荷诺多奖（Prix de Renaudot），该书英文版（ A Man’s Place ）以及《一个女人》（ A Woman’s Story ，原文 Une Femme ）均荣获《纽约时报》年度最佳选书；《羞耻》（ Shame ，原文 La Honte ）更被《出版人周刊》评选为一九九八年最佳书奖。《嫉妒所未知的空白》（ L’Occupation ）更突破了小说体自传的形貌，塑造了全新的阅读经验。艾诺的作品销售超过百万，且被视为法国当代文学经典，在全国各级学校里广泛教授。二〇二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至高的肯定。

|译者简介： 张颖绮，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译有《在莫斯科的那场误会》、《柳橙园》、《蓝色加萨》、《宛如希望之歌》、《无尽的赞歌》等书。

题图：Shutterstock / 达志影像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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