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是二十世纪的代表人物，一位杰出且富有魅力的物理学家，他在战争期间带领团队为国家建造原子弹，并直面科学进步带来的道德后果。在《奥本海默》（ 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 ，这本具有权威地位、广受好评、花了二十五年才成书的传记里，两位普立兹奖传记类得主凯·柏德和马丁·薛文深刻描绘了奥本海默的一生和时代，包含他的早年生涯到他在冷战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战争期间为他的国家带头努力从大自然攫取令人敬畏的太阳之火。之后，他明智道出其中的危险，也对潜在的助益怀抱希望。……但，奥本海默的警告无人理会，最后，他被消音了，成为麦卡锡主义中最著名的受害者。
电影《奥本海默》海报（根据凯·柏德和马丁·薛文同名传记改编）
奥本海默(选章)[美] 凯·柏德、[美] 马丁·薛文林莺 译
前 言
罗伯特·奥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的人生──他的事业、声誉，甚至他的自我价值感──在一九五三年的耶诞节前四天，突然打滑失控了。“我无法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他大声感叹，眼睛凝视车窗外，开得飞快的车正载着他奔向他的律师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家。在那里，几小时内，他必须面对命运攸关的抉择。他该辞去政府顾问的职位吗？或者他该反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简称AEC）主席路易·史卓斯 （Lewis Strauss）那天下午突如其来递送给他的指控信件？这封信通知他，一份新的背景调查和政策建议宣布他是对国家安全有所威胁的危险人物，接着描述了三十四项指控，涵盖了荒谬的──“根据报告，你在一九四〇年列名为‘中国之友’的赞助人”──到政治性的理由──“一九四九年秋天，以及在那之后，你强烈反对发展氢弹”。
古怪的是，自从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之后，奥本海默一直怀有模糊的预感，前方有什么黑暗和不祥的事等着他。早几年，在一九四〇年代晚期，他已在美国社会取得无庸置疑的标志性偶像地位，成为他那一代最受尊敬和仰慕的科学家与公共政策顾问，甚至登上《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封面──那时他就已经读过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的短篇小说《林中野兽》 （ The Beast in the Jungle ） 。这篇关于执念以及因为自我中心饱受折磨的故事，让奥本海默看得完全呆掉了。故事里的主角被自己的预感所纠缠，他在“等待某件稀罕而奇特，很可能异常惊人和可怕的事，且迟早会发生”。无论是什么事，他都知道那会“吞噬”他。
随着战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潮流，奥本海默愈来愈明白，“林中野兽”在跟踪他。“猎红”的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要求他出庭、联邦调查局（FBI）监听他住家和办公室的电话、关于他过往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建议新闻媒体刊载恶意中伤的故事，在在使他觉得自己是被狩猎的人。一九三〇年代他在柏克莱时期的左翼活动，加上战后他反对空军以核子武器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他称之为种族灭绝的计划），激怒了许多华府圈内的有力人士，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艾德格·胡佛 （J. Edgar Hoover）和路易·史卓斯。
那天晚上，在赫伯和安·马克斯 （Herbert and Anne Marks）夫妇乔治城的家中，奥本海默苦苦思索他面前的选项。赫伯不只是他的律师，也是他最亲密的友人之一。而赫伯的太太，安·威尔森·马克斯 （Anne Wilson Marks）曾经是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秘书。那个夜晚，安观察到奥本海默似乎处于“几近绝望的心情”。不过，在连番讨论之后，奥本海默有了结论，或许辞职就形同定罪，无论对方设的是什么局，他不能让指控横行无阻。因此，在赫伯的指导下，他草拟了一封信给“亲爱的路易”。奥本海默在信中指出，史卓斯怂恿他辞职：“你给我一个状似可取的替代方案，由我自行请求终止合约，不再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那么就得以避免公开回应这些指控……”奥本海默表示他认真思考了这个选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接着说：“这种做法将意味着我接受并且同意这种看法，即我不适合为这个至今我已服务了将近十二年的政府效力。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是这么不足取，我就不可能如我所努力过地，为我们的国家效劳，或者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或者不只一次发觉自己代表美国的科学界和国家发言。”
那天长夜将尽时，罗伯特·奥本海默疲惫不堪又意志消沉。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到楼上的客房休息。几分钟后，安、赫伯，以及陪伴奥本海默到华盛顿的妻子吉蒂 （Kitty），听到“可怕的撞击声”。火速奔上楼，他们发现卧室空无一人，而浴室门紧闭。“我打不开门，”安说：“我也无法让罗伯特回应我。”
奥本海默瘫倒在浴室的地板上，而他失去意识的身体挡住了门。他们用力一点一点将门推开，把罗伯特瘫软的身体推向一边。当他苏醒过来时，“他当然是话说得含含糊糊。”安回忆道。奥本海默说他吃了一颗吉蒂的处方安眠药。“不要让他睡着。”医生在电话里警告。因此直到医生抵达之前，他们带着奥本海默走来走去将近一小时，哄他吞下一小口一小口的咖啡。
奥本海默的“野兽”扑过来了；这场将结束他公职生涯的试炼开始了，然而相当讽刺的是，这既提升了他的名望，又巩固了他的历史地位。
罗伯特·奥本海默从纽约市前往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这一段路引领他参与了二十世纪科学、社会正义、战争和冷战历史上的伟大斗争与胜利，也让他从籍籍无名走向声名显赫。他的非凡智力、他的父母、他在“伦理文化学校” （Ethical Culture School）的老师们，以及他年少的经历，指引他走向这趟旅程。专业上，他的发展始于一九二〇年代在德国学习量子物理学，他热爱而且热心宣扬这门新科学。一九三〇年代，他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建立美国这方面最顶尖的研究中心的同时，经济大萧条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后果及国际上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影响，推动奥本海默与朋友（其中许多位是同路人或共产党员）活跃于追求经济与种族正义的斗争之中。那些年是他生命里一些最美好的时光。十年之后，人们如此轻易地拿那些年的活动来钳制他的声音，这提醒了世人，我们宣称的民主原则是多么脆弱地维持着平衡，以及必须多幺小心翼翼来护卫。
奥本海默在一九五四年忍受的痛苦和羞辱在麦卡锡时代并非特例。然而他是地位无人能比的被告。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战争期间为他的国家带头努力从大自然攫取令人敬畏的太阳之火。之后，他明智道出其中的危险，也对潜在的助益怀抱希望。接着，军方接受了核子战争的提议，学院的战略家也跟着推波助澜，使他近乎绝望地严词批判：“我们要如何理解，一个总是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文明，除了使用慎重其事的字眼和赛局理论 （Game Theory）的术语，就没法子谈论几乎会杀死每一个人的前景？”
一九四〇年代晚期，随着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咬住核子武器议题不放，持续提出这类尖锐的质疑，严重困扰了华府的国家安全机构。一九五三年共和党重返白宫，提拔了主张大规模核武报复的倡议者，例如路易·史卓斯，担任华府有权势的职位。史卓斯和他的盟友决心让能够赢得信赖并挑战他们政策的那个人发不出声音来。
一九五四年，批判奥本海默的人借由攻击其政治观点和专业判断（事实上就是他的人生和价值），曝光了他性格中的许多面向：他的雄心和不安全感、他的聪慧和天真、他的坚定和畏缩、他的隐忍克制和彷徨困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的“人事安全听证委员会”公布将近一千页印得密密麻麻的逐字稿──《关于奥本海默案》 （In the Matter of J. Robert Oppenheimer），揭露了大量讯息，然而听证会纪录也透露出奥本海默的对手对于穿透这位复杂男人自幼建构的情感盔甲是多么无能。《奥本海默》探究盔甲下的谜样人格，追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一生，从二十世纪之交于纽约上西区的童年，到一九六七年去世。这是一本极为个人的传记，因为作者相信一个人公开的行为和他的政策决断（在奥本海默的例子里或许甚至包括他的科学）皆受其一生私密经验的引导，我们在此信念下进行研究和写作。
完成此书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奥本海默》奠基于成千上万份纪录，从国内外的档案和私人收藏搜集而来。这本书取材自奥本海默个人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大量文件，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超过四分之一世纪所累积的数千页监控纪录。很少有公众人物承受过这样的审查。读者会“听到”他的话语，由FBI的录音设备捕捉下来转成文字稿。不过，即使是书面纪录也只能说明一个人一生的部分真相，因此我们也访问了将近一百位奥本海默的密友、亲戚和同事。许多在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受访的人都已经过世了，然而他们述说的故事留下了一幅细致入微的肖像，这名卓越不凡的肖像主人带领我们进入核子时代，而且奋力想要找出方法排除核子战争的危险。他没有成功，我们继续努力。
奥本海默的故事也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依旧是与核子文化密切相连的民族。“自从一九四五年之后，我们的心头上都有那颗炸弹。”小说家达克托罗 （E. L. Doctorow）评述。“核子首先是我们的武器，然后是我们的外交，现在是我们的经济。我们怎么能认为威力如此可怕的东西，不会在四十年后，构建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塑造出来对抗敌人的最巨大魔偶 （golem）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炸弹文化──它的逻辑、它的信仰和它的视野。”奥本海默的奋战是英勇的，他试图借由遏阻他曾协助释放的核子威胁将我们带离那个炸弹文化。他最让人动容的努力是提出一份“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后来成为世人所知的“艾奇逊-利连塔尔”报告（ Acheson-Lilienthal Report，它实际上是奥本海默的构想，大部分内容由他执笔）。这项计划仍是核子时代中独一无二的理性典范。
不过，国境内外的冷战政治使得计划注定失败，美国以及名单愈来愈长的其他国家，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选择拥抱炸弹。随着冷战结束，核子大灭绝的危险似乎过去了，然而却迎来另一个反讽的转折，核子战争和核子恐怖主义在二十一世纪或许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在眉睫。
在后九一一的年代里，让我们回想一下核子时代的开端，原子弹之父警告我们，这种武器带来的是无差别的恐怖，即刻使得美国愈发容易遭受恣意攻击的伤害。在一九四六年不公开的参议院听证会中，他被问到“三、四个人是否无法走私（原子）炸弹组件到纽约，然后把整个城市炸掉”，他尖锐地回应：“当然做得到，而且人是有可能摧毁纽约的。”一名受到惊吓的参议员接着提出问题：“你要用什么工具来侦测隐藏在城市某处的原子弹？”奥本海默嘲讽：“一把螺丝起子（用来打开每一个木箱或手提箱）。”唯一可以抵御核子恐怖主义的方法是：销毁核子武器。
奥本海默的警告无人理会，最后，他被消音了。如同反叛的希腊神祇普罗米修斯──他从宙斯那里盗来火赠与人类，奥本海默给了我们原子之火。不过之后，当他试图控制它，当他设法让我们明白其中可怕的危险时，当权者如同宙斯，愤怒出手惩罚他。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辖下听证委员会中的异议分子沃德·艾文斯 （Ward Evans）所写，撤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是“我们国家盾章上的污点”。
序 曲
该死的，我恰好热爱这个国家。
── 罗伯特·奥本海默
该死的，我恰好热爱这个国家。
── 罗伯特·奥本海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国纽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尽管恶劣的天气和严寒冷冻了美国东北部，六百位朋友和同事（诺贝尔奖得主、政治人物、将军、科学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和来自各行各业的熟人）聚集起来，哀悼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去世，追思他的一生。有些人认识的他是和蔼可亲的老师，深情称呼他“奥比” （Oppie）。其他人认识的他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一九四五年成为“原子弹之父”的男人、国家英雄，以及科学家成为公仆的象征。每个人皆带着深沉的苦涩回忆，只因仅仅九年之后，当时甫上任的艾森豪总统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宣布罗伯特·奥本海默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使他成为麦卡锡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他们心情沉重地来到这里，缅怀一位杰出人士，他不凡的一生点缀着胜利，也笼罩着悲剧。
出席的诺贝尔奖得主包括了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 （Isidor I. Rabi）、尤金·维格纳 （Eugene Wigner）、朱利安·施温格 （Julian Schwinger）、李政道和艾德温·麦克米兰 （Edwin McMillan）。爱因斯坦的女儿玛格 （Margot Einstein）也在场，致敬这位她父亲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上司。奥本海默一九三〇年代在柏克莱的学生、也是密友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元老的罗伯特·瑟柏 （Robert Serber）也在场，还有伟大的康乃尔大学物理学家汉斯·贝特 （Hans Bethe），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揭露了太阳的内部运作。来自加勒比海宁静的圣约翰岛上的邻居伊娃·德纳姆·葛林 （Irva Denham Green）──经历一九五四年的公开羞辱之后，奥本海默夫妇在岛上建造了一栋海滨小屋避居。紧挨着伊娃而坐的是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衮衮诸公：律师暨长年的总统顾问约翰·麦克罗伊 （John J. McCloy）、“曼哈顿计划”的军方首领莱斯里·葛罗夫斯 （Leslie R. Groves）将军、海军部长保罗·尼兹 （Paul Nitze）、曾获普立兹奖的历史学家小亚瑟·史勒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以及纽泽西参议员克里福德·凯斯 （Clifford Case）。詹森总统派了他的科学顾问唐纳·霍尼格 （Donald F. Hornig）代表白宫出席，他也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元老，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进行“三位一体”测试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就在奥本海默身边。点缀在科学家和华府权力精英之中的是文学和文化界人士：诗人史蒂芬·史班德 （Stephen Spender）、小说家约翰·奥哈拉 （John O’Hara），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布可夫 （Nicholas Nabokov），以及纽约市芭蕾舞团的总监乔治·巴兰钦 （George Balanchine）。
奥本海默的遗孀，凯瑟琳（昵称“吉蒂”）·普宁·奥本海默 （Katherine “Kitty” Puening Oppenheimer），坐在普林斯顿大学亚历山大厅的前排，参与这场将被许多人记忆为压抑、温馨与苦涩交织的追悼会。跟她坐在一起的是，他们二十二岁的女儿东妮 （Toni）和二十五岁的儿子彼得 （Peter）。坐在彼得旁边的是罗伯特的弟弟法兰克·奥本海默 （Frank Oppenheimer），在麦卡锡主义横流期间，他本人的物理学家生涯也遭到摧毁。
伊果·史特拉汶斯基 （Igor Stravinsky）的《安魂颂歌》 （Requiem Canticles）在礼堂响起，前一年秋天就在这个大厅，奥本海默第一次听到这首乐曲，而且赞赏不已。接着，认识奥本海默长达三十年的汉斯·贝特，讲述了三篇悼词中的第一篇。“他比任何人做得更多，”贝特说：“让美国的理论物理变得卓越……他是领导者……不过他不会作威作福，也从来不会下令应该做什么。他让我们发挥出最好的一面，就像一位好主人对待他的宾客……”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督导数千人，在一场设定的竞赛中抢先德国人造出原子弹。奥本海默把一片原始台地改造成实验室，同时把一群背景迥异的科学家打造成一支有效率的团队。贝特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其他元老相当清楚，如果没有奥本海默，他们在新墨西哥州最初建造出来的“小器械”绝对无法及时完成于战争中使用。
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邻居、物理学家亨利·德沃夫·史迈司 （Henry DeWolf Smyth）致第二篇悼词。一九五四年，原子能委员会（AEC）的五位委员中，史迈司是唯一一位投票赞成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见证了奥本海默忍受“安全听证会”形同动用私刑的专制法庭，史迈司完全理解这是一出扭曲事实的滑稽戏码：“这样的不公不义永远不可能矫正；这样的污点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的历史中抹除……我们深感遗憾，他为国家完成了伟业，回报却是如此不堪……”
最后，轮到资深外交家暨大使乔治·肯楠 （George Kennan），战后美国遏制苏联扩张实施的围堵政策，就是他孕育出来的主张。肯楠是奥本海默的老友，也是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事。没有人比奥本海默更能刺激肯楠去思考核子时代的重重危险。也没有人比奥本海默是更好的朋友，当肯楠不同意美国冷战政策军事化的观点而落难成为华府“贱民”时，奥本海默捍卫肯楠的著作，庇护他在研究院安身。
“没有人，”肯楠说：“承受过更大的残酷。人类最近征服了一种凌驾自然的力量，却跟他们的道德力量完全不成比例，由此引发两难的困境。没有人看得更清楚，这种不断加大的差距对于人性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这种焦虑从来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始终坚持追求所有形式的真理，科学和人道的。也没有人比他更热切地想要派上用场，防止发展大规模毁灭武器可能导致的大灾难。他念兹在兹的是人类的利益，然而身为美国人，透过他所属的这个国家共同体的媒介，他同时看到自己在追求这些抱负时拥有的最大可能性。
“在五〇年代初期的黑暗日子里，当麻烦从四面八方向他蜂拥而来，当他察觉自己位于争议的中心而焦头烂额时，我提醒他注意一项事实：他会受到国外一百个学术中心的欢迎，并且询问他‘难道没有考虑过定居国外吗’。他眼睛含着泪水给了我答案：‘该死的，我恰好热爱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道谜，他是一名展现伟大领袖超凡魅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也是一名培育暧昧歧义的美学家。在他离世的几十年后，他的一生在人们口中却愈渐包裹在争议、神话和谜团里。对于科学家来说，例如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认为，奥本海默是“现代核子科学家的悲剧象征”。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成为麦卡锡主义猎巫风潮下，最著名的殉道者，象征了右翼不讲基本原则的恶意。对于政治上的敌人来说，他是地下共产党员，也是证据确凿的骗子。
事实上，他是充满人性的大人物，既有才华又复杂，集聪慧与天真于一身，热情倡导着社会正义，同时是不知疲倦的政府顾问。他致力于控制失序的核武竞赛，这为他招来有权有势、官腔官调的敌人。如他的朋友拉比所说，“他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愚蠢”。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 （Freeman Dyson）在罗伯特·奥本海默身上看见深沉和尖锐的矛盾。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科学和理性思考。然而，如同戴森的评述，奥本海默决定参与制造大屠杀性质的武器，“无疑是一桩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当然我们依旧承受着后果……”如同浮士德，罗伯特·奥本海默试图重新协商这桩交易──因此受到打压。他带头研究释放出原子力量的方法，然而当他寻求途径只为警告同胞这其中的危险，想要约束美国对核子武器的依赖时，政府质疑他的忠诚，并且要他接受审判。他的友人将这种公开的羞辱，比拟为一六三三年另一位科学家伽利略接受中世纪时期的教会审判。有些人在此事件中看见丑陋的反犹太主义幽灵，并且回想起一八九〇年代，艾佛列德·德雷福斯上尉 （Captain Alfred Dreyfus）在法国经历的试炼。
不过，任何比拟皆无助于我们了解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个人，了解他身为科学家的非凡成就，以及身为核子时代缔造者他所扮演的独特角色。这本书就是他一生的故事。
选自《奥本海默》，时报出版，2023.7
Kai Bird (left) and Martin J. Sherwin (right) hold a copy of the book they wrote "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in Washington, 2006. (AP Photo/Manuel Balce Ceneta, File)
|凯·柏德（Kai Bird），美国传记作家，著作有 The Chairman: John J. McCloy,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 The Color of Truth: McGeorge Bundy and William Bundy: Brothers in Arms 、 The Outlier: The Unfinished Presidency of Jimmy Carter ，以及 The Good Spy: The Life and Death of Robert Ames 。他也跟Lawrence Lifschultz共同编辑了 Hiroshima’s Shadow: Writings on the Denial of History and the Smithsonian Controversy 。他目前是The Leon Levy Center for Biography的主任，住在纽约市和迈阿密二地。
|马丁·薛文（Martin J. Sherwin）生前担任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英国与美国史“Walter S. Dickson教授”（名誉教授），以及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正教授，直到他于二〇二一年的十月过世。他第一本关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的著作 A World Destroyed: The Atomic Bomb & The Grand Alliance (Knopf, 1971)就赢得“Stuart L. Bernath”奖，并且入围普立兹奖决选名单。他最后一本著作Gambling with Armageddon: Nuclear Roulette from Hiroshima to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Knopf)于二〇二〇年出版。生前和妻子苏珊住在华盛顿特区和科罗拉多州的亚斯本（Aspen）。
|译者简介：林莺，曾任汉声、人本、张老师编辑，译有《天翻地覆：资本主义vs.气候危机》、《艾伦·图灵传》、《凝视约翰·柏格：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等书。
题图：J. Robert Oppenheimer oversees assembly of the Gadget, 1945.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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