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传丨这个他生活的世界并未给完美留下任何位置

就在这终极的时刻

生命变得值得过活

经验的海域幽深广袤

咄咄逼人，浪急风高

却又此刻忽至寂寥

无论你对此作何感喟

这静谧都令我深深敬畏

除此之外，别无所有 [2]

[1] The timeles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里的关键概念，又作“无时间”。——译注

[2] 这里与本章的一些其他译文尽量保留了原文较工整的韵脚，以与艾略特后来的更成熟的诗风作出区分。——译注

二十一岁上的艾略特经历过一次在他看来许多人一生里都会经历一两次的、难以言传的体验。“你可以管它叫通灵，也可以叫它心灵短暂的澄明”，他在别处这样说。艾略特在闹市中体验的宁静类似爱默生在波士顿公地“乐而生惧”的感受。对一些人来说，这样的时刻属于正统宗教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其他人，比如爱默生，这样的时刻就是终极的、自足的，心怀感激地接受。至于艾略特，这样的记忆将一直留存在他此后的岁月里，不断撩动他、提醒他还有一种他不能把握的体验。

这寂静降临于一颗有所准备的心灵——他已在“等待”这一时刻的降临——而艾略特的笔记本记录了他在麻省剑桥的本科岁月里这段准备的过程。在母亲的影响下，艾略特熟读了赋予个人心灵之光以权威的爱默生。在新英格兰度过的这段心智日渐成熟的时间里，与爱默生的影响相辅相成的，还有艾略特独处的习惯，对十九世纪法国诗人那疏离而陌异的声音的发现，以及他对家族守则、哈佛的各种俗套与波士顿风气逐渐滋生的怀疑。青年艾略特身处的波士顿早已不是清教道德统治下的“老波士顿”，而是一个走下坡路的社会。艾略特为世纪之交的波士顿惋惜不已——在这个时候，就算他去波士顿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大概一样会为这些地方惋惜——然而，波士顿的斯文，尚智，对文化、阅历和欧洲的渴望也并非没有影响他。

很少有人能在自身时代的图景尚不完整且十分隐蔽时就对它有所感知，艾略特做到了。他在波士顿的上流社会与贫民区中间翻拣着对他的时代和地方的了解，并在早期作品里加以呈现——《普鲁弗洛克》《序曲》，甚至《荒原》。艾略特反抗着情感的怠惰，道德的朽坏，在《荒原》中将一战后的英格兰当作它们藏污纳垢之地，但这些罪恶却源起自艾略特少年时代那个世纪初的美国。

艾略特的同代人，批评家约翰·杰伊·查普曼 （John Jay Chapman）曾指出，艾略特与之抗争的朽坏实质是美国无孔不入的商业思维。这种思维对真理、爱与宗教无动于衷——而这些恰是艾略特所竭力挽回的。“我为我们失去了的旧式教养而惋惜，”查普曼说，“但我也知道，这类旧式教养从来就不大对头。美国人从没发自内心地活过。”这样的看法并不新鲜。霍桑、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一定也曾为同样的问题所困。内战之后，美国东部的上流社会淹没在无所适从之中，这也是艾略特接触这类情绪的开始。他的阶级不再占据道德的高位，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不屑费心思考、想得越少干劲越足的人。《波士顿人》 （The Bostonians，1886）呈现的就是有教养阶级的去道德化：“这是一个神经质的、躁狂的、嘈杂的、伪善的时代，一个被高谈阔论、虚假的精致、言过其实的担忧和娇气的感伤充塞的时代，我们稍不留神就将被平庸主宰，那最软弱、最沉闷、最浮夸的就将大行其道。”艾略特对这样的沉闷深有体会，也深为他自身阶级的惰性所扰。

将艾略特引入波士顿上流社会的是他的叔伯克里斯托弗·罗兹·艾略特 （Christopher Rhodes Eliot），一名杰出的一位论教牧师 [3] ，也是艾略特家族中一直留在城里、积极参与城市事务的一支。他与查尔斯·威廉·艾略特 （Charles William Eliot）是近亲，后者是一位威严的化学家，时任哈佛大学的校长，是波士顿市长、国会议员萨缪尔·阿特金斯·艾略特 （Samuel Atkins Eliot）之子。萨缪尔·阿特金斯·艾略特通过姻亲关系接触了波士顿上流社会的核心圈子——他的一位姐姐嫁给了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安德鲁斯·诺顿 （Andrews Norton），一位妹妹嫁给了在1817到1835年间担任哈佛大学教授、并兼任出版商的乔治·蒂克纳 （George Ticknor）。[……]这个波士顿就在艾略特的骨血之中，但他在这里却像个局外人一样疏离。

[3] 一位论教派（Unitarianism）学说形成于美国十八世纪中叶的“大觉醒运动”，将矛头指向清教信条里的原罪。十九世纪早期的一位论派领袖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rming）就曾论及人类“与上帝的相似”，而艾略特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William Greenleaf Eliot）正是他的弟子。他们反对清教徒犯罪遭谴的学说，反对他们对正统与异端的辨别以及不民主的教会。由于一位论派否认三位一体，艾略特一直抗争着自己的一位论派背景，因为在他看来，基督教就是对道成肉身的信仰。——飞地注，汇编自本书其他章节内容

艾略特从未对哈佛的社交生活置评，但对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在1869到1909年间任期内的哈佛有所了解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那种冰冷的气氛。在一位学生的回忆里，那儿“冷得像条冰柱”。约翰·杰伊·查普曼则称艾略特校长为哈佛的“冰川纪”之父。亨利·亚当斯解释自己为何辞去教授职务时说，麻省剑桥是个荒漠般的社会，北极熊在这里也会饿死。而在艾略特校长还未履职的1867年，年轻的亨利亚当斯就告诉兄弟威廉，“麻省剑桥的生活……跟墓室最里层一样活泼”，这儿没有什么社交，“只有可怕的对社交的模仿”。在他眼里，麻省剑桥根本不存在社交的概念。它鼓励教授勤于发明，却不鼓励他们相互交谈。“詹姆斯·罗素·洛厄尔 （James Russell Lowell）、路易·阿加西 （Louis Agassiz）、约翰·菲斯克 （John Fiske）、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这些最活泼、最友善的教授们本来能让这儿像伦敦或巴黎一样快活，但在这里却费尽了气力要挣脱束缚，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社会管他们叫教授，他们也必须总戴着这头衔，一刻也不得歇——对他们来说，社交就是不谈公事的教职员工大会。”

除了三两个老师和一些针对用意大利语阅读但丁的精彩指点，哈佛并没带给艾略特多少灵感。[……]1910年，艾略特在东格洛斯特度暑假期间，决定将自己未发表的诗歌辑录起来。他从波士顿的老角书屋买了本大理石花纹的笔记本，在上面题写了诗集的名字——“三月野兔创意曲”——并在里面抄录了1909年11月以来实验性较强的一些诗。[……]这个笔记本跟随他在巴黎度过了随后的一年，又随他回到哈佛，最后与他一起在1914年来到伦敦。他同时还漫不经心地保留了些粗略的草稿，以及他1913至1914年间购买打字机后一些诗作的打字稿。在这期间，艾略特积累了大量的诗作，其中有些还相当出色。他以惊人的耐心与自律保存着这些诗作，从未试图发表。1914年，稍长于艾略特的庞德遇到这位美国青年，惊叹他全凭一己之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现代诗人。即使在这些最初的作品中，艾略特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在随后创作于1910至1911年间的两首伟大的诗里——《一位夫人的画像》 （‘Portrait of a Lady’）与《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这些问题得到了更加精微的表述。

经庞德推荐，《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最早发表在1915年的《诗刊》杂志（Poetry Magazine）上

艾略特从最初起就坚持记录他心灵的种种私密习惯、恐惧及独处时的冲动，这些都让他逐渐走向一种宗教观。这宗教观在1914年终于成型，但在许多早期诗歌、尤其是那些从未发表的诗作中，也始终存在一种潜藏的宗教求索，一些缓慢酝酿、不断成熟的创作动机。艾略特曾说：“那被纽曼称为‘有力且并发的理性’也许会随着漫长的时间，将人不知不觉地带向任意一类深奥的信仰。”在学生时代末期的1914年写下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情歌》 （‘The Love Song of Saint Sebastian’）与1915年初的《圣那喀索斯之死》 （‘The Death of Saint Narcissus’）里，艾略特想象着殉道者的角色，强调他们对寻常道路的扬弃。这些殉道者或“圣徒”人物都各有各的荒诞，但他们经受的苦难却是严肃的。贯穿这些早期作品的是艾略特逐步构想的一种选择，这个选择存在于终极（ absolute，或纯粹理念，或灵魂）和与它们相对的女性、时间与社会之间：这些都与终极不共戴天（但他也谨慎地承认这个想法过于自负，所以总用戏谑与幽默将其掩盖起来）。在作于1909年11月的《献媚的谈话》 （‘Conversation Galante’）里，他谴责女人“永远与终极为敌”。1910年1月的《忧郁》 （‘Spleen’）中，一个十分讲究的男人拒绝参加被他认为是繁文缛节的周日上午礼拜，“在终极的台阶上”不耐烦地等待着。同一个月出现在笔记本上的题为《灵肉初辩》 （‘The First Debate between the Body and Soul’）的诗里，他召唤终极，希望它将灵魂救出“肉欲的泥淖”。他的呼唤有了回响——但那已经是六个月以后。回应他的，就是本章开头波士顿街头的寂静。

大学时期的所有诗作里，这一首灵肉之辩最能清楚地反映艾略特的心境。他感到灵魂的安宁不断受着身边物质现实的侵扰——[……]灵魂在孤军奋战里挣扎着，而怠惰的大脑无力从这些“无味的事实的析出”里提炼出意义。他想用“纯粹理念”取代杂多的俗世观念。在这时，他对完美的概念尚未明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前人的重复。但受到对完美的追求的驱使，艾略特让身体与灵魂相互对峙，而这决绝的二元对立将贯穿艾略特整个的早期创作。

艾略特只影影绰绰地瞥见了完美，却迅速地辨认出与它为敌的一切，并对它们施以痛击。对艾略特来说，与完美为敌的首先是时间：十六岁时他写下“因为时间就是时间，它流逝”。在这诗歌生涯的伊始，他的鼻孔里就充斥着腐败的气味。他几乎在感到欲望之前就先看到欲望之花的凋谢。[……]在笔记本中一首题为《歌剧》 （‘Opera’）的诗的结尾，诗人感到自己在“殡葬师的舞会上／像个青春的鬼魂”。

1908年12月的一天，艾略特来到哈佛学生会图书馆，从书架上取下新出版的阿瑟·西蒙斯 （Arthur Symons）著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 （ 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 第二版。书中用心灵的灵视取代现实主义传统的吁求立即打动了他。西蒙斯在书中写道，那些成为宗教的艺术或能让我们逃脱时间与死亡。他建议诗人用心对待每一个使“事物的灵魂得以显现”的象征。诗人神圣的职责是摆脱那“表象的旧枷锁”，做宣示未知世界的先知，哪怕对表象的抛弃已经几近癫狂。[……]他对十九世纪末法国诗人的征引像一面镜子，回映给艾略特一幅比他以往任何想象都更清晰、更宏大、更扣人心弦的图景。从这里——尤其从对朱尔·拉弗格 （Jules Laforgue）的记述中——艾略特不仅立刻看出现代诗歌的可能形式，并且也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倒影。西蒙斯使他明白一个诗人可以“永远已经成年”：他要成为英雄，无须先做一个拜伦一样的顽童 （enfant terrible）。但在艾略特的观察里还另有一些人，他们言谈里带着成年人的辛辣，却任凭梦想消融在在严峻的成人世界里了。与拉弗格的相遇给艾略特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在他此后诗歌的最核心处，都出现了一个存心要做失败者的形象。

拉弗格短暂的一生颇富戏剧色彩。他于1860年生于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六岁时被带回法国。这次七十五天的漫长海航也让他初次体验了著名的“无聊” （ennui）。他天生善于吸引忠贞的友伴，女人也为他倾倒。他与女人的亲密关系总是很短命，但却为他那些为情所苦的诗歌提供了主题。在他的诗里，总有一个俗不可耐的狂吠的女人和她别扭而消沉的情人相互对峙。拉弗格反复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对天使本能的爱慕和平凡的现实相弥合：这天使要穿衬裤，想买新项链，并且总搞不清生命正一刻不停向坟墓飞驰这个事实。《月亮圣母颂赞》（1885）里的众丑角都渐渐看透了女性的空虚。她的眼睛美得超凡绝俗，但那背后空空如也。

藏在这敏感的小丑身后的就是拉弗格本人。我们看不见他，但要辨认出这个冷酷的寻常浪子也并非难事。西蒙娜·德·波伏娃称赞他因女性屈服于男性神话而怜悯她们。这样的赞赏并不能服人。女人很容易被他时而闪现出的理解力哄住，但拉弗格的憎恶与他嘲弄的“无聊”概念也都因此显得更加恶毒。与拉弗格一样，艾略特对于女性也不大耐烦，他们性情中同有一类将感官视为耻辱的禁欲精神。拉弗格在1885年的一封信末以一幅速写收尾，画中一个男人口吐“忧郁” （Spleen）二字，正试图远离一座“苦涩之灯塔”，而标有“欲望”一词的球镣将他与灯塔拴在一起。在画的底下，拉弗格写道：“这幅寓意画就说明了一切。”[……]在拉弗格的连珠妙语里，那些牙缝里挤出的词句表明他痛苦之深，但这深刻的痛苦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掩盖着不为所动的淡漠。随着后来与利娅·李学习英文，拉弗格在这一点上却有所改变。拉弗格一直以来都在概念上十分钦慕英国女性，于是终于在1886年他二十七岁时与这位来自德文郡廷茅斯的“娇小女子”结了婚。在这一年里他灵感薄发，写下了一束新诗《善意之花》与故事集《道德寓言》，其中有趣的女性形象或许是他最杰出的成就。利娅是他温柔的笔下红头发的安德洛梅德的原型。这个女孩不耐烦地拒绝趾高气扬的英雄，不让他从敏感脆弱的怪龙身边拯救她。“你知道的，世上有三个性别，”拉弗格对一位朋友写道，“男性、女性，还有英国女孩。”他很快死于肺结核，一年后他年轻的妻子同样因肺结核去世。似乎早在诗里，他就预言般地感知到生命早夭的虚费、徒劳与荒诞。

左图：拉弗格手稿（可能为关于莫雷亚斯的讽刺画像）；右图：《道德寓言》英译本书影

拉弗格给艾略特带来一类新的诗。1882年，他想到“以梦的形式呈现心理的一类诗……里面有花、气味和风……在这复杂的交响里，一些特定的语句（动机）一再重现”。从拉弗格这里，艾略特学会在冲突的自我间开展反讽的对话，以控制内心独白的走向。1885年夏天，拉弗格自创了自由体诗 （vers libre），而这一体裁在艾略特后来的《普鲁弗洛克》和《一位夫人的画像》里也将得到进一步完善。[……]艾略特说过，拉弗格是“第一位教会我说话、告诉我自身语汇里蕴藏的诗性可能”的人。通常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的并非高不可攀的大师，反而常是那些更可亲的人。拉弗格的作品总量相对较少，他的诗歌声音独特却又不过于强势。艾略特学会了借一位失意的人物自白；学会了将秘密广而告之，同时将自己掩藏在众多纷乱的声音之下：失意者别扭的讽刺，评论者或刻薄或轻浮的评价，女人无视事实的老调重弹。这最后一种声音在《献媚的谈话》中立即就能听得分明（这首诗模仿的就是西蒙斯全文引用的《皮埃罗大人的另一首哀歌》）。他同样学到的还有另一种自白的手法，将最严肃的想法以最无理、最荒诞的表象展现出来，这类手法十分宜于像他这样细腻而羞怯的心灵。

拉弗格的皮埃罗启迪艾略特写下那些木偶与小丑诗。这些习作并不算很好的诗，但帮助艾略特发展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演员困在自己扮演的蠢角色里，无力再驾驭那个为社会难容而遭到遗弃的、飘忽不定的真实自我。艾略特在拉弗格这里找到了让他心有戚戚的疏离感：

你我曾经爱得发痴，

最后却终究形同陌路

我的心被忧郁放逐，

这忧郁在我的世界停驻。不错。

（《月的独唱》）

在这里，艾略特目之所及，一个地球满载腐臭熏人的战争、伤痛与死亡，却仍不可理喻地轻巧旋转。他也读到一个失意的畸零人拥抱经历，只为最终将它们一概摒弃：他尤为唾弃野蛮人之间不洁的交媾，这让他浑身痛苦不堪（“苦痛细细穿透我每条神经”）。他一样对完美充满向往，但也明白这个他生活的世界并未给完美留下任何位置。

艾略特在1909年11月的最初一批诗稿直接模仿法国诗的写法。但在接下来的1910年，他抛弃了这一刚刚戴上的面具，转而呈现一个坦诚自白的“我”。[……]实际上，1910年标志着他宗教热忱的一个起点，也标志他开始反抗这个世界了无生趣的、把他捆缚在僵死的习俗上的阴谋。这两个过程在这个时期里始终相互伴随，但前者的影子仅能从短篇诗作里隐约得见，后者却在他的心里异常清晰，以至于让他走出了离开家庭、离开他们代表的价值的第一步：他决定前往巴黎。

大学时代的后两年，他意识到“在美国，没有哪个上年纪诗人的作品入得了年轻人的眼”。这时他对爱伦·坡和惠特曼的欣赏都必须借助法国诗歌：拉弗格的自由体诗来自惠特曼，但艾略特对惠特曼的阅读已经是后来的事。要离开“一个诗的地位比在英格兰还要低的国家”简直顺理成章。哈佛的本科生们读的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些已经作了古的诗人。在艾略特的回忆里，“那就是我们与鲜活的传统间最近的距离了”。与此同时，他需要摆脱的还有一成不变的少年场景，对女人的殷勤，家人对前途不懈的发问，以及他的兄弟姊妹与表亲——这些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本分的孙辈们都已经在奉公而务实的事业里安身立命。他的长姊艾达受到社工训练，1901到1904年间在纽约市立监狱担任缓刑官，在那里被誉为“坟墓中的天使”。另一位姐姐玛丽安在波士顿福尔瑟姆小姐的社工学校学习。他在波士顿的表亲里，玛莎就要成为一名医生，后来专攻儿科与公共卫生；她的姐姐艾比盖尔则从事教育事业——她在罗克斯伯里的学校后来成为所有特殊教育课程的先驱。她们的兄弟弗雷德里克注定要进入哈佛神学院，另一位表亲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二世则将像他父亲一样成为波特兰一位论教会的牧师。

左图：艾略特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右图：艾略特的母亲夏洛特·尚普·斯特恩斯

同辈人既纷纷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汤姆去巴黎的决定因此就显得尤为异类。巴黎对他来说大概意味着一个容得下诗人的社会，而他可能也像一个普通外省人一样，梦想着来到这个伟大的艺术与知识创新的腹地。然而在普通美国人眼中，巴黎游客云集，到处有对艺术的一知半解的女人慢条斯理地“搞创作”。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美国男人不会去那里生活。“我们美国人已经忘了在美国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世界，”亨利·亚当斯 （Henry Adams）写道，“他们的心智过于膨胀了……人们说起英格兰与法国，就好像说的是巴比伦与尼尼微”。也正因为如此，艾略特的母亲在1910年4月3号写给“我亲爱的孩子”的信，与信中对他竟然不选择纽约开展写作事业的惊奇，就显得顺理成章。在她看来，法国远得可怕，也坏得不像话：

我想，到了六月，你大概会对明年想做的事想得更清楚些……我简直没法想象让你一个人去巴黎，光是写下这几个字就让我打了个寒战。英语国家与外国毕竟还是不同。法国这个国家我就不喜欢，比起英国人，那帮人的为人也让我很不放心。

艾略特否决了母亲的反对，但五月份又染上了猩红热，母亲于是飞奔到波士顿。他被安顿在斯蒂尔曼医院。病情并不严重，只是他因此没能参加春季学期的期末考。尽管如此，他还是在6月24号从哈佛毕业了，参加了在哈佛庭院举办的盛大花园宴会，坐在桑德斯剧院里一群使劲招手的仰慕者中间，听演说家讲述哈佛学子将如何得益于校友群体。[……]也许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在安角上赋闲两个月的艾略特创作了《金鱼》 （‘Goldfish’）组诗。这组诗关于家庭生活的种种仪式，也关于他身边的朋友。对于白丝绒、茶盏和它“在银勺碰击时深邃的声音”、游廊上度过的夏日午后、燥热的八月夜里旋转的华尔兹、《巧克力士兵》和《风流寡妇》、海上的阳光、带着咸味的日子和恋爱的男孩女孩们，他都有着控制不住的厌烦。这些快乐对他来说都太琐碎了，充其量是“夏季报刊精选版”，而在另一首笔记本上的组诗《满大人们》（ ‘Mandarins’，标注日期是1910年8月）里，他借助一个雅致的中国场景描绘了类似的景象：半透明的薄瓷茶碗盛着剔透的茶汤，窗边立着两位静女，远眺就是满目碧海，斜躺着的最为年长、脑满肠肥的满大人怡然自得地享受这一切，让人心生艳羡。整个世界都尽在他的掌握，一切也都从四面向他聚拢。对完美的追求不曾扰动过他。

艾略特1910年的创作大多对家庭与波士顿生活充满抵触，但也记录了两次不同的经历。在《复活节：四月有感》（ ‘Easter：Sensations of April’，1910年4月）中，三楼窗台上老鹳草的气味唤起了记忆深处、或许发生在密苏里的一个久远场景。一个黑人小女孩正穿过小巷，手捧一株从教堂带来的红色老鹳草。艾略特想象她虔诚的祷告，惆怅地想，“她对上帝深信不疑”。就诗本身而言，这些复活节作品并无出奇之处，但却标志着他与艾略特家族的宗教确信日渐隔阂，也展现出了他对这种确信的怀恋。他的母亲写下无数复活节／咏春诗，希望灵魂向着“沐福的新生”苏醒。但对于她的儿子，春天不过是对信仰凋零的嘲弄。

随后，在六月毕业季的喧嚣、务实人士的劝诫、家长的发问、人头攒动里各式女帽的盛会和哈佛庭院的草莓中间，一阵莫可名状的寂静忽然浮现。他忽然得以摆脱这整个世界，也因而获得了一种稍纵即逝的宁静：他将毕其一生重获这种宁静。艾略特曾说，他的心智自然向着形而上的一方倾斜，珍惜任何使他觉察到其他存在形式的神秘体验。《寂静》一诗就预示了艾略特作品中后来的那些圣洁的时刻，而在这每一个时刻里，他都像获得了某种启示。他也迫切想解释这些为他驱散或冲刷掉庸常现实的启示。但在这最初的时刻，艾略特并未捕捉到其中的宗教意味，仅认为这寂静代表着世界的反面。[……]长久以来，他的谨慎与自我怀疑都使他对宗教虽心有灵犀，但尚不至深信到交出自我的地步；这潜藏的兴趣也一直帮他抗衡着身边令他分心的事物。这一寂静虽在此后巴黎的一年中重临，却仅让他短暂地逃避了对颓废的巴黎巨细无遗的观察。然而，尽管艾略特未能找到他孜孜以求的真理，但他却益发坚定地觉察到了自己的特殊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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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1941年生于南非开普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现为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资深研究员。

题图：Eliot on holiday from Harvard at Eastern Point, 1911 Henry Ware Eliot Jnr.

责编丨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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