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塔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生命”

维塔并未出现在任何城市地图中。尽管这个地方的存在是得到官方和公众普遍承认的，但它并不是任何补救计划或政策的关切所在。

温克勒是对的。维塔是贫穷这条路的终站，当那些活着的人不再被视为人，他们便去那里。那段时间在维塔疗养院的200人，多数被排除在家庭生活和医疗服务之外，他们没有正式的身份，生活在一种受贱斥的被遗弃状态下。大多数情况下，维塔的工作人员是由那些原先的居住者组成的，当他们的精神状况改善到足以照顾新来者和被视为毫无希望之人时，他们便可提供服务。这些志愿者缺乏资金、训练，以及适当的设备和药物，就如这家机构本身一样，他们对处理维塔的居住者缺乏足够准备。

大约5000万巴西人（超过巴西1/4的人口）生活水平远低于贫困线，2500万人被认定为贫困。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维塔都是这种惨状的缩影，但是从某些层面上说，它又十分独特。其中一定数量的居民来自劳动阶级或中产阶级家庭，也曾是有自己家庭的劳动者。其他一些人此前居住在医疗机构或国家机构中，他们在某个时间点被从那里驱逐出来并扔到街上或者直接送到维塔。

尽管看上去像个被孤立出来的无主之地，但事实上，在其历史上和维持的过程中，维塔也曾跟几家公共机构有勾连。因此，从许多层面上说，维塔也并非特例。确切说来，阿雷格里港拥有两百多家这样的机构，多数被委婉地称作“老人院”。这些状况不定的地方收容那些被遗弃的人以换取他们的福利养老金，有好些机构同时接受国家资助或慈善捐款。

我开始将维塔和这类机构视作社会遗弃区。

卡塔里娜在维塔的其他人当中很显眼，这不过是因为她在运动——许多人躺在地上或蜷在角落里。她想要交谈。我的妻子阿德里安娜当时跟我在一起。这是卡塔里娜告诉我们的故事：

“我有个女儿名叫安娜，她8岁。我前夫把她给了他的老板乌尔巴诺。我在这儿是因为腿有问题。要想回到家里，我得先去医院。去医院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复杂，假如我去了，我的情况会越发恶化。我不想去医院，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待在这儿。我的腿不灵便。因为来了这儿，我再没见过我的孩子们。

“我的弟弟和我丈夫这边的同辈男人把我送到了这里。阿德马尔和阿曼多……我运动……这样我或许能走路。不。我现在再也离不开这里了。我需要等一段时间。我咨询过一位私人医生，有两三次吧。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这里也给我药。所以人总是依赖药物，会变得很依赖。于是，许多时候，人就不想回家了。也不是不想……在我的想法里，大家已经忘记我了。”

后来，我问志愿者是否知道一些关于卡塔里娜的事。他们对于她在维塔之外的生活一无所知。我将卡塔里娜提到的一些人和事复述给他们听，但他们说她是胡言乱语，说她疯了 （louca）。她是一个显然缺乏常识的人，她的声音因为精神病诊断沦为无效。她没有来处，除了维塔，别处没有她的命运。

卡塔里娜那听上去支离破碎的叙述，她所讲述的关于过去的故事，便是我所仅有的。在她看来，她没有疯。卡塔里娜正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她坚称她有的是生理上的问题，她在维塔是她所不能控制的诸种不同关系和情形所造成的结果。

卡塔里娜通过前夫、老板、医院、私人医生、弟弟们和被送走的女儿这些人物来回忆那些情形。“要想回到家里，我得先去医院。”她如此推论。回到那个此时与别的家庭一起生活的孩子身边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诊所。医院处于那条通往已然不存在的家的路上。

但卡塔里娜的意思是，要获得充足的医疗保健，是不可能的。在寻求治疗的过程中，她了解了药物治疗的需要。她同时暗示，药物会使她的情况恶化。这种形式的照护在维塔也一样在进行：“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这里也给我药。”她指的是，将混乱药疗化使维塔里面的人“总是依赖药物”。

某些东西让卡塔里娜失去了回家的可能。但回家的渴望仍在：“也不是不想。”

维塔的现实，以及与卡塔里娜最初的相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写关于巴西的艾滋防控的论文时，我始终不断想起这个承载着家庭与城市生活中的死亡的地方，想起这个借由被遗弃这件事来思考的人。多年来，维塔和卡塔里娜成了我的关键角色，在我思考巴西城市空间中政治和医疗体制的转变，以及其中全新的人格体系时，对我教益良多。我在记录的艾滋工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各种英勇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关注安全性行为这样大胆的预防项目来控制疾病的传播，努力使艾滋的治疗方法达至全球普及以降低死亡率。除了这些令人敬佩的工作，以及那些为照管通常不被列入干预对象的弱势和贫困人口而成立的新机构，我也看到了遍布于巴西大城市的社会遗弃区——类似维塔的地方，这些不人道的环境中居住着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艾滋病患者、失去劳动力的年轻人和衰老的身体。

法定行政单位和福利与医疗机构都不直接干预这些区域。但正是这些行政单位和机构把那些没人要的人指到了这些地方，这些人到了这里之后便注定杳无音信，他们失去人权，再没人对他们的境况负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遗弃区的创建是如何跟家庭的改变，以及国家、医药、经济的当地形态交织在一起的。我好奇，那些为预防和治疗艾滋而发起的提升生活品质的动员是如何跟允许死亡的公共行为的激增同时发生的。

遗弃区展现了那些借由正式治理而存在，并超出了官方治理的现实，那些决定了越来越多贫困人口的人生历程的现实，这些人并不在政府规划人口范围内。我竭力去理解像维塔这样的地方的矛盾存在，以及在这些区域中的人类那根本性的暧昧存有，他们困在被接纳与被遗弃、记忆与非记忆，以及生与死之间。

在维塔的静止氛围中，卡塔里娜的运动和她追忆的模样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她的故事融合了过往的生活、身在维塔的被遗弃的当下，以及归家的渴望，这种融合的方式令我萌生兴趣。我试着不把她当成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人，而把她当作一个被遗弃者，她克服重重困难，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的经历。她知道是什么让她成了今日的自己——但要怎么证实她的说法呢？

当卡塔里娜反思是什么夺走了她的生活时，她的思绪和话语的难解程度不独取决于她自己的表述——我们这些志愿者和人类学家，也缺少理解这些的途径。卡塔里娜谜一般的语言和渴望需要能够处理“个体人” （individual person）的分析形式，毕竟这样的个体并没有完全被纳入体制与团体的运作之中。

此后两年过去。我开始在一个文化与心理卫生项目中做博士后工作。1999年12月末，我回到巴西南方进一步观察维塔中的生活，在这里的田野调查构成了托本·埃斯科罗德和我计划出的摄影书的文本，这本书将聚焦此类遗弃区中的生活。

有了近年得到的一些政府资助，维塔的设施改善了，尤其是康复区（这是此处康复中心的名称）。但疗养院的条件大体未变，不过现在住的人少了一些。

卡塔里娜仍在那里。但此时，她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她的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她坚持说自己患的是风湿病。志愿者们就像对待其他居住者一样，总是心血来潮地给卡塔里娜抗抑郁药。

卡塔里娜告诉我，她已经开始写“词典”（她的叫法）。她这样做是“为了不忘记词语”。字迹表明她有最低程度的文化水平，笔记本上填满了一串串的字词，这些字词提到了人、地点、机构、疾病、物品和性情，串联它们的方式十分有想象力，我不时还以为这就是诗。这是我最开始读到的一些片段：

电脑

书桌

残废了

作家

劳动正义

学生法

坐在办公室里

做爱者的法律

公证人

法律，关系

阿德马尔

伊皮兰加区

凯萨拉市政府

南里奥格兰德

……

医院

手术

缺陷

康复

偏见

……

受了惊吓的心

情绪的发作

电脑

书桌

残废了

作家

劳动正义

学生法

坐在办公室里

做爱者的法律

公证人

法律，关系

阿德马尔

伊皮兰加区

凯萨拉市政府

南里奥格兰德

……

医院

手术

缺陷

康复

偏见

……

受了惊吓的心

情绪的发作

在那段时间的探访中，我返回同她谈了好几次。卡塔里娜长时间地谈论维塔外生活的回忆，她在1997年同我第一次见面时所告诉我的故事在那之后便屡屡被增加更多细节。她详尽地讲述了自己的乡村出身，以及去新汉堡市的鞋厂打工的经历，故事因此丰满起来。她提到另外几次的怀孕生产，跟前夫的争吵，精神科医生的名字，在精神病房的经历，全都讲得支离破碎。“我们分开了。两个人一起生活基本上永远不可能太坏。但你得知道怎么去过。”

一次又一次的，在我所听到的卡塔里娜的表述中传达出的主体性，既是一个分离与驱逐得到了许可的战场，也是一条她希望借以重回社会的途径。“我前夫统治着这座城市……我需要让自己保持距离……但我知道他跟其他女人做爱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我……我永远不会再踏进他的房子。我要去新汉堡，只为看看我的孩子们。”她隐晦闪烁地讲述着给予和获取欢愉。有时她又开展一系列令人难以跟上的联想——但最终她总能有效地论述清楚。并且，卡塔里娜总是一刻不停地写着。

我原未计划专门研究卡塔里娜，也无意专事研究个人的人类学。但到我们1999年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在情感上和智识上都已经被吸引进来。卡塔里娜也一样。她告诉我，跟我聊天她很高兴，她也喜欢我提问的方式。一次探访结束，她总会问，“你什么时候再来？”

她所说的话和不断写下的文字迷住了我。她的词句在我看来并不脱离现实，但也不是维塔施加于她的权力，或是她对维塔的回应。这些词句所讲述的是真正的挣扎，是卡塔里娜从中遭到放逐的那个平常世界，这个世界已成为她脑海中的生活。

牙医

卫生站

乡村工人联合会

环境协会

烹饪艺术

厨房和餐桌

我去上课

配方

照片

精液

……

确认身份

身份

亲自表露身份

健康

天主教信仰

帮助

理解

风湿病

牙医

卫生站

乡村工人联合会

环境协会

烹饪艺术

厨房和餐桌

我去上课

配方

照片

精液

……

确认身份

身份

亲自表露身份

健康

天主教信仰

帮助

理解

风湿病

她从哪里来？她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卡塔里娜始终在回忆她被抛弃的经历和生理情况的恶化。这不只是美化或忍耐令人无以忍受的现实，而是使她保有一种还能出去的希望。“如果我能走路，我就可以离开这里。”

卡塔里娜回顾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熟悉的。我在新汉堡长大。我的家人也是从乡村迁至那个城市，找寻更好的新生活。我在里康·多斯·伊列乌斯 （Rincão dos Ilhéus）公立学校念的小学，一年级的班上有50个同学，多数在五年级的时候辍学去当地鞋厂打工了。我惧怕这样的命运，成了少数几个继续上了六年级的学生之一。我的父母坚持让孩子学习，而我在书本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卡塔里娜让我回到了开始的那个世界，我因而困惑，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她的命运与我如此不同。

这本书检视了卡塔里娜命运的构成，她的日渐死亡，以及存于维塔的想法和希望。卡塔里娜竭力想讲清楚自己的渴望、痛苦与所知，而这本书就是建基于卡塔里娜之努力和我对维塔生活的纵向研究。“虽生犹死，外面死了，里面活着。”她写道。那些隐秘的、诗一般的词句是她在编的词典的一部分，在了解卡塔里娜和解析那些词句的过程中，我也追溯到了她被遗弃的命运和她的病状所根植的由家庭、医疗、国家和经济等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纵观全局，卡塔里娜的人生讲述了一个更宏大的故事：类似维塔这样的地方如何在贫困家庭和城市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及社会过程如何影响了生物学与死亡的进程。

早先与卡塔里娜的这些对话使我厘清了三个问题，这是我想在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具体解决的：经济压力的影响对内心世界的重塑作用；药物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道德技术的角色；创造一个不健全的、没有生产力的、被允许死去的人类类别所依据的常识。正如卡塔里娜省略含糊地写道：“想要我的身体变成药，我的身体。”或如她反复说的：“当我的想法与前夫和他的家人一致时，一切都是好的。但如果我不同意他们，我就是疯了。就好像我的某一面需要被忘掉。我智慧的一面。他们不愿对话，疾病的科学被忘掉了。”

按照卡塔里娜所说，导致她从现实世界被驱逐的是：日新月异的国内经济与她自己的药物治疗情况相加构成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对何者为有意义的判断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对“我的某一面”的强力抹除让她无法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位置。“我的几个弟弟都是勤劳的人。有段时间我跟阿德马尔一家人一起住。他是我最大的弟弟，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总是很累。我的腿不灵便，但我不想吃药。为什么只有我需要吃药？我还跟着阿曼多一起住过，他是我另一个弟弟……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这儿。”

我想弄明白卡塔里娜的主体性是如何成为判定她“反常”、将她逐出家门的渠道的。令卡塔里娜脱离现实世界并被重新建构为“疯子”的各种中介力量都是什么——是什么保证了这些中介力量的成功？就我的理解，判断和意志的新形式当时正在这个大家庭中生根，这些改变对痛苦，对人就常态和她最终所体现的病态的理解，都产生了影响。精神病药物似乎在改变卡塔里娜的存在感和她对于他人的价值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经由这些改变，家庭纽带、人际关系、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定义也被改写。

我问卡塔里娜，你觉得为什么家属和医生要把人送到维塔来？

“他们说，把我们安置在这里比较好，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一个人留在家里，孤零零的……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这些人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一个身体的社会。”

卡塔里娜坚持说她被遗弃是有历史和逻辑可循的。我试图弄清楚她在常人看来荒谬的想法和说法是如何跟一个现已消失的世界相联系的，以及在怎样的经验主义条件下，她的人生才变成不值一活的人生，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关于常识的著作很有启发性。“常识将世界表现成一个人们所熟悉的世界，一个人人都能够，也应该认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或者都应该——自己做判断。”常识是思想的日常领域，它帮助“可靠的公民”在面对日常问题时有效地做决定。缺乏常识的人是“有缺陷的”。

“常识中有某种类似失窃之信 [1 ] 效应的东西；它就这样被毫不修饰地放在我们眼前，但又几乎不可察觉。”这是人类学追求中所特有的：试图理解那些对于现实的口头评估与判断——它们更多是想当然，而非经过分析——因为它们决定了“社会支持什么样的生活”。层层累积的思想框壳裹住了维塔中的被遗弃者，使其沦于不可解释之类，而同卡塔里娜一起工作帮助我击破了这框壳。毕竟，常识“是以‘这完全不算一个例子’这样的断言来停止讨论个例的，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生活，世界就是其权威”（着重为笔者所加）。

[1] 失窃之信：典出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之信》（"The Purloined Letter"），小说中失窃的重要信件没有藏于某个隐秘角落，而是放在了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卡片架上。——译者注，下同

在我看来，卡塔里娜的所说、所写捕捉到了她的世界所变成的样子——一个混乱的世界，满是她解不开的结，不过她不顾一切地想解开，因为“假如我们不研究，身体里的病会恶化”。格尔茨清楚地意识到了常识的生理维度 （physiological dimensions）。他写道，常识作为关于现实世界的故事，首先和最重要的便是立足自然 （naturalness）和自然范畴 （natural categories）的概念。

在卡塔里娜的案例中，她头脑的健全或不健全，其性质不是由她的亲属和邻居所假定，便是由药物与其所代表的科学真值所判定。我推测，家庭和医疗双方就卡塔里娜精神状态的协商以及其后采取的行动才真正使她的生活变为不可能。在此，家庭和医疗，精神和身体必定被视为存在于同一种语域中：与一种当前的常识联系在一起。循着单一个体的话语和故事描绘能帮我们辨认出许多并置在一起的背景、路径和相互作用——“中间性”，社会生活和伦理依据它在经验上才是可行的，也就是，“提醒人们他们已知的事……那思想和语言的特殊城市，人是其中的公民”。

我1999年去探访时，对于我将她作为这部作品的研究对象，卡塔里娜给予过口头及书面的同意。起初，除了持续往返，以卡塔里娜自己的方式与她交流，我并无成结构的方法。她拒绝被视作受害者或隐藏于文字背后：“我说我心里想的。嘴上没有把门。”显然，不是由我来赋予她声音。相反，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需要充分理解，并找到方法表达出来。唯一通往他者的途径便是语言，而语言不只是交流或误解的媒介，借微依那·达斯 （Veena Das）和凯博文 （Arthur Kleinman）的话说，它是一种经验，“不仅容许信息传递，而且容许主体向外投射”。

在《语言与身体》 （“Language and Body”）那篇文章中，达斯观察到，那些在印巴分治 [2 ] 中受到巨大创伤的女性并没能越过这一创伤——举例来说，正如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一样——而是将其融进了她们的日常经验。在达斯的叙述中，主体性表现为一个具有争议的领域和一种归属的策略——用以应对大型创伤性事件与正在改变的家庭和政治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的状态不可避免地被缝合在一起。传统、集体记忆和公共领域被组织成附有重重幽灵的场景，因为它们是因“死者的力量”发展起来的，而死者在数据和法律中仍未有计算和解释。这位人类学家仔细检视了这种铭刻与隐形的官僚与家庭机制，这种机制钦定了一种真实，而人民如果想要在日常生活中寻到一处容身之所，就必须积极参与。在达斯关于暴力与主体性的著作中，比起现实是如何构造心理状态的，她更加关心单独的事实的产生和发声的力量：一个人能有怎样的机会被倾听？对于创造真相和发起行动，讲述具有怎样的力量？

[2] 1947年8月14日和15日，由于人数较多的印度教教徒和人数较少的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宗教对立日益激化，大英帝国统治下的英属印度解体，诞生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自治领（包括今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两个新国家。随之而来的是短时间内无数的冲突、暴动和屠杀。

在维塔，你所面临的人类境况是：发声不再能带来行动了。没有客观条件能促成行动。这个人被独自留在那里，她知道无人会应答，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敲开未来。卡塔里娜不得不一边思考她自己和她的过往，一边想起，在那些她还记得的事物当中，她早已不在场。“我的家人还记得我，但他们并不想我。”在维塔，不在场是最迫切、最具体的事。当一个人不再具备受认可的动力机制，不再有时间性，还能有什么样的主体性呢？卡塔里娜一直在拓宽的人类思想的限度是什么？随着工作往前推进，我试图帮助卡塔里娜与她的家人取得联系，获取医疗服务。但每一步前面都是现实的致命力量，这致命的现实需要一个人类学名称来描述其状况。

为什么我要选择跟卡塔里娜而非别人一起工作？她在那种毁灭的环境下十分突出，她拒绝被迫接受自己的生理状况和命运。她希望参与，而我有一种本能的感觉：一些对生命和知识都重要的东西正在发生，我不想错过。她的话表明一种已成日常的遗弃和消声，然而，尽管她受到种种漠视，卡塔里娜身上仍旧传达出一种惊人的能动性。我一旦坐到她身边，我们便都紧贴着语言之墙。语言不是切分点，而是连接点——理解也包含其中。

我们所开启的工作并不是关于我构想出来的人，也不是关于为卡塔里娜的精神形态代言或成为其代表人物的不可能。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偶然性和受过训练的倾听，促成让我们双方都有所期待的人与人的交往。“我有点像把自己藏起来地生活着，像个动物，”卡塔里娜告诉我，“但后来我开始一步步分析，跟你一起拆解那些事实。”说自己像个动物的时候，卡塔里娜提到了她已被夺走的作为人类的可能性。“我开始分析科学与智慧。人分析自己是好的，分析思想也是。”她这句话对我而言极其重要。我希望这一工作对卡塔里娜也是有价值的。跟她一起工作，对她来说是找寻一个返回熟悉世界的办法，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人类学 教育 （bildung）。是的，一场田野教育是有等级差别的，但它同时对双方都影响重大，正如保罗·拉比诺 （Paul Rabinow）所说：“由于这是有等级差别的，因而需要小心谨慎；由于这是一个过程，因而需要时间；由于这是问询的实践，因而需要概念架构 （conceptual work）。”

在此，人类学不能止步于单纯地从集体的视角去处理个体。卡塔里娜被作为疯子对待，人们认为她的行为与真实记忆相悖，而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没有证据能证明她讲述的回忆是真是假，她身边没人能证实她的讲述，也没有关于她在维塔外生活的任何信息。她被留在这里独自解决社会理解的可能性，我该怎样详述这种社会理解的可能性呢？我需要找到办法破解她的生活与文字的真相，并且将这些文字与来自过去的特定人物、地域，以及她所参与的事件——那段她在其中没有象征性权威 （symbolic authority）的经历——一一联系起来。

对单个他者进行实地研究扯出一个巨大的体系：社群、家庭和个人生活如何被具体地汇集、估值，它们又如何内嵌于更大的企业流程和制度安排当中。但卡塔里娜将事物从一个语域移换到另一语域——过去、维塔、渴望——的方式，仍有某些我捉摸不透的地方。我想，这样的移换是属于她的遗弃语言，这迫使我将概念架构始终保持在悬而未决的开放状态。

过去四年间，我探访过卡塔里娜许多次，最后一次见她是在2003年8月。在她忽而往前推进、忽而往后倒叙自己的故事时，我凝神听着。除了做谈话录音、做笔记，我还读了好几本她一直在写的词典，并与她讨论。跟卡塔里娜一起工作带给我极大的愉悦：直视她的眼睛；敞开心扉聊着人们不能理解的事；同其他人一起，搜索、寻找，虽不是完美的形式，但也是了解的途径。一个人必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使在田野中获得的特殊的知识和直接历史能为对自身和他者的关怀服务。广泛地同朋友与同事谈起我和卡塔里娜的对话使研究——以及卡塔里娜和她的写作——走向了新的环境与可能。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思考的不再只是她用以触及其他生活的诗意想象的力量，还有一些健康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与卡塔里娜交往、处理她社会和医疗状况，以及回应她批判性思考的周全审慎的方式。

有时我像个侦探，寻找着卡塔里娜被从日常生活中逐出的具体轨迹，她生理状况加速恶化的过程，她语言——思考的源头。我对卡塔里娜所说和所写的句子做了一些表面判断，为此踏上一段旅程，去往她不断提及的各种医疗机构、社区和家庭。在取得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从精神病医院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地方分支机构取回了她的病历。我也得以找到她的家人——她的弟弟、前夫、姻亲和子女，就在附近新汉堡的工业小镇上。她告诉我的关于将她引向维塔的家庭和医疗这两条路径的一切，都跟我在档案和田野中找到的信息相符。多次回访，耐着性子，努力接近，费时费力地处理原本不该存在的资料，对一个人的人生进行细密的描述，某一片现实开始显现出来。

在通过这些医疗机构追溯卡塔里娜的经历时，我看到，她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具有模式的实体。也就是说，她遭遇了那种典型的不确定且危险的心理卫生治疗，这是专为所有贫困的城市劳工准备的。人们在她身上盲目使用各种医疗技术，几乎没有为她的特殊情况做过精准调整。他们假定她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有攻击性，因此给她服了超剂量的镇定剂，这样不用提供足够的照护，机构也可以继续运行下去。对她的诊断各式各样：精神分裂症、产后精神错乱、待分类精神病、情绪障碍、贫血。我接触了指导她的治疗的健康专业人员，以及努力参与改革这些服务的一些人权活动者和管理者。我试图直接地讨论促成她这难解情况的各种环路，这些环路似乎是独立于法律和契约之外的。

在跟卡塔里娜家里的各方亲属聊过之后，我了解到，根据某些体征，她的前夫、弟弟，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都认为，她会变成一个废人，就像她母亲一样。他们不想参与这遗传的剧本。卡塔里娜“有缺陷”的身体于是成了某种战场，在这战场上，她的家庭／邻里／医疗网络为她的头脑是否清醒，以及最终为“她的行为举止是否能像个人”（引自她婆婆的话）而做出判断。被剥夺了个性并且用药过量后，卡塔里娜仍保有某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她再也不能抛弃的生命决心。

但这一工作不仅是要找到卡塔里娜故事的“真相”，它也促成了一些事情。在几个医生的帮助下，我们安排了医学检查和大脑成像，我们发现，卡塔里娜的小脑正在迅速退化。于是，为了确认她的病情并确定改善其状况的方法，我们又踏上了一条医疗的旅程。她在跟时间战斗，汇集知识于是变得真正紧急起来。田野工作将卡塔里娜和维塔，卡塔里娜和她的过去，她的被遗弃和她的生理状态联系了起来，也促成了卡塔里娜再次进入家庭、医疗和公民身份，尽管十分短暂。这些事情反过来也使我们认识到卡塔里娜深陷其中的社会性死亡的运作机制，使我们理解创造其他可能性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当遗弃的 现实政治变得清晰，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的问题也被以新的、不同的方式加以讨论。

奥斯卡是维塔的一个志愿者，他的深刻见解和照顾——尤其是对卡塔里娜的——对我帮助良多。随着田野工作告一段落，他告诉我，有人做这样的研究，“机器散落的零件最终才会被拼装起来”。卡塔里娜不断地在我们的谈话和她自己的书写中提及真实世界的事。假如我只关注她在维塔内的表达，那么，存在于她的家庭、医疗和国家机构之间的那一整片张力与联系的领域，一片塑造了她的存在的领域，我便可能看不到。

卡塔里娜不是简单地落进了这种种家庭与公共体制的缝隙里。好几层社会环境异常的相互作用和交叠并置使她的被遗弃变得充满戏剧性并成为现实。对真实的科学评估（以生物知识和精神病的诊断与治疗等形式）深深地内嵌于改变中的家庭与体制，为最终导致她被驱逐的日常思想和行动提供了依据。这个强大的、非制度性的民族志空间中的家庭将他们不想要的成员清除出去，照着卡塔里娜的词句与描绘按图索骥，是我描述这种民族志空间的一种方式。如卡塔里娜这般的社会制造的死亡从根本上不能归于任何单一的意图。虽然原因复杂含混，但她在维塔的日渐死去还是可追溯至具体的几股力量。

奥斯卡的意思是，一旦困在这个空间里，人便是机器的一部分。我告诉他，只有其中的一个人多走一步，机器的部件才能连起来。“如果一个人不这么做，”他回答我，“零件就会一辈子遗失。然后生锈，锈迹让它们走向终结。”卡塔里娜既未从这一机制中幸免，又没有完全被其缚死，她停留在一片发光的失落边境，那是她借由书写拓展出的人类想象的边境。与这些边境比邻的是一个被遮蔽的杀人的现实，通过探索这样的边境，我们找到一条进入当下人类境况的途径——这是民族志探究的核心目标。

选自《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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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昂·比尔（João Biehl），普林斯顿大学苏珊·多德·布朗人类学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关注议题包括医学人类学、民族志理论、全球卫生、药疗化、社会与环境正义、拉丁美洲社会等。比尔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健康计划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并自2018年以来负责指导致力于跨学科前沿问题研究的巴西实验室。除《维塔》外，著有《活下去的意愿：艾滋病疗法与生存政治》，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韦尔科姆奖章和美国人类学协会颁发的戴安娜·福赛思奖。另有合编作品：《当我们首先考虑人：全球健康的批判研究》（与阿德里安娜·佩特里纳），《主体性：民族志调查》（与拜伦·古德、凯博文），《未完成：“生成”的人类学》（与彼得·洛克）。

|译者简介：杨晓琼，自由译者，另译有《想象共和国》《扳手》《中亚行纪》。

题图：Torben Eskerod | Vita (1995)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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