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惠特曼：他通过诗歌治愈了他的国家，也治愈了自己

多年来，惠特曼对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密切的观察，他意识到，即使在一个分裂和混乱的时代，许多美国人仍然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品味。工匠的传统和休戚相关的主干家族这样的遗产，在农业地区仍然很普遍，许多城市居民也都会保留着这样一份亲切的记忆。这种共同的记忆，对惠特曼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就在长岛乡下。还有对制宪元勋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共同崇敬，在这场战争中，北方人和南方人并肩作战，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诚然，旧意义上的“民主（民治、少数服从多数）”是一个空洞的词。到了五十年代，杰斐逊和杰克逊的共和主义及平等主义在奴隶制度和阶级分裂的残酷现实面前受到了嘲弄。一八五六年，他冷嘲热讽地写道：“我深知，这些州几乎所有知名人士对民主精神的立场都是骗人的。”

但他看到，如果说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受到了威胁，那么民主精神在美国文化的其他领域则是非常活跃的。通俗戏剧、流行音乐和轰动的演讲都形成了某种生动的特征，观众-表演者之间开始互动，产生了大多数美国人所喜爱的参与式风格。宗教和进步科学与蓬勃兴起的和谐论者和唯灵魂论者相互融合，交织在一起，也备受关注，通俗视觉媒体领域的种种新兴事物，像银版照相、风俗画，也是如此。

对许多战前美国人来说，不同职业类别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减，这在日常生活里很常见。演员、音乐家、演说家、科学家、受欢迎的传教士、演艺人员、摄影师和画家都相互借鉴，因此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一八五五年版《草叶集》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互动现象的一个宣言，其语言打破了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界限，打破了礼貌用语和俚语之间的界限。

他相信，他所选择的媒介——写作——有着将美国全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巨大潜力。惠特曼相信，面对社会的碎片化和似乎即将来临的社会崩溃，美国可能会因诗歌而得救，在诗歌中，美国的那些最佳和最差的特点都会得到创造性的重新组合。“我们需要让大众满意的人，将人团结在一起的人，爱人民的人。”他写道，“这愤怒的、撕裂了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时代将被充实并变得完整。”他称之为国家的“功过是非”所有那些事物，必须在诗歌的严峻考验中加以转变。惠特曼在《回答者之歌》中描述了诗人那种统领一切的角色功能，他宣布：“一个角色与另一个角色并不矛盾，他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看到了他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

诗歌极有可能会帮助恢复那种被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所破坏的归属感。

一八五五年版《草叶集》正封

送给所有人的礼物

对惠特曼来说，将不同的文化意象融合在一起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活动，还是一个极其紧迫的行动，甚至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面对一场社会危机和一段复杂曲折的私人历史，惠特曼通过诗歌治愈了他的国家，也治愈了自己。

在《草叶集》前两版中，许多地方都潜伏着危机或创伤的迹象。这两版包含了所谓的“负面中心”，无论是整体的版本还是个别的诗歌都是如此。这些负面现象与社会和政治休戚相关，反映了惠特曼对这场美国实验彻底失败的恐惧。与惠特曼的私人生活有关的是，它们是惠特曼那种形而上的焦虑、家庭遭遇的困难，以及他与自己的性取向所作的斗争引起的共鸣。事实上，他的诗歌最终充满了积极乐观的精神，他成功了，这表明他极为成功地获得了他所有的文化和创作资源来挑战负面思想，并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最终战胜了负面现象。

一八五五年版的负面中心不难找到。这一版十二首诗歌中，第八首和第九首——修订过的抗议诗《复活》和《一首波士顿歌谣》——使人想起了当时的政治危机，正是这些危机引发了惠特曼五十年代初的颠覆性语言形式，它们几十年内也依然是他那种狂怒的社会评论的背景。从表面上看，一八五〇年那首关于欧洲革命失败的诗《复活》，到一八五五年可能已经过时，但它有充分的理由被收入第一版。在五十年代中期，政治腐败、阶级分裂日益加剧，社会前景一片黑暗，在此背景下，统治阶级那种“骗子”“玷污人民”“窃取穷人工资”的形象，具有超强的暗示性。在接下来的《一首波士顿歌谣》中，腐败、昏庸无能的统治者的概念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在这首诗中，护送安东尼·伯恩斯返回监狱的联邦执法官遭到了革命战争部队幽灵的嘲笑，这些幽灵把乔治三世的遗骨作为现代暴政的纪念物找了回来。

在第一版中的许多其他特殊情境中，还出现了社会和政治上的负面人物。在《睡眠的人们》一诗中有“整天算计别人的那些很会赚钱的人”和“那些压迫我的人”；在《脸》一诗中，有“正统的公民那种剃得发白的脸”；在《自己之歌》一诗中有“少数人无所事事却拥有一切”和“许多人在流汗、耕耘、打谷”；以及序言中的那一群群“政治寄生虫”和“终日暗中密谋策划以便晋升到市政府、州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国会或总统职位的计划者”。这种对于负面形象的抨击，反映了惠特曼是一位社会改革者，他勇敢投身于五十年代日益激烈的改革运动。

第一版中还出现了惠特曼的私人生活场景，在自己的家庭问题和各种困惑中挣扎。有些人认为《草叶集》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补偿行为，是一个整天陷于焦虑、痛苦折磨的人的愿望实现。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猜测，因为关于惠特曼一八五五年以前的生活的可靠原始文献很少。尽管如此，读第一版的某些段落时，很难不去联想到他个人经历中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情景。在《以前有个孩子，每天都会成长一点》一诗中，那个“刻薄，爱发怒，不讲理”的父亲，“好打孩子，随时都会破口大骂”，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与惠特曼那位粗暴的父亲有某种联系，就像他弟弟埃迪的智力迟钝和身体残疾的状况被写进《脸》一诗中一样：“我知道这些人弄傻了我的兄弟，并打伤了他。”对死亡的怀疑情绪，充斥于惠特曼四十年代早期的诗歌，也出现于他的笔记，这些最后都反映在其第一版那些阴郁的情境中，他认为自己的生活简直“太恶心了，屡屡惨遭出卖，什么都没了，只剩下些破衣烂衫，还有泪水涟涟”。惠特曼在笔记里所强调的那些优郁的悲观情绪（例如“我现在所做的每件事似乎都徒劳无益、值得怀疑”），毫无疑问，都是隐藏在下面这样沉思的诗行里的：

白天会怀疑，晚上也会怀疑……总是想问好多的“是否……？”或者“怎样……？”的问题，

事物是否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还是说，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些别的事物的闪现或是别的事物的痕迹？

白天会怀疑，晚上也会怀疑……总是想问好多的“是否……？”或者“怎样……？”的问题，

事物是否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还是说，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些别的事物的闪现或是别的事物的痕迹？

还有一种可能，正如一些人所说，惠特曼在诗歌中找到了一种方式，来适应他的同性恋倾向所带来的内疚或曾遭受到的迫害。他五十年代中期的笔记中写满了长名单，都是他在布鲁克林和纽约见过的人。这些人大多是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很多是车夫、警察或其他普通工人。总的来说，这些笔记本上的列表非常粗略，我们不可能从中确定他与这些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也不能确定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他在长岛教书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最终，正如我后来对“菖蒲集”组诗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惠特曼发展出了表达同性恋情感的方式，同时又与他那个时代广泛认可的同性爱情观保持一致。但是罗杰·阿塞利诺和其他一些人洞察到，一定程度上，惠特曼的心理痛苦与同性恋有关。我们发现惠特曼一八五五年那首著名的《自己之歌》既包含了同性恋的意象，也包含了惠特曼对于受到创伤或严酷迫害的详细情境、类型的认同，从这个角度讲，罗杰·阿塞利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草叶集》第一版中，惠特曼创造了一个全能的“我”，试图通过使用美国丰富的正面文化形象来大力缓解社会和个人弊病。

这个“我”有自传体的成分在内，但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是一个被创造的自我，服务于诗歌修复身心健康的目的。惠特曼力请人们注意他的那个“我”的双重功能——私人功能和公共功能。一八五六年，他在《时代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自我评论中指出，他的诗歌“是要表明作者的双重个体身份：一个是个体的自我，另外一个是国家的自我”，在向特劳贝尔解释他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草叶集》大多数版本的扉页上的原因时，惠特曼宣称：“把一个名字放在那里是一种亵渎——就好像在宇宙上贴上一个名字一样。那些认为《草叶集》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想法都是荒谬的：我最多只是个喉舌而已……我喜欢那种普通的伙伴关系的感觉——仿佛这些‘草叶’可以属于任何人，只要他像我一样真心实意地选择了它们。”他在其他地方还补充道:“属于《草叶集》的那个沃尔特·惠特曼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沃尔特·惠特曼，是一个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的，比如说，霍勒斯·特劳贝尔那样的人。”

不管这个诗化人格的“我”的自传成分到底是什么，它的公共身份在一八五五年版《草叶集》一开始就被强调了。版本的装帧设计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层次，这种融合在序言中得以详尽阐释，并在诗歌本身中得以延续。

这个序言兴奋地声明：诗人和国家完全对等互惠。开始时是美国意象，吸纳了过去的一切，结束时是国家意象，柔情地吸纳了诗人的一切，就像诗人柔情地吸纳了这个国家一样。二者中间，惠特曼融合了美国南北战争前的社会和文化，表明诗人在重塑美国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序言没有明显的结构，接下来的各组诗篇同样没有明显的结构，这样更利于惠特曼声明的那种自由流动的文化互动顺利实现。尽管如此，它还是提出了一个论点，简单解释如下：美国迫切需要诗人来弥补自己国家的缺陷，实现自己国家的潜力。它的缺陷包括各级政府中的腐败政客，国家分裂的阴影，随处可见的罪恶堕落，失败的两性关系，以及许多扭曲变态的、耸人听闻的流行色情故事和图片。它的潜力在于坚持民主和联邦的理想，在于自由的个人表达，在于这个国家丰富的地理资源，在于音乐和艺术等文化领域。诗人的角色是拨乱反正，恢复健康状态，达到和谐。在一个社会统治者失败的时代，诗人宣称自己比总统优越。他“渴望人人平等”，而这些人在普通民众和被社会摒弃的人群中，而不是在立法者中。在缺乏可行的政治民主的情况下，诗人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化民主，由各种现象形成，从唯灵论者到颅相学，从艺术到生理学。因为诗人亲切地吸纳了几乎所有美国人的品味，他本人也会被自己的国家吸纳。

《草叶集》第一版的全部内容都是由诗人和他的国家完全对等互惠的信念所支撑的。“我礼拜我自身”，第一首诗就这样开始了，但事实证明，这个“我”既是美国人——或者说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又是沃尔特·惠特曼这样的普通个人。 D. H. 劳伦斯称惠特曼是“一位始终流露出私人灵魂的诗人。他所有的隐私都像涓涓细流一样流出来，渗透进宇宙之中”。丹尼斯·多诺霍同样指出，惠特曼的“我”后面总是有一个等号。惠特曼的这个民主之“我”的原型在各种极为不同的文化领域的意象和人格面具之间自由流动。

尤其是在《自己之歌》中，这种自由流动转换轻松得让人吃惊，速度之快让人难以置信，就好像惠特曼不仅观察到了自己文化的意象和习语，而且连他的神经末梢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它们。在《自己之歌》和第一版的其他几首诗中，惠特曼并没有写出自己的文化，而是将自己融入其中，并将其铭记于心。巴赫金关于“ 斯卡兹”（神侃； skaz）的观点——将民族习语融入叙述声音中——通常被用在小说中，但与惠特曼的诗歌也有关联。惠特曼在《时代日报》上说，伟大的作家“收录了人民的原始材料，并以最佳时间、最佳地点的最佳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他这样描述的正是《自己之歌》背后的所有同化吸收过程。

这首诗中没有几行可以被理解为只表达了单一的思想或观点。因为惠特曼不断地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协商妥协，他的形象是多层次的，可以引起共鸣。整首诗没有明显的模式。关于《自己之歌》的“结构”有近二十种不同的描述，其中大多数都围绕着个人自我的发展，但这些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解释都是出于那种强求一致的目的，是为了把这种修辞风格独特的具有自由形式的诗歌纳入某种秩序。惠特曼说，战前美国的特点是“动荡不安”，我们看到这种“动荡不安”以各种自由形式出现在民众和精英阶层中。惠特曼将这些自由形式融合在一个文学屋顶下，为精英形象增添了民主热情，为大众形象带来了哲学深度。他希望，不同形象的相互融合可能有助于驱散他本人和自己的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弊病。

《自己之歌》开头那几行诗非常著名，立刻就以谕示的形式解决了美国生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基本问题：如何平衡个人的需求与大众的需求。这个问题在一八三二年的联邦法令废止权危机中出现，并在五十年代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导致国家走到崩溃的边缘。当时美国在政治上几近分崩离析，惠特曼则在文化边界消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诗性统一战略。

我礼拜 我自身 ，

我承担的重任 ，也是你们要承担的重任。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们。

我闲游虚度光阴，邀上我的灵魂，

我半倚半躺 ，自由自在，凝视着一片夏日新生草叶的鲜嫩 。

I celebrate myself,

And what I assume you shall assume,

For every atom belonging to me as good belongs to you.

I loafe and invite my soul,

I lean and loafe at my ease observing a spear of summer grass.

《自己之歌》开头这几行诗非常著名，也非常重要。我对这几行诗里面的几个关键词的理解与现有所有版本都不一样。先看 celebrate 这个单词。权威的韦氏字典给出的解释如下：

1. 以适当的仪式公开地执行（圣事或庄严的仪式）。

一位牧师在主持弥撒仪式。

2a. 尤指通过庄严的仪式或不从事普通事务的方式来纪念（一个场合，如假日）。

国家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

2b. 用庆祝活动或其他非常规的方式来纪念（某事，如周年纪念）。

庆祝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

3. 为引起公众注意而举行或演奏。

她的诗歌颂大自然的光辉。

结合《草叶集》的整体意图和本书作者的整体意图，我认为 celebrate 此处的意思是“礼拜、祭祀”。因为这个“自己”代表了一个与国家平行的存在，与国家互惠互利，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神圣的意义。——译注，下同

myself，自己、自身。根据本书作者意图，此处译成“自身”，以便与后边的“灵魂”相对照呼应。根据具体语境在别处可与“自我，自己”随时替换使用。

assume 此处的意思是“承担重任”。惠特曼表示的是自己要承担起将美国统一起来，拨乱反正的重担的决心。

loaf 这个词的本意是无所事事悠闲度日，不一定就是闲逛，也可能是无所事事地躺着。根据本书作者的意图第一个 Loaf 应该是闲游虚度光阴那种生活方式，第二个 Loaf 应该是躺着的，因为前面有一个 lean（倾斜以便倚靠；倚靠；斜靠）。

spear 这个单词一般指嫩叶，嫩芽（如草）。我这里取嫩叶的意思，强调新生。也是为了顺带押韵。

参考《草叶集》，楚图南、李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61页。

我赞美我自己，

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我邀了我的灵魂同我一道闲游，

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 。

参考《草叶集》，赵萝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第59页。

我赞美我自己，

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我闲步，还邀请了我的灵魂，

我俯身悠然观察着一片夏日的草叶。

我礼拜 我自身 ，

我承担的重任 ，也是你们要承担的重任。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们。

我闲游虚度光阴，邀上我的灵魂，

我半倚半躺 ，自由自在，凝视着一片夏日新生草叶的鲜嫩 。

I celebrate myself,

And what I assume you shall assume,

For every atom belonging to me as good belongs to you.

I loafe and invite my soul,

I lean and loafe at my ease observing a spear of summer grass.

《自己之歌》开头这几行诗非常著名，也非常重要。我对这几行诗里面的几个关键词的理解与现有所有版本都不一样。先看 celebrate 这个单词。权威的韦氏字典给出的解释如下：

1. 以适当的仪式公开地执行（圣事或庄严的仪式）。

一位牧师在主持弥撒仪式。

2a. 尤指通过庄严的仪式或不从事普通事务的方式来纪念（一个场合，如假日）。

国家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

2b. 用庆祝活动或其他非常规的方式来纪念（某事，如周年纪念）。

庆祝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

3. 为引起公众注意而举行或演奏。

她的诗歌颂大自然的光辉。

结合《草叶集》的整体意图和本书作者的整体意图，我认为 celebrate 此处的意思是“礼拜、祭祀”。因为这个“自己”代表了一个与国家平行的存在，与国家互惠互利，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神圣的意义。——译注，下同

myself，自己、自身。根据本书作者意图，此处译成“自身”，以便与后边的“灵魂”相对照呼应。根据具体语境在别处可与“自我，自己”随时替换使用。

assume 此处的意思是“承担重任”。惠特曼表示的是自己要承担起将美国统一起来，拨乱反正的重担的决心。

loaf 这个词的本意是无所事事悠闲度日，不一定就是闲逛，也可能是无所事事地躺着。根据本书作者的意图第一个 Loaf 应该是闲游虚度光阴那种生活方式，第二个 Loaf 应该是躺着的，因为前面有一个 lean（倾斜以便倚靠；倚靠；斜靠）。

spear 这个单词一般指嫩叶，嫩芽（如草）。我这里取嫩叶的意思，强调新生。也是为了顺带押韵。

参考《草叶集》，楚图南、李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第61页。

我赞美我自己，

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我邀了我的灵魂同我一道闲游，

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 。

参考《草叶集》，赵萝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第59页。

我赞美我自己，

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我闲步，还邀请了我的灵魂，

我俯身悠然观察着一片夏日的草叶。

自由与权力之间的张力、各州的权利和联邦之间的张力在这里都由一个“我”来解决，这个“我”宣称自己既是一个个体，又与别的个体完全平等。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安东尼·伯恩斯事件之后，美国实际上很再难礼拜自己，只剩下苦涩的讽刺：惠特曼代表的那个“我”是五十年代反独裁的代表个体的美国人，根本就不相信权力结构。他可以礼拜自身，并宣布与他人平等，因为他与全系列的文化统一的各种可能性完全合拍。礼拜“我自身”给“节日庆典”的概念注入个人人格至上的概念和纯洁的感觉，让人回想起惠特曼童年时代那些令人倍感亲切的民粹主义盛大节日庆典，而不是他在五十年代抱怨过的那种冷淡的、没有人情味的公共节日庆典活动。在《草叶集》的最终版本中，惠特曼又加入了“歌唱我自身”这句话，开启了另一种潜在的统一力量——音乐——这也是他诗歌融合功能的一个关键部分。

一八五五年，他对文化民主可能性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可以采取近乎极权主义的立场：“我承担的重任，也是你们要承担的重任。”一八五五年版里面的那个“我”主张完全的控制，因为他想要大家持续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多数读者都有过的那样的经历上面。下一行——“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们”——就在自然的过程中植入了分享的概念。与他最喜欢的两位作家——范妮·赖特和尤斯图斯·李比希关于原子的民主交换的观点相呼应，他表达了对自然循环思想的信念，而自然循环仍然是整首诗中那种肯定态度的主要依据。

然而，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唯物主义。“我闲游虚度光阴，邀上我的灵魂”这行诗宣告了物质／灵魂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通常与斯威登堡派和唯灵论者相结合，在一八五五年版中贯穿始终，在后来的版本中更加突出。这一行诗也为闲游虚度光阴的概念增加了哲学的深度，在惠特曼的时代（正如他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所证实的），闲游虚度光阴通常与没有谋生技能的城市下层阶级的堕落行为有关。让自己的这样一个闲游虚度光阴者邀请自己的灵魂，其意义就像后来惠特曼在“粗暴躁动、肥胖厚实、喜欢享受”那条自我描述中又加入“一个宇宙”这个词一样，产生了崇高的效果。让他凝视着一片夏日新生草叶的鲜嫩，引入了普通事物的奇迹概念，这种奇迹主要来自进步的科学与和谐论者，这也是诗歌的另一个关键主题。同时对草叶的礼拜也是一种寻求解决自然界中个体与群体之间张力的方法：这些新生的草叶既体现了个体主义，因为每一片草叶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激进的民主，因为它还是一种普遍的植被，在所有地区和种族之间都在生根、发芽，到处成长。

在他的诗歌开场白中，惠特曼展示了一种重建的民主，自我、文化和自然在其中卓有成效地融合。如果说，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只是宣称“我们不需要 改革，不需要 制度，不需要 政党，我们需要的只是好似大自然具有的那种 生存原则，有了这个原则，所有事物都会运转良好”，那么，在《自己之歌》中，惠特曼则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缺陷都以富于想象力的措施得以拨乱反正。贯穿全诗的不同的文化层面的交叉渗透具有改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以战前美国人主要关注点为例：内战前流行文学中充斥的那种血腥的耸人听闻的煽情风气（惠特曼自己的学徒期作品中也有），在《自己之歌》中也有体现。相反，这首诗做出了一种要满足读者的姿态，使读者尽情享受惠特曼所谓的那种“带有头韵标题、惊心动魄的离奇情节的血腥雷人的浪漫传奇”。人们尤其会想到这首诗的核心成分是三个耸人听闻的故事。第一个记述了一八五三年和一八五四年之交的冬天大西洋风暴中“旧金山号”轮船的海难事件。第二个描述了一八三六年墨西哥士兵在得克萨斯州戈利亚德屠杀四百一十二名美国士兵的事件。第三个讲述了英美护卫舰之间发生的那场剧烈的海战。惠特曼毫不避讳地提到血腥的细节，比如在戈利亚德，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堆在一起，或者海战后“主桅杆和桅杆上的那些碎肉”。他深知这类故事对大众的吸引力，一八五四年，他精心保存了六篇《纽约论坛报》关于旧金山灾难以及随后克莱顿船长营救乘客的故事的剪报。鉴于这类新闻在美国战前的显著地位，惠特曼很有可能是为取悦那些喜欢这种血腥的耸人听闻故事的读者，才写出这些恐怖的画面，比如自杀的人四肢展开躺在血淋淋的卧室地板上，或者截下来的肢体被扔进桶中。

尽管如此，惠特曼对特劳贝尔所说的“《草叶集》不会给那些寻求刺激的人带来任何东西”还是有道理的。正如他的早期作品从未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的作品那样充满血腥，《自己之歌》中那些耸人听闻的情境，并不是为了它们毫无意义的震撼价值，而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大众媒体那种耸人听闻的煽情反映了美国内战前的野性一面，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二年间，在纽约，针对个人的犯罪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九，谋杀案件上升了六倍。惠特曼经常读的一份报纸，《纽约地图报》，一八五四年八月有过这样的报道：“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晨报中可怕的谋杀，刺伤和枪击事件，就像我们以前经常关注哪儿可以买到好吃的早餐一样。”《纽约地图报》还报道过，“粗暴的行为在城市中蔓延，并且极有可能流行下去。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听说有人用致命武器对他人进行最残暴的袭击。”惠特曼称纽约为“犯罪猖獗、危机四伏”的城市，并写道“左轮手枪统治纽约，胜利属于左轮手枪”，这是有原因的。

在《自己之歌》中，惠特曼试图使耸人听闻的煽情具有哲学意义，具备恢复社会健康机体的作用，而不是无政府主义或毫无意义。他相信灾难有可能使人们产生同情和英雄主义，从而把人民团结起来。甚至报纸上对悲剧事件的报道也引起他的兴趣，因为它们有助于他寻求共同利益和实现文化统一的首要目标。一八五七年有四百多人在加勒比地区的一次海难中丧生，惠特曼在《时代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哲学思考。

“人情味让世界充满亲情”（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当我们翻开大都市的报纸，看到这次大灾难的最详细的报道，我们注意到数百万人都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急切地想了解这次大海难的所有细节。这时莎士比亚这句名言不禁出现在我们脑海里。我们在这件事上完全抛开了个人的利益和自私自利，我们只会被那神秘的同情所感动，那是全人类的情感纽带……如此大的灾难……把我们从自己那种微不足道的冷漠自私中惊醒，比平时更能激发我们的情感，更能打动我们，至少有一段时间，这种共同情感的纽带，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次灾难让我们明白，在最骇人听闻的灾难中，我们身上那种可怜的脆弱人性可以在最骇人听闻的情况下变得勇敢非凡，善良异常，完全得体。

“人情味让世界充满亲情”（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当我们翻开大都市的报纸，看到这次大灾难的最详细的报道，我们注意到数百万人都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急切地想了解这次大海难的所有细节。这时莎士比亚这句名言不禁出现在我们脑海里。我们在这件事上完全抛开了个人的利益和自私自利，我们只会被那神秘的同情所感动，那是全人类的情感纽带……如此大的灾难……把我们从自己那种微不足道的冷漠自私中惊醒，比平时更能激发我们的情感，更能打动我们，至少有一段时间，这种共同情感的纽带，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次灾难让我们明白，在最骇人听闻的灾难中，我们身上那种可怜的脆弱人性可以在最骇人听闻的情况下变得勇敢非凡，善良异常，完全得体。

正是这种团结、同情和英雄主义在《自己之歌》的灾难叙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他相信，如果处理得当，耸人听闻的煽情故事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使人们团结一致，相互同情。

选自《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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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S. 雷诺兹（David S. Reynolds，1948— ），巴鲁克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杰出教授。出生于罗德岛并在此成长，在阿默斯特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罗格斯大学、纽约大学、巴纳德学院和西北大学。著有《美国文艺复兴之下：爱默生与梅尔维尔时代的颠覆性想象》（获克里斯蒂安·高斯奖）、《小说中的信仰》、《乔治·利帕德》等。编辑有乔治·利帕德的选集和小说。另有大量关于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文章和评论。

|译者简介：鲁跃峰，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退休教师。北京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惠特曼研究者与爱好者。

题图：Kike de la Rubia | illustration for "Leaves of grass"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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