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活生生的：死去的只是昨天和昨天的声音

例如，在列昂纳多·达·芬奇那个年代的女诗人吉内薇拉·达梅里戈·德·班琪的肖像中，我们听得见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的诗：

船坞里的轮船静寂了，

水色愈发浓黑，

白色暗成铅灰，

假使大地确实因我们而生病，

那她正在痊愈——

白雪上星光熠熠，

静谧如是来临，

还有——我的天！——从冰封中

微弱地传来最后一声汽笛。

电影《镜子》（1975）中出现的达·芬奇画作《吉内薇拉·班琪的肖像》

拖船早就开走了。

汽笛早就沉寂了。

母亲拢了拢额前的头发，读了一遍写的内容，露出了微笑：

后来我们沿着一大片嫩绿的亚麻田中的一条狭长的小路进村子。小老鼠 [2] 走在前面，穿着一件蓝色的短连衣裙，光着褐色的脚，左手拎着个用一根小绸带捆着的罐子，里面装满了浆果，周围一切都是那么美，浆果红彤彤的，罐子在绿苗间一闪一闪的。我和安德留什卡走在后面，欣赏着我们的小老鼠，亚麻和浆果罐子，我对他说，要他好好记住这一天，以及在夕阳下的亚麻田里行走的小老鼠。他用某种直觉的方式理解了，对我们如此温柔，亲吻着我的手。昨天清晨我又回到了我们先前玩耍的那个林子。我本想趁着孩子们还睡着，再去采点浆果，然后干脆走到尤里耶韦茨。林子里很安静，孩子们的声音在这里已经永远沉寂了：在曾是“食堂”的树桩旁，乱扔着装蘑菇的小盘子，以及空火柴盒。我非常沮丧，然后非常害怕。这里昨天还是那么宜人，就好像在一座很好的小屋里，突然变得非常肃穆，好像葬礼之后一般。我朝浆果吐了一口，然后飞快地向孩子们跑去——他们还活生生的：死去的只是昨天和昨天的声音。

[2] 指玛丽娜。

玛丽亚·维什尼亚科娃给丈夫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孩子——安德烈和玛丽娜的母亲。给爱人写信是她惟一进行文本创作的可能，因为她有意识地终止了其他一切进行写作的可能……

*

夏去秋来。

十一月中旬就下雪了。

莫斯科。

关于在列宁去世周年纪念日前要拆掉西蒙诺夫修道院的消息很快就在城里传开了。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白天，在这座莫斯科最古老之一的修道院的墙下聚集了很多群众（主要是西蒙镇的工人），以及几排维持秩序的红军土兵。

参加者轮流爬上仓促搭就的木头演讲台。他们或摘下护耳帽和布琼尼帽，或把制服帽、大檐帽拿在手里，叫喊着什么，确切地说，是在朝严寒的空气中释放一个个撕破的气团。

要听清他们的话是不可能的。

天完全黑了，于是打开了探照灯。圣母安息大教堂的周围点燃了几堆巨大的篝火，给正在发生的事情增添了某种魔性和虚幻的感觉。人们的喧哗声越来越大。

火光映红了集会的人们激动的面庞、红军的刺刀、教堂的穹顶、大教堂外立面上留存下的壁画。

工兵的出现引来了赞许的口哨声和欢笑。

他们的出场就像是小丑面对观众，撇着嘴，扮着鬼脸。

他们没有急着埋炸药。先用手持钻孔机在墙上打孔，然后用锤子敲大裂口，并在挖掉的空隙中放上炸药。

根据命令，红军开始疏散人群。响起了一片声嘶力竭的哀鸣，有人跌倒，有人被踩踏。贴着列宁像的演讲台马上就被推倒了，集会上带来的标语口号被扔在雪里。

工兵不慌不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彼此善意地吵骂着，一边冷笑，一边向围观人群点头示意，心想这真是群“蠢货”，连炸教堂都没见过。

一排骑警已经在修道院的门外等着群众。

到了半夜，放炸药的工作才完成。

但群众没有散。

*

为什么阿尔谢尼和玛鲁夏当晚会在那里，不好说。

最大的可能是被朋友们拉去的，他们的朋友当中有很多是和报界合作的人，写简讯，靠当摄影记者赚钱。塔可夫斯基知道，在圣母安息大教堂的墙下有诗人韦涅维季诺夫的墓，十九世纪上半叶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季·阿克萨科夫的墓地也在这里。据说，在移走修道院墓地的时候，人们打开了他的陵寝，发现一棵白桦树生根发芽，穿过作家的胸廓，穿过他的心脏。

或许，正是在那个疯狂的夜晚阿尔谢尼写下了：

当我见到具象化的一声巨响，

当白垩的双翅逐渐苏醒，

我豁然开朗：我超越了生命，

我的功勋还在隘口。

一座座大张的坟墓有如刀伤，

我应该把它们引去

白色颜料那圣经般的清晰，

并成为费奥凡的学徒。 [3]

我凭爪子认出了他：他是一只狮子，

他和自己的旷野血肉相连 [4] ，

而我渴求，我做了几个梦，

已在慈悲的炽热炭块上腐烂。

六百年来我呼吸着它的火焰，

六百年里满怀嫉妒，伤痕累累。

“你会不会来，仁慈的撒玛利亚人，

用你那清凉的亚麻将我裹缠？” [5]

[3] 费奥凡，绰号“希腊人”，十四世纪圣像画家，生于拜占庭，后前往罗斯作画。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影片《安德烈·鲁布廖夫》中是鲁布廖夫的老师。

[4] 带翅膀的旷野雄狮是福音书作者圣马可的象征图像。

[5] 指的是福音书中仁慈撒玛利亚人的寓言，见《新约·路加福音》10:25-37。

随后整夜都在传来一阵阵爆破声，西蒙镇附近的板棚房以及修道院僧舍的墙体都在震动，震破了玻璃窗，让人没法睡觉。

西蒙诺夫修道院

后来据《星火》杂志报道，莫斯科八千劳动群众前往拆卸反动黑暗势力和“垂死的宗教势力”老巢的废墟，原地上将建起最雄伟的由建筑师韦斯宁兄弟设计的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文化宫。汽车厂文化宫将于一九三四年竣工。

在电影《镜子》的剧本中有拆教堂穹顶的片段，但没有用在成片中：

教堂的屋顶上，熟练地上来了几个男入，他们大声地交谈着什么。其中一个拖着根粗长的绳子。爬到屋顶上后，他们围着一个圆顶，往那狭窄的圆筒上绕绳子。我走近些，站到一棵多瘤的白桦树后面……我听到，附近有个女人在哭。我张望了一下，就是没有在人群中找到哭泣的女人。她的声音混杂在一个穿着绿色军装的老汉的喊叫中，他忙碌地挥舞着双手，沿着教堂围墙边走边指挥。

站在下面的工人接住从屋顶抛下来的绳索，将它捆在我旁边的白桦树底部。跑过来的老汉将我推到一边。缆绳之间插上了杠杆，并开始像螺旋桨一样全力旋转它。

说时迟那时快，绳索像一条蜿蜓的蛇一般，瞬间又打了第二个结。这条两股绞合的螺旋线缓慢而紧绷地延长着，这时我抬了下头，看见了高耸的、洁白的穹顶，以及上面的十字架，依旧岿然不动……

白桦树那边有个汉子喊了句什么，随即整个身体压在有弹性的绳索上面。其他人都跟着他这么做。他们都扑在嘎吱作响的绳子上，开始合着拍子在上面晃，直到穹顶的基座无法支撑。砖体崩解了，砖头脱落下来，十字架慢慢地歪到了一边。

于是，先是整个建筑倒塌在铁皮屋顶上，然后是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砖块掉落在地，一团团尘烟飞扬，我来不及闭眼，被弄得迷了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咳嗽，喘不上气，用手掌抹眼泪。然后又有什么塌下来，折断了白桦那长长的枝条，随着重重的一声撞向地面.……教堂的另一侧响起了恶狠狠的、刺耳的人声，砖石还在沉闷地掉落，不知什么在轰响，传来越来越大的噪音。

那些圆顶落在不成样子的白桦树下，破破烂烂，走样变形，连同沾满鸟粪的弯曲的十字架……妇人们站在教堂周围，悄悄画着十字，抹着眼泪。

当然，父亲告诉了儿子在西蒙镇发生的那些事，他和母亲是见证人。哎，像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的莫斯科并不罕见。这样的事发生后，不仅城里空空如也，人的心灵也是空荡荡的。

*

阿尔谢尼与玛鲁夏在空旷的、冰冷的城里走着，手拉着手。

散发着木头和煤炭的气味，清洁工把雪扒拉在一起，睡眼惺忪的狗沿着歪歪斜斜的木栅栏游荡，不情愿地叫几声，主要是为了暖和暖和。

家里很冷。

锅炉在初冬的时候就停了。

临时的小铁皮炉子供不了多长时间的暖，而木柴也只够每天烧一次的。

但是可以煮茶，可以裹上厚毛毯、羊毛被，憧憬夏天的到来——回忆夏天一定会让人发暖。伏尔加河上将会隐隐约约传来拖船遥远的汽笛声，悠长的声响久久地在水面回荡，然后逐渐消散在一直退向地平线的森林里。

玛鲁夏将会急匆匆地从莫斯科赶往扎夫拉日耶，去她亲爱的阿尔西克那里，因为他请求妻子马上动身——他病了，他马上要过二十四岁生日，他感觉自己好比一个饱经摧残的老人，他累了，孤独让他极为痛苦。至于玛鲁夏本想参加毕业考试，拿到培训班的毕业证，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讨论都已经过去了。阿尔谢尼当然也并不反对，但他也没法一个人待着。

这就得选择了……

*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就在毕业考试前夕，玛鲁夏离开了莫斯科。她的毕业文凭就这样泡汤了。

但是他们如今可以沿着伏尔加河峻峭的河岸漫步，谋划未来。阿尔谢尼给妻子读诗，并显然感到心情好多了。玛鲁夏在身边，也就是说，他可以安下心来，谨遵医嘱，“加强营养，喝热牛奶”。

大家知道，塔可夫斯基患有遗传性胆囊炎（他的脸色因此泛黄），他的肺很弱，何况他还不停地抽烟，再说他还“擅长连续两天不吃任何东西”，这不仅影响到他的身体，更影响到他的精神和心理健康。他的病态不仅仅是由于客观上肌体的各种不调和，也是阿尔西克的性格特点导致的。

据玛丽娜·阿尔谢尼耶夫娜·塔可夫斯卡娅回忆，阿尔谢尼从小就过度敏感，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一九一九年，阿尔谢尼的哥哥瓦列里去世后，父母，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和玛丽亚·达尼洛夫娜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他身上，在他身上培养了一种惟我独尊情结。当后来阿尔谢尼感觉到缺乏这种关注时，他真的就会开始感觉疼痛。

这种不适感成为诗歌形象的一部分，即一个高贵的、绝非凡庸可理解的、注定受难的形象。这里面有某种毕巧林 [6] 式的东西。顺便说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父母在一九一三年送给少年阿尔休沙一本莱蒙托夫诗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改变了他的人生。

[6] 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

于是，一种对人与事，对人际关系的感性、极端不稳定甚至是臆想的接受态度自然成了这种极为私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在这种情感的波涛中，女性是作为一种理想中的、诗人为之毫不保留地献上自己心灵的形象被接受的。这种奉献伴随着狂热的激情。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与家人，左图：与父亲阿尔谢尼，1934年；右图：与母亲玛丽亚·维什尼亚科娃，1935年

的确，塔可夫斯基真的无法理解，如果玛丽亚·维什尼亚科娃的世界没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么这算是什么世界。她怎么可能会有除了他的志趣之外的个人兴趣，要知道她可是他的诗歌世界的一部分，是他的呼吸，他的灵感啊！他不能没有她。

然而，随着他们走近，有了更密切的交往，发生了恰恰相反的事——原来妻子完全不是那占据诗人火热的心灵，惊动其想象力的半神性神秘存在。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鲜活的女性，有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她想从事文学创作），有自己的陋习（她和阿尔谢尼一样抽烟很凶），日常生活中她过于朴素，简直到了禁欲的程度，她严厉，而且她身上也没有那种华丽、优雅，这是阿尔谢尼喜欢的女性气质，也是他深信作为人生伴侣——一个脸庞苍白消瘦、红唇炽热的拜伦式美人——所应具备的。

实质上这是现实与梦想、夜与昼、睁眼与闭眼之间的冲突。

正是在这几年，诗人写下了如下诗句：

你总是穿着黑裙。

夜晚将过去，你等待黎明，

总是在空旷的房子里夙夜不寐，

就像活在歌声中。

钟楼之风在深夜的

教堂穹顶中吹拂，

优柔的梦

飘过你的房间。

在空旷的房子里很好——

没有镜子，没有黑暗，

就这样你穿着黑裙子

把我忘却。

你将为我解开多少个梦，

只要说出名字，

你就会想起我——真切地

展露自己的双眼。

如果天使

在深夜的教堂穹顶中飞翔，

如果玫瑰

在你幽暗的房间盛放。

阿尔谢尼觉得，只要玛鲁夏沉默下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就是忘记他，移情别恋了。他在为自己的自我与为她的自我之间心惊肉跳，他害怕这两种不同的人格之间发生冲突，并且在这种冲突下隐藏着某种悲剧式的错误，某种谎言。

多年以后，安德烈·阿尔谢尼耶维奇·塔可夫斯基说：“我没法看人表白心迹。”或许，这种感受是儿子暗暗地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面，是刻意的感性，情绪的展示性表露；另一面，是深深的孤独，完全的封闭与沉默寡言。无论哪一种对阿尔谢尼来说都是折磨。他不相信自己，无论是这一面还是那一面。他的内在一直有这两种互相排斥的声音，但每一次他都将其视为 昨日之声。

选自《塔可夫斯基父子：阿尔谢尼与安德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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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古列耶夫（Макс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уреев，1966— ），俄罗斯著名纪录片导演，作家，编剧，记者，摄影师。其执导电影以纪录片和艺术片为主，共执导六十多部纪录片，包括《果戈里的最后旅程》《列夫·托尔斯泰的悲剧》《当代英雄》等，荣获俄罗斯和世界各地众多电影节奖项。在俄罗斯《十月》《旗》《各民族友谊》《新世界》等重要杂志上发表多部作品。

|译者简介：张晓东，文学博士，影评人（笔名：黑择明）。出版专著、译著多部，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俄罗斯、东欧电影。

题图：电影《乡愁》剧照（1983年）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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