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承蒙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圖書館郭勞夫館長、萬一心書記關愛，安排我在該館書庫負責借閱圖書。其間，錢臨照先生經常親自前來借還圖書。每次先生到來，我都主動向前，以最快的速度取出先生欲借閱的圖書。當時的想法很簡單，錢先生這樣的大科學家，其時間多寶貴呀，為他節省借書時間，無疑是我最大的貢獻。誰知一來二往，很快引起錢先生的注意，他老人家問起我的姓名，開始幾次，被我搪塞了過去，但後來還是經不住先生執著地追問，我不得不告訴他，「我叫王昌燧。」心想，先生知道我的身份後，再也不會理會我了。誰知事實恰恰相反，錢老一句「啊！你就是王昌燧！」略帶驚訝的語氣中似乎有著某種感慨，雖然我無法揣測錢老當時的內心反映，但自此之後，錢老多方面的持續關懷和提攜，佑我平穩渡過常人難以想像的人生坎坷，確使我終生難忘。
錢老予我的如山恩澤，最為重要的體現是我工作的調動。記得1980年世界銀行貸款中國，資助重點高校籌建結構成分分析實驗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結構中心自然位列其中。時任中國科大副校長的錢臨照院士和教務長包忠謀教授特批我到結構中心X射線衍射實驗室，協助周貴恩教授工作，這一工作調動為我掌握多種國際先進材料分析儀器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也從一個側面奠定了日後從事科技考古研究的基礎。從科研角度來說，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
錢老予我的如山恩澤，顯著貫穿於我的基金申請過程之中。人們知道，基金資助既是科學研究的經費保證，也是學術水平的體現，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資助的項目，通常被視為國家級項目。大約在1989年，全國第二屆科技考古學術討論會在科大召開之際，恰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數理學部姚夢璇主任和物理二處岳忠厚處長來我校考察，兩位先生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十分讚賞，建議我們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然而遺憾的是，因缺乏經驗，翌年的申請未能獲批。後來，根據兩位先生的建議，請錢老寫了一封推薦信，終於獲得了一項國家基金委數理學部的主任基金，應該說，這是我獲得的科研第一桶金，經費雖不多，但意義非同小可。須知自那時起直至今天，我幾乎未中斷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
實際上，錢老為我獲得科研經費，還多次邀請盧嘉錫、趙忠賢、何祚庥、冼鼎昌等院士寫信給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宋健主任、中國科學院路甬祥院長等，請他們關心我國的科技考古事業，支持我的科技考古研究。儘管不是所有的信件都能落實研究經費，但錢老的直接關心和支持，在相關領導和管理部門那裡潛移默化的影響，我以為，無論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錢老予我的如山恩澤，使我受益終生的是學術的關心和鼓勵。1990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在青銅器粉狀銹腐蝕機制和「黑漆古」銅鏡耐腐蝕機理等方面皆取得了初步成果，考慮到我們都是科研領域的新兵，恐發表論文有一定困難，於是，借彙報之機，懇望錢老給予推薦，他老人家當即應允，結果兩篇論文分別發表在《中國科學×B輯》和《物理學報》上。這兩篇論文的發表，不僅奠定了我在科技考古界的學術地位，更重要的是堅定了終生從事科技考古事業的決心和信心。
錢老予我的如山恩澤，令人銘記終生的是助我走出國門。我國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連續不斷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相應的中國考古自然受到世界考古界的特殊重視。從這一點講，國際合作對我國科技考古事業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令人不解而無奈的是，當時科大主管出國政審的副書記始終認為我不能出國。應該是1990年吧，經陝西省歷史博物館的單暐研究員介紹，日本帝京大學山梨文化財研究所與我校在科技考古領域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根據合作協議，每年安排3~4名教員訪問日本，由我具體制定我校教員的訪日計劃和研究內容。讓我尷尬的是，日方特別希望我訪問山梨研究所，而我卻只能一再搪塞，到後來，連我自己都覺得有些自欺欺人。正當我左右為難之時，錢老將谷超豪校長請到家中，建議解決我的出國問題。據說，谷校長了解情況後，經請示科學院有關部門，終於使我有機會走出國門，宣傳我們的科研成果，弘揚博大精深的華夏文明！
最初涉足科技考古領域時，我即深刻認識到，科大曆來注重於理工科，幾乎沒有文科基礎，欲使學校領導、教員重視科技考古學科，發表高水平的論文固然必不可少，籌建中國科技考古學會，並將其掛靠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同樣至關重要。為此，開展科技考古研究伊始，便籌備全國科技考古會議。
需要指出的是，錢老予我的如山恩澤，同樣反映於科技考古學會的籌備過程。記得最初的幾次全國科技考古會議，或遙致賀詞，或親臨會議，或為會議論文集撰寫序言，錢老總以極大的熱情給予切實的支持。不過，最令我感動不已的是，為了名正言順地關心我國科技考古事業的發展，從來不屑「名譽」職務的錢老竟然應允擔任了中國科技考古學會(籌)的名譽理事長。
綜上所述，不難認識到，沒有錢老的福澤相佑，就沒有我今天科技考古學領域的學術成就。
錢臨照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