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治先生是國際著名陶瓷考古奠基人，他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是陶瓷考古的里程碑著作，其內容之廣泛、影響之深遠、見解之精闢，無論怎麼評價都不為過。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說，李家治先生是我陶瓷考古的引路人，是教導、提攜我的恩師，也是我們毋庸顧忌學術觀點，暢懷請教的前輩大師。如今，李先生仙逝雖已兩年有餘，但其音容形貌仍歷歷在目，無疑，如實、生動地記錄李家治先生的部分生前印象，既可深切緬懷李先生，更能傳承先生的愛國、敬業精神。
一. 莫名的自信源自先生的「錯愛」
40歲才有機會從事科研，我居然雄心猶存，究其緣由，莫名的自信主要源自眾多先生的「錯愛」。眾多先生中，李家治先生的「錯愛」頗為特殊，直接關乎我陶瓷考古事業的發展。還是在1986年，我決心從事科技考古研究時，即考慮組織召開全國性學術討論會。1988年，在廣西自治區科委的資助和支持下，我和廣西民族大學(原廣西民族學院)的萬輔彬、李世紅老師精誠合作，雖幾經周折，最終仍使全國第一屆實驗室考古學術討論會在南寧市順利召開。記得那次會議，曾主要邀請三位專家與會，其中，李家治先生是譽滿全球古陶瓷界的權威，華覺明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冶金考古學家，而李虎侯先生雖為放射化學背景，但在考古界尚無特別影響，而他居然覬覦實驗室考古或科技考古的「頭把交椅」，上述會議籌備的周折，正是其野心作祟之故。這段歷史其實是活脫脫的學科發展史，有機會擬將其整理成文、公布於世，以饗讀者，這裡不宜贅述。
與李虎侯先生不同，李家治、華覺明先生欣然接受邀請參加會議，他們的精彩報告，提升了會議的品味。最令我記憶猶新的是會議閉幕後，我恰巧有事繞道上海，誰知一到上海，李先生便問我落腳何處，他要先送我，然後再回家。要知道，88年時私家車幾乎不見，李先生在所里享受院士待遇，出行有專車接送，作為初出茅廬的晚輩何德何能，敢讓先生的專車先行送我？然而無論怎麼推託，也拗不過先生的盛情，最終只能恭敬不如從命，由李先生先行送我至岳丈家。88年至今，30餘年矣，然而那時的情景常常突顯眼前，久而久之，我逐漸認識到李先生對我的厚望，意識到自己肩負責任的重大。
如果說，先生88年對我的「錯愛」主要體現在生活上的關心和照顧，那麼，後面的叄件事則反映出先生對我的信任和器重。第一件事大約發生在90年，那時，我採用改進的增量法，嘗試探索古陶器的產地，取得了頗有價值的結論。正是這篇論文，使我有機會參加了國際古陶瓷科學技術學術討論會。會議期間，李家治以及陳顯求、郭演儀等先生找到我，一本正經地徵求我對他們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惶恐之餘，我斗膽指出，毫無疑問，矽所的古陶瓷研究代表著國際方向和最高水平，但總的說來，矽所的工作「偏瓷不偏陶」，正因為「偏瓷不偏陶」，故而研究領域「偏工藝不偏考古」。沒想到諸位先生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並強調他們多年研究的興趣和風格已經定型，估計難以改變了。既然如此，我告訴先生們，我將依然避開先生們的強勢領域，主要開展陶器產地的研究。
第二件事與李先生的80大壽相關。1999年，李先生邀請我參加矽所舉辦的小範圍學術討論會，旨在慶賀先生的80華誕。我興沖沖趕到會場，發現先生僅邀請了三位來賓發言，一位是我；一位是干福熹院士，他是李家治先生數十年的合作夥伴和知心朋友；一位是羅宏傑教授，他是李家治先生古陶瓷方向的嫡傳弟子，時任西北輕工業學院副院長。不難看出，無論學術和社會地位，抑或與李先生的親近程度，我皆無法與他們相提並論。當時深感受寵若驚，萬思不得其解，直至面對下述第三件事時，我才體悟到李先生的良苦用心。
2000年7月，經過不懈努力，我獲得了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方向性項目的資助，項目分工時，在我的建議和堅持下，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李家治先生的課題組應邀成為主要成員。之後的5年，是和李先生頻繁接觸的5年，是向李先生認真學習的5年，更是和李先生深入合作的5年。這5年的主要體會將在下一章節介紹，這裡講的是第三件事。
與李先生合作5年間，李先生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全無耄耋老人形象，然而歲月不饒人，李先生已深感力不從心，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老王，你將陶瓷考古這面旗幟接過去吧。」我毫不謙虛地作答：「雖然我自信有能力接過這面旗幟，但不能這樣做！貴所從周仁先生算起，古陶瓷研究已有80年歷史，其水平始終處於國際前列，一旦易幟，後果不堪設想。任何單位在短期內欲達到矽所曾有的水平，皆無可能。」我建議矽所聘我為兼職教授，以便名正言順地協助李先生將古陶瓷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李先生欣然應允，2001年5月，正式聘我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兼職教授，自那時始，我幾乎每月都赴矽所，一方面向李先生請教，一方面和李先生課題組討論學術問題。如今，我基本可以無愧地說，沒有辜負李先生對我的厚望。
二. 令人景仰的大師風範
不難理解，邀請李先生課題組參加創新方向性項目，是對李先生課題組的有力支持，更是對我個人和我們團隊古陶瓷研究的有效推動！可以這樣說，正是李先生的悉心傳授和指導，我們才能在古陶瓷領域取得頗為驕人的成果。
李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誨，使我逐漸領悟到，做學問，特別要注意系統性，即關注知識之間的聯繫，逐步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李先生的傳世名作《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卷》就是一個自洽的知識體系。多年來，李先生的《陶瓷卷》始終置於我書房桌上，頻繁地閱讀，我已將之牢記在心，奉為科研的準則。我自認為學到了李先生治學的真諦，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他的「嫡傳弟子」，他是我的恩師。
李先生之所以令我敬佩，是他的敬業精神。90歲高齡時，李先生居然還出版了專著《簡論官哥二窯》，該專著綜合歷史文獻、考古發掘和科技分析三重證據，探討了官、哥等窯的時空定位。重點探討了宋室南遷對我國南北窯業重點轉移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其條理清晰、論據嚴謹，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而其提倡和身體力行的三重證據研究方法，為陶瓷考古乃至整個科技考古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李先生之所以令我敬佩，還緣自他學術上的包容性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李先生曾多次談起他們和劉新園先生的學術爭論，明確告訴我，最終證明正確的是劉新園先生。多年的人生經驗使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李先生這種實事求是、勇於認錯的精神，是老一輩科學家的優秀品質，我們有責任將其發揚光大。
需要指出的是，向李先生學習古陶瓷知識的過程，是一個「質疑」的過程，特別忌諱盲從。記得和李先生合作之初，我向先生提出，擬重新思考我國原始瓷的產地結論，沒想到他直率地告訴我，他仍相信原來的結論，但支持我再研究。先生對不同學術觀點的包容性深深感動了我，隨著研究的深入，終於根據岩相分析推測我國北方同樣也生產原始瓷。不要小看這一結論，它有可能修改《陶瓷卷》的知識體系。
李先生對我的關心和支持還體現在待人接物上。眾所周知，2004年初，我給時任中科大校長的朱清時院士發了一封信，該信放在校長信箱內，有好事者將其傳至他校網站，並被轉至「新語絲」上，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成為中科大網站議論的熱點。李先生知道後，特地將我叫到身邊，語重心長地說，在我國，千萬別得罪領導，設法向朱校長服個軟，以求得他的支持。我十分理解李先生的苦心，他是真心為我好。我向李先生表示，倘若服軟可換得支持，我可以立即服軟。然而，我深知朱清時的為人，他已下決心讓他人替換我，在這種情況下，怎麼服軟都無濟於事，既然如此，還不如旗幟鮮明地與之據理力爭，以求絕處逢生。李先生何其聰明，瞬間便理解並同意了我的判斷和決定。
從實說，李先生為人低調，除涵養厚重外，或許與李鴻章的長期負面影響相關。據李先生介紹，他實非李鴻章嫡傳，但祖上曾過繼至李鴻章一脈，其關係之近可見一斑。人所皆知，所謂賣國賊李鴻章之鐵案直至上世紀末才有所鬆動，由此不難想像，解放後李先生感受到的政治壓力何其之大。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現實生活中的李先生始終受到黨和國家的重用，我以為，超高的學術水平當屬主要原因，而他與人為善、謙虛謹慎、熱愛黨和人民，在同行和同事心目中德高望重，應同屬重要原因。今天回想起來，李先生關於做人的教誨還是具有普適性的。對於這一教誨，我的理解是：我們應提倡「博愛」精神，重視領導關係，儘可能創造和諧發展的外部環境，更有效地報效祖國。
三. 展望我國陶瓷考古的前景
李家治先生的仙逝，意味著以李家治先生為代表的老一代陶瓷考古科學家的謝幕，當然，也標誌著我國陶瓷考古新時代的肇始。今天，我們悼念李家治先生，旨在繼承先生的遺志，弘揚老一輩科學家的高貴品德和治學精神，將我國陶瓷考古提升到新的高度，繼續引領國際陶瓷考古研究的方向。如何引領這一方向？我以為，首先，重新審視李先生建立的我國陶瓷工藝發展的體系，特別是陶器和瓷器的起源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各類瓷器之間的關聯；柴窯和北宋官窯的探索；明清時期代表最高工藝和藝術的瓷器品種的深入探討，例如，琺琅彩、粉彩等；海上絲綢(陶瓷)之路始末；陶瓷與古代文明的關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預見，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隨著陶瓷考古的全面展開，新方法、新思想和新成果必將不斷湧現，希望有一天，我們在李家治先生總結的我國古陶瓷五個里程碑的基礎上，再創奇蹟，書寫第六個里程碑，即奪取國際現代陶瓷研究的領先地位！
李家治先生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sg/F1pkwHIBiuFnsJQV_AJ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