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四千年前的齊家文化時期，用於梳妝理容的銅鏡已然出現。作為生活用品，它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能夠鮮明地反映出不同時代的社會生活和風俗時尚。銅鏡的發展經歷了春秋戰國的勃興，漢唐的繁榮，延續到宋元明清的流變，直至近現代方才被玻璃鏡子替代。其傳承演化，寫就了中華物質文化史的燦爛篇章。
銅鏡在春秋戰國至秦一般都只有貴族才能享用，進入漢代，銅鏡生產達到高峰，更是成為一種必需用具而流行民間。隨著漢帝國的崛起和絲綢之路經濟貿易的繁盛，文化溝通空前頻繁。銅鏡作為古代中外交流的重要歷史物證，廣泛流布於中亞、東歐南部、蒙古、西伯利亞，以及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和泰國等地。正因為如此，關於古代銅鏡的研究歷來為東亞考古學家所關注，相關研究重點關注銅鏡的形制、紋飾和銘文，以及銅鏡的製作技術與工藝等方面。然而，目前對銅鏡鑄造原料以及一些特殊利用方式的討論尚顯單薄。故此，中國科學院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系羅武干副教授課題組通過對三個案例的具體研究，深化了科技考古視野下的漢代銅鏡文化內涵。
1. 日本西漢銅鏡的來源
彌生時代以降，日本先民逐漸生髮出對鏡子的崇拜情結。銅鏡在日本九州地區發現較多，但是從來源上來看，基本上分為兩大類：舶來品和本土仿製鏡兩大類。其中舶來品製作較為精緻，紋飾精美。本土仿製品做工比較粗糙，紋飾模糊不清。考古學者對舶來漢鏡的來源一直存在很大爭議。而且之前已有日本學者發現鑄造仿製鏡所需的一大原料—— 鉛礦石，並不來自日本本土，但是具體的鉛料來源尚無定論。
圖1 ：臨淄銅鏡鉛同位素分析結果示意圖
課題組聯合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選取山東臨淄齊國故城內漢代鑄鏡作坊遺址所出的八枚銅鏡殘片，通過金相觀察、SEM-EDS 以及MC-ICP-MS 等方法，獲得了製作工藝、合金配比以及鉛同位素等信息，三者均與長安、日本所出西漢銅鏡非常相似。鉛同位素方面，對比臨淄出土的齊國刀幣，發現三地出土的幾乎所有西漢銅鏡以及日本仿漢銅鏡，都能落入膠東半島招掖地區的鉛礦背景數據。考慮到戰國中晚期，各國鑄幣管控嚴格，而前人也有相關論述談及這些齊國刀幣應當是用齊國境內鉛料所鑄。並且，《禹貢》中也有記載：「 海岱惟青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與招掖地區出產鉛礦之情形相符合。故而，可以認為部分日本所出西漢銅鏡應當主要是從齊地傳播過去的。在齊人東渡的同時，不僅是生活用具，還有一部分本地礦料資源也被攜帶而去。這一觀點也得到了相關體質人類學研究的支持。
該成果發表於期刊Archaeological and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SCI,SSCI,A&HCI)
2. 新疆所見碎鏡葬俗
古代新疆是亞歐東西方文化、政治、經濟交流的主要橋樑。在西漢中期以後的新疆墓葬中，往往存在著混雜的文化因素。到目前為止，在新疆地區通過正式考古發現的漢代銅鏡遺址有十幾處。通過對銅鏡樣式及其流行年代的考察，能夠發現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此地區西漢或東漢早期的銅鏡多為殘片。碎鏡習俗常被認為是匈奴文化的一大特點。
無論貧富貴賤等級高低，匈奴墓葬中所出銅鏡幾乎全是殘片。如有的銅鏡出土時與其他梳妝用具一起放在精美完好的錦匣中，但銅鏡卻是殘破的。又如俄羅斯巴彥南德要塞( Bayanunder fortress) 中的一處住宅中出土過一把鐵刀，在其旁邊則散落著一些被其打破的銅鏡碎片。還有一些銅鏡碎片則顯示出明顯的灼燒跡象。位於察拉姆谷地(TsaraamValley) 的匈奴皇家墓葬群中，一枚四乳四虺銅鏡就是遭到故意擊碎，並被加熱到高溫，然後在冷水中迅速冷卻。這一毀鏡習俗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學者們普遍都認為其種蘊含著某種特殊的宗教意義。此外，新疆地區出現的碎鏡葬現象可能與當時匈奴向西域的擴張有關。
圖2 ：Tsaraam 谷地匈奴王室墓葬所出碎鏡，明顯可見灼燒痕跡
圖引自( Miniaev&Sakharovskaia, 2008)
課題組聯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和碩縣紅山溝墓群出土的五枚碎鏡樣品展開分析。結果表明，此五枚碎鏡均未經過受熱處理，且全都來自中原，從合金配比與鉛料來源等角度也完全符合西漢銅鏡的特徵。紅山墓群所在的和碩縣，漢代曾有危須國，紅山溝墓地的幾座石堆石室墓很可能就是危須國的遺存。《史記》有載，武帝晚期危須國一度處於匈奴與漢朝的交替統治之下。與碎鏡之同出的隨葬品包括陶器、木材、青銅器、鐵器、裝飾品、骨頭等。其中，弓、箭、箭袋等器物體現了遊牧文化的因素，木盤、木梳等器物則明顯具有中原風格，反映了漢物質文化對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影響。
絲綢之路的開通，使得銅鏡在西域不再顯得稀缺。更為重要的是，新疆地區東漢時期的墓葬中很少發現銅鏡碎片。有理由相信，漢朝在西域取得對匈奴作戰的勝利之後，加強了地方控制，受到匈奴文化影響的碎鏡葬俗便因此逐漸消失。
圖3 ：紅山溝墓地出土殘鏡鉛的同位素分析結果示意圖
該成果發表於期刊European PhysicalJournal Plus (SCI)
3. 兩漢鑄鏡所用鉛料的來源轉變
鉛料的流通一直是青銅時代考古學的主要關注點。但是關於漢代鑄鏡產業的鉛礦來源轉變，目前並未有過詳細討論。日本學者曾通過日本出土的兩漢銅鏡，推測鑄鏡產業所用的鉛礦在兩漢之交時發生了重大變化，由西漢銅鏡所用的北方鉛礦轉向東漢銅鏡所用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鉛礦。然而，這種基於朝代更替做出的分類太過理想，事實未必如此。
圖4 ：南陽銅鏡鉛同位素分析結果示意圖
課題組聯合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選取南陽市區出土的五面銅鏡（戰國晚期到西漢早中期）進行科學分析。將所得數據與長安、臨淄以及日本出土的兩漢銅鏡比較，發現其工藝水準與合金配比差異均不明顯。但是，南陽銅鏡的鉛同位素數據卻有很大跨度，鉛料來源相當複雜。其中兩枚所用鉛料應當來自北方地區，很可能就是使用了南陽盆地出產的鉛礦；另外兩枚的數據落入東漢銅鏡範圍，所用鉛料來自長江中下游地區；還有一枚數據更加極端，所用鉛料可能來自更南方的地區。
這一認識首先打破了以往對漢代各地鑄鏡產業所用鉛料來源趨同的固有認識。其次，也反映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鉛料在更早的時間就已經被中原鑄鏡工坊所使用。其中，南陽作為西漢「 五都」 之一，地處南北交通要道，周邊水系發達，對鉛礦原料的周轉流通起到了關鍵作用。至於為何日本出土漢鏡會在鉛同位素特徵上表現出具有明顯的時代區分，一方面或許是已有數據並不充分；另一方面可能是銅鏡向日本的傳播過程並非連續，中間曾經出現過一段時間的停頓。
該成果發表於期刊Current science (SCI)
文章連結：https://www.currentscience.ac.in/Volumes/118/09/144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