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记忆再生产造就时代经典 | 社会科学报

档案记忆在意义再生产的过程中，通过目的追求、价值赋予、作用成效，为社会输送记忆能量，使社会记忆被激活，重新焕发时代光芒，在阐释和实现记忆事项时代意义的同时，也促使档案记忆文本自身意义得到再生产，增强人们对（某件、某组）档案重要性、珍贵性、历史性的认知，使档案文本自身成为一种历史经典、一种精神象征。扬·阿斯曼指出：“卡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够促进身份认同。那些被神圣化的文本、规则、价值能够支撑和助长一个特定的（群体）身份”，“将文本列入经典意味着这些文本得到了‘封圣’，其存在被宣告为不可侵犯”。参照扬·阿斯曼关于卡龙和文本经典化的相关论述，可以反身性地考察意义再生产与档案记忆文本经典化之间的关系，理解档案记忆文本经典化的形成过程，揭示档案记忆文本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形成的内在机制。

古代档案记忆文本经典化的历史考察

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指出，“卡龙”（Kanon）一词与“Kanna”（“芦苇”）相关联，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用这种笔直的植物制作标杆和标尺，这是卡龙的最基本词义；古希腊人在建筑活动中普遍使用校准木杆、铅锤、标尺等工具，以确保所砌砖墙的垂直，这些工具被称为卡龙，具有“直杆、仗、校准木杆、标尺”等意思。“无论是在技术领域还是在精神层面，希腊人使用卡龙这个概念都是为了追求和强调准确。无论在认识活动中，还是在创作和创造艺术品、音调、诗句以及特定的行为方面，他们把卡龙视为恰当的准则。”卡龙渐渐演化为标准、典范、榜样、规则等意思，“经典之作以其纯正的形式体现了永远有效的准则”。

“卡龙”的文化象征在中国自古就存在。“五经”与“四书”是中国文献中经典的经典，为“圣贤述作”“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属于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卡龙”。

自孔子编订“六经”起，考察“五经”作为经典的形成和传承过程，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与历代对五经的注释、推崇、运用分不开的，这是中国经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五经”文献政治化与经学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在“五经”的经学化、经典化、政治化过程中，包含着档案记忆意义阐释与文本经典化的特征。如《诗经》，作为西周时期贫民与贵族的诗歌总集，不仅是文学史料，也是研究殷周时期的社会史料，是社会记忆档案化（“采风”）、文本化的过程与结果。《诗经》的编纂大约经历了三次：第一次编纂当在周宣王时，第二次当在平王东迁后，第三次是孔子最后整理编定。三次编纂是对《诗经》内容的重新叙事，但更主要的则是为了“崇礼乐”，稳定政治统治与社会生活，特别是孔子编诗意义更为巨大，他促使《诗》成为“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载体”。孔子之后，《诗》成为“经”的过程，刘毓庆教授将其划分为七个历史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先秦，主要是从训诂学角度研究的，可以看作对《诗》内容的完善；第二阶段是两汉，是“诗经学”确立与鼎盛时期，传诗者主要有齐、韩、鲁、毛四家，前三家在汉武帝时即被立于学官，介入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属于今文学派，毛诗因后出，未能立于学官，长期在民间传播。“四家《诗》的学者共同努力，将《诗经》经典化、神圣化、政治化、历史化，创造了一个经学的时代”，奠定了旧《诗》学的根基，也确立了其圣典的性质和地位。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几乎没有一个文化人不诵读《诗经》，它不仅与每个时代人的精神生活相联系，与每个时代思想文化变迁相联系，更与整个中华民族思维、心理、气质、精神、性格等养成相联系。作为“元典”的《诗经》，以及各时代产生的大量阐释性著作，共同造就了作为中华经典文化体系的《诗经》。

由“修经”或“注经”“解经”，开启了一条中国经学（经典）诠释学之路，由此形成第二等级，甚至第三等级的经典。即至清代，构成《四库全书》中的“经部”文献，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在长期的经学诠释实践（修经、注经、解经）中，形成了许多阐释方法和阐释倾向，如文字阐释与义理阐释，“以事解经”“知人论世”与“微言大意”，等等。注经、解经中对于“义”“理”“意”等的追求、诠释与表达，都是文本（文献）意义再生产的实践与体现，档案记忆意义阐释与文本经典化融于其中。

近现代档案记忆文本经典化的典型案例

与中国古代对儒家经典的意义阐释与经典文本再生产不同，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红色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论持久战》《老三篇》《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这些经典文献的形成都与档案记忆意义阐释、文本经典化相关。

《共产党宣言》堪称“中国红色经典第一书”。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1899年前后由西方传教士传入我国；1920年4月由陈望道首次翻译成中文全译本，同年8月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首次印刷出版，开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里程，也开启了《宣言》在中国百年传播、文本诠释、意义生产和文本经典化之路。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红娟教授考察，建党初期，《宣言》的经典性尚未在党内成为共识性存在，党内对《宣言》的诠释“主要呈现为概览式梳理与总括式解读”；从延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党内逐步实现对《宣言》“经典化”的精准定位与系统规制，诠释形式日渐多样化，包括党内政治学习、解读文章发表和纪念性活动诠释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由中央向地方辐射的‘经典化’学习活动”，包括课程化与体系化诠释、集体化与组织化解读、规模化与常态化的纪念等；新时期对《宣言》诠释方式更加多元化：解读宣讲、展览出版活动、学术交流、影视发行、话剧演绎等，促进了《宣言》诠释样态由“文本注释式的诠释逐渐向理论诠释、观念诠释延展”。在《宣言》的翻译、传播、诠释、意义生产与经典化过程中，《宣言》文本所具有的象征价值和意义越来越突显，“行诸文字的文本逐渐转化为传播真理与塑造信仰的现实力量”。据介绍，目前《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留存仅12份，皆成为相关保管单位的“镇馆之宝”，具有“卡龙”的象征价值。

2021年11月1日，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五集档案行业宣传片《档案背后的秘密》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家记忆》栏目开播。其中涉及瞿秋白起草的《文书处置办法》、中共二大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北京奥运会申请书》等重要经典文献，并对这些经典文献的意义进行了阐释，这也是一个对档案记忆意义阐释与文本经典化的典型案例。如果对党的历史上每份重要档案文献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它们都存在不同的意义阐释与意义表达，既是档案记忆形式、内容、意义再生产的统一，也是意义的目的性、价值性、成效性阐释的统一。

以档案记忆文本阐释再生产时代经典

“一切艺术都带有它的历史时代的印记，而伟大的艺术是带有这种印记最深刻的艺术。”（马蒂斯语）在2007年举办的“利用档案资源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精品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座谈会上，影视专家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从档案材料入手，就使作品本身天然地具有了“经典性”“权威性”，许多成功的电视文献片正是充分发挥了国家档案馆的这一作用，以大量第一手的文字、图形、音像档案资料为基础，创作出了社会反响巨大的荧屏佳作。当代档案记忆作品的生产制作，更需要有意识地注重挖掘和阐释档案记忆中蕴含的意义，着力打造具有时代价值的记忆经典。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影像技术、媒体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充分利用档案作为叙事素材基础上制作展播的当代影视作品、电视文献片（或称文献片、文献纪录片、档案文献纪录片）、数字作品，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新中国外交风云录》《新中国体育50年》《新中国科技50年》《共和国之最》《中国1949》《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脚步》《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自从有了共产党》《新四军》《新中国档案》《中国记忆》《国家记忆》等，一部又一部纪录片向人们展示了恢宏的历史，真实、全面、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走过的艰难历程与创造的辉煌业绩，弘扬了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代主旋律，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佳作。“一部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其原因绝不是后世接受过程中的随机任意性，而是它本身所蕴含的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或者实现。”而对其蕴含潜力的“充分的发展或实现”，则必须通过意义阐释及其艺术再生产才能够达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开篇，党在百年接续奋斗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铸就了一系列伟大精神，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等，这些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不同历史任务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表现，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红色档案经典与党的精神谱系建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红色档案经典可以为党的精神谱系建构提供思想资源支撑，通过红色档案经典的意义阐释，丰富党的精神谱系的内涵和表达，展示和表征党的伟大精神；另一方面，党的精神谱系也为红色档案经典提供“观念体系”“思想系统”或“意义框架”，将红色档案经典置于党的精神谱系中，才能更加突显其时代意义。在当代档案记忆意义再生产中，将红色档案经典的意义阐释与党的精神谱系建构有机结合起来，以红色档案经典的意义阐释或再生产，在筑牢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和“精神谱系”的同时，也使党的红色档案经典成为党的精神谱系的载体。

“每个时代拥有属于自己的卡龙。”扬·阿斯曼的这句话既可指向每一时代对传统卡龙/经典进行时代性理解和阐释，重构具有时代性的经典，又可指向每一时代都会生产出属于自身时代的经典作品。在“以前瞻的方式指向即将开启的视域”中，作为档案记忆意义阐释或意义再生产，如何生产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也是档案记忆再生产需要进一步深化思考的问题。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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