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 该不该坚持理性,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开卷
今天,人类正在攀登科学理解的新高度,但似乎也正在失去理智。假新闻、江湖郎中、阴谋论和“后真相”仍无处不在。我们该如何弄清哪些是真知灼见,哪些是歪理邪说呢?当代思想家史蒂芬·平克在《理性》(简学、简丁丁译,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6)这本书中回答了关于理性的问题。
原文 :《该不该坚持理性,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作者 |史蒂芬·平克/著 简学、简丁丁/译
图片 |网络
什么是理性?
跟大多数常用语一样,没有一个定义能确切规定理性的含义,词典也只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循环:大多数情况下把理性(rationality)定义为“有理由”(having reason),但reason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ration-,而ration-通常被定义为“理性”。
人们使用“理性”这个词时所赋予它的含义,就是对理性的一个定义:利用知识实现目标的能力。知识的标准定义是“确证的真信念”。如果一个人依照明知道是错误的信念行动,比如在明知道钥匙不可能在的地方寻找钥匙,或者他所依据的信念不能被确证,我们就不相信他是理性的。此外,信念必须为目标服务。没有人会因为仅仅思考真实的想法就拥有理性,比如计算π的数值,或者找出一个命题的逻辑意义。
理性行为人一定要有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确定一种重要思想的真实性,即所谓的理论理性(“何为真”),还是给现实世界带来一个重要结果,即所谓的实践理性(“做什么”)。视觉系统的永恒目标,就是通过“看”的理性而不是通过幻觉弄清我们周围的环境。
此外,理性行为人必须运用任何适用于当时情况的知识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是做一些碰巧起作用的事情。有了这个定义,遵循理性就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你是想要某些东西还是不想要?如果想要,理性就能让你得到它们。
不过,这样为理性辩护是有问题的。理性要求我们把信念建立在真理之上,这样,我们从一种信念到另一种信念的推理才可能是“确证的”;理性还要求我们制订可能带来既定结果的计划。这会引发进一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是什么让推理成为“确证的”?我们怎么知道可以找到真正能带来既定结果的方法呢?
但是,为理性寻找根本的、绝对的、最终的理由是徒劳的。就像一个爱刨根问底的三岁小孩会用另一个“为什么”来回答一个“为什么”的答案一样,寻找“理性的终极理由”,会要求我们进一步寻找“理性的理由的理由”。
逻辑和推理不是一回事,但密切相关
逻辑和推理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是密切相关的,逻辑规则不能被更多的(以至无限的)逻辑规则执行的原因,也正是不能用更多的理由来证明理由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终极规则都必须是“去做吧”。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讨论者别无选择只能坚守理性,因为他们在这一天开始讨论“为什么我们应该遵循理性”的时候,就是在坚守理性。只要人们在进行争论和说服、评估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些论点,而不是通过贿赂或者威胁对方说特定的话,那么再去询问理性的价值就太晚了。因为他们已经在推理,并且已经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它的价值。
假设你是反理性的一员,那么关于反理性的争论,只要你一出场,你就输定了。假设你认为理性是不必要的,那你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种说法是理性的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那别人也没有理由相信它了,因为连你自己都这么说了;但如果你回答“是”,执意要我必须相信它,因为这种说法在理性上是令人信服的,那么实际上你已经承认理性是我们应该接受信念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信念就一定是错的。同样,如果你宣称任何事物都是主观的,我可以问:“这个说法是主观的吗?”如果你回答“是”,那么你可以相信它,但我就不必了。再假设你宣称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那么,这种说法是相对的吗?如果你回答“是”,就表明这种说法此时此刻对你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对其他人来说或者在你不再谈论这件事时就未必如此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这种陈词滥调不可能是正确的。假如这种说法正确,那它就一定是错的,因为,它正在断言我们所处时代的某些情况是正确的。
理性有效的明证
虽然我们永远无法证明推理是可靠的,或者真理可以被知晓,但我们可以增强自己的信心,相信它们是合理的。
理性有效的第一个明证是,当把理性运用于理性自身时,我们发现它既不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直觉冲动,又不是在我们耳边低语真理的诡秘祭司。我们可以把理性的规则精炼成逻辑和概率的规范模型,甚至可以在复制并超越我们的理性能力的机器上使用它们。实际上,计算机的逻辑是机械化的,它们最小的电路是“逻辑门”。
理性有效的第二个明证是它确实管用。(生活不是一场梦,在梦里,我们会突然出现在毫不相干的地方,令人困惑的事情会毫无缘由地发生。)通过爬墙,罗密欧真的可以亲吻到朱丽叶。通过其他方式运用理性,我们登上了月球,发明了智能手机,消灭了天花病毒。当我们把理性应用于世界中的合作时,一个强烈的迹象表明:理性确实离客观真理很近。
理性有效的第三个明证是,即便是否认客观真理可能存在并坚持认为所有断言都只是一种文化叙事的相对主义者,也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确信的观点了。那些声称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文化叙事的人类学家或文学家,还是会让医生用抗生素来治疗他们被感染的孩子,而不是让法师唱疗愈之歌。虽然相对主义常被赋予道德光环,但相对主义者的道德信念取决于他们对客观真理的承诺。奴隶制是一个神话吗?大屠杀只是众多可能的叙事之一吗?气候变化是一种社会建构吗?定义这些事件的痛苦和危险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信以为真的断言是因为逻辑、证据和客观的学术研究而为真吗?而今天,相对主义者也不再那么相对了。
出于同样的原因,在理性与社会正义、任何其他道德事业或政治事业之间不可能有取舍。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始于这样一种信念:某些群体受到压迫,而其他人享有特权。这些都是关于事实的断言,当然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们肯定这些信念是因为理性和证据表明它们是正确的。
而这种追求反过来又被这种信念所引导,即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纠正这些不公正。营造机会均等的环境是否足够?或者,过去的不公正是否让一些群体处于劣势,而这些劣势只能通过补偿性政策来纠正?特定的措施仅仅是一种让人感觉舒服的信号,而不会让被压迫的群体过得更好吗?这些措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吗?社会正义的倡导者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而理性是我们了解任何事情的唯一途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74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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