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 | 同一种标准的慈善发展指数并不适用于全世界
▋建言
如果对于回乡修桥修路、社区好人好事等都视而不见，如果家家不和、关系疏远，户户不济、邻里不睦，即便是组织化慈善再发达，也不是中国慈善的发展目标。
原文：慈善事业发展指数需要立足本国国情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生 王海漪
图片 |网络
如何评价和比较各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全球慈善事业议题之一。世界各地的各类机构发展出各类指标，以期对慈善发展水平做一个横向比较，这也是慈善事业科学化的表现之一。例如，从2009年开始，英国的慈善援助基金会（CAF）委托盖洛普公司对百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每年发布世界各国的捐赠指数。其核心指标共有三个：是否帮助过你不认识的但需要帮助的人；是否向慈善组织捐赠过；是否为一个组织提供过志愿服务。在评价慈善事业发展环境方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发布全球公益慈善环境指数（GPEI），通过运作公益慈善组织的便利性、税收优惠、跨境慈善流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六个因素来评估公益慈善环境。2022年6月，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APS）发布了《好公益指数2022（Doing Good Index）》报告，通过对17个亚洲经济体在政策法规、财税政策、生态系统及政府采购四个方面的评估，以反映慈善事业的环境及发展态势。
慈善活动归根结底是社会活动
慈善事业由慈善活动构成，慈善活动归根结底是社会活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社会活动与当地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而社会关系又厚植于当地的文化沃土之中。现有的国际慈善发展指标在反映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等）慈善事业状况时存在一定的文化偏向，无法全面体现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对慈善活动的影响。具体而言，上述指标无论简单或者复杂，均体现出一种倾向，即认定只有通过慈善组织以及帮助非特定受益人（陌生人）的慈善活动才属于慈善，进而才能反映出当地的慈善事业发展情况，而这与重视社会关系的东方国家的真实情况是有出入的。例如，若以上述英国的世界捐赠指数（World Giving Index）统计，仅仅将帮助陌生人，向慈善机构捐款和（向组织）提供志愿服务算作慈善，不仅中国，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东亚地区的国家，甚至是意大利都是慈善事业不发达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具有文化差异，东亚文化更倾向于通过家庭责任和机构福利满足有需要者的需要，对具有社会关系的个体的帮助则十分慷慨，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以中国为例，公众参与慈善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熟人圈子来展开。人们怀着恻隐之心，自发地通过家庭、社区、或小范围群体行善。这种慈善行为多数不是为了追求官方认可或享受税收减免等激励，而是源于文化传承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实际上，中国公众通过慈善组织捐赠至今仍然并非首选。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抽样的公众捐赠样本（共6786人）中，通过腾讯公益、轻松筹等网络平台捐赠的数量占比50.4%，而通过基金会、慈善会等慈善组织捐赠占比仅为5%，通过民政部等政府部门捐赠的比例为5.5%，通过所在单位捐赠比例为15.3%，直接捐给受助者占比18.3%，其他渠道为5.5%。需要说明的是，2018年，通过20家网络募捐平台的募款总额为31.7亿元，而当年水滴筹和轻松筹两家网络大病个人求助平台的募款总额为超过174亿元，至少占网络募捐的85%以上。网络大病个人求助平台捐赠占总体捐赠的42%以上，而慈善组织的捐赠排在单位捐赠和一对一捐赠之后，仅占所有捐赠人数比例的13%。因此，可粗略估计，2018年，全国通过慈善组织或者是针对陌生人的捐赠与通过非组织化及熟人帮助的比例为1:6左右，尽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慈善的发展，组织化慈善事业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没有出现颠覆性变化。
理性看待慈善捐赠排名
因此，我们当然可以通过上述指标去考察中国慈善事业及其在国际慈善发展进程中的位置，但我们更需要明确这类指标衡量的仅是组织化慈善的规模及环境。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要真正获得大的发展，就需要将传统慈善与西方慈善融合，不能简单地认定现代慈善必须是组织化、专业化的慈善事业，更要推广传统的针对特定受益人的非组织化、非专业的慈善精神和活动。这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做出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如果对于回乡修桥修路、社区好人好事等都视而不见，如果家家不和、关系疏远，户户不济、邻里不睦，即便是组织化慈善再发达，也不是中国慈善的发展目标。
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指数需要立足中国国情，需要将基于社会关系的、针对特定受益人的慈善活动纳入其中，不仅如此，全球慈善也应当考虑这一实际情况，至少不应当排斥。具体而言，第一，在设计指标时不应当排除对于陌生人以外的捐赠和帮助，这是基本原则。第二，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将所有社会关系的捐赠纳入是对赠予与捐赠的混淆，而且在实践中无法实施的质疑，可以将除亲人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其中，通过设定几个宽幅和窄幅指标，以不同层次考察这类慈善行为。第三，对于通过非慈善组织捐赠无法统计的问题，可采取地区试点统计或者纳入全国大型调查等途径，通过抽样的形式获取数据，以对整体情况进行估计。总之，应当理性看待世界慈善捐赠排名，并构建能够真实反映中国慈善事业之特色的指标体系，以指引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9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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