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必然离不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而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则需要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之下发展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为“传播与发展”这一研究课题植入中国特色，注入时代内涵。

首先，发展议题始终是贯穿传播研究的一条主线。溯源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始终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关切。无论是对传播功能发挥机制的探讨，还是对影响传播效果要素的追问，其最终目的共同指向发展。传播事业如何更好地促进发展？其内在机理与协同效应又是怎样的？在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反思之中，西方传播学界给予了大众传播功能论的回应，并作出了强弱效果论、有限效果论的理论推进。中国传播学界也聚焦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传播事业与社会发展、行政力量主导的媒体融合工程、国际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新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与发展议题，开展了实证研究，提炼了实践经验，作出了理论回应。这些研究对于科学认识传播的社会功能和传播与发展的互动逻辑，贡献了来自中国的经验与智慧。这种紧密围绕发展的学科优势和始终关注发展的主体自觉，正是推进传播学研究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底。

其次，在媒介技术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研究之中传播学的身影从未缺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始逐渐渗透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提升生产效能与便捷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对社会结构进行着全方位的改造与重塑。传播研究始终紧紧关注着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深层关联，VR、AR、云计算、算法推荐等新兴技术带来了内容推送更加精确、信息传播更加广泛、传播时效更加迅速、传播场景更加逼真的全新传播格局，并给经贸发展、文化交流、社会交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球村”的设想正在赛博空间中成为现实，元宇宙的全新生态正在重塑社会交往场景。透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媒介景观，传播研究始终关注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能否彰显。从传播学视角对算法推荐技术的批判性审视，发现“信息茧房”的遮蔽效应阻碍了人们认知范围的拓展，也对公共意见的共识达成增加了难度。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满足人们进行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等诉求提供了众多便利。与此同时，银发一族的“数字代沟”则需要通过“数字反哺”来尝试弥合，继而实现“数字化生存”。新兴技术的发展及其衍生效应既不断丰富了社会发展研究议题，又为传播学视野下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和更为丰富的问题资源，对构建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实践探索和理论回应。

最后，在发展研究中探讨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或许是一条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突围路径。一方面，既往研究已经验证大众传播与现代化进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众传播通过宣传动员、文化传承、社会化等功能的发挥，作用于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引起广泛深刻的影响，进而推动社会结构的重组与变革，成为促进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探索和界定传播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呈现和阐释传播系统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互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资源，也将为传播学的知识体系繁荣作出相应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特征的发展实践为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众多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室”。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技术与新发展业态等各种新现象层出不穷，为研究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提供了难得的实验场域与丰富的实证材料，为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概念和标识提供了宝贵机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契机，始终用传播研究的视野观照中国的发展实践，在突破西方发展理论模式局限性的同时，以中国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回应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传播研究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深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研究”（21&ZD320）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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