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陶诗的传播与接受 | 社会科学报

明代

诗学语境中的尊陶与抑陶

明初，遗民在面临君臣大义与夷夏之辨的冲突时，将忠义作为自己的价值选择，他们仿效陶渊明“入宋之作，但书甲子”的撰述方式来表达对朱明政权的排斥。如鲁贞、吴海、丁鹤年等人，朝廷累征不起，入明以后所作诗歌用干支纪年；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和陶诗”的形式表达对蒙元的忠诚，他们的和陶诗大多表现出一股豪放之气、猛烈之志。朱元璋在元末就开始延揽文人，在重道崇理的话语背景之下，明初的诗学出现了重道的倾向，出于对程朱理学的推尊，宋濂、方孝孺等理学名臣在文学上大多阐发文道合一的主张。与此相联系的是， 此期论陶多强调陶渊明对古代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他们大多从儒家积极用世的角度对陶渊明及其诗歌进行赞誉。自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文坛以后，形成了台阁之风，他们多从陶渊明“得性情之正”的角度对陶诗进行阐释，推崇其冲淡和平的风格。“三杨”之后，有李东阳为领袖的茶陵派和陈献章为代表的性气诗派。陈献章从涵养性情的角度对陶诗平淡的一面多有吸收，在诗歌风格上也极力模拟陶诗的自然风韵。李东阳身居高位，但努力打破台阁文学独尊一体的局面，特意拈出“山林气”的“隐逸恬淡之诗”，与台阁诗相呼应，他标举陶诗的“质厚近古”（《怀麓堂诗话》），并指出学陶应从韦应物、柳宗元入手，有指示学陶门径的倾向。在此期陶诗接受方面需要特别提到童冀的和陶诗，他的和陶诗不仅数量多，有前后两集，达一百多首，将朱元璋高压政策之下被迫出仕而又欲归不得的明初文人的遭遇与心绪表露无遗，而且在语言上一任自然，可谓深得陶诗之精髓，在后世和陶诗中别具一格，是此期拟古诗中的佳作。　　

明代中期，文学复古运动此起彼伏，陶诗在此期的接受显得比较复杂。主盟文坛的前七子领袖何景明提出“诗弱于陶”（《与李空同论诗书》）的诗学命题，他们从师法“正体”的立场出发，将题材与风格都有所突破的陶诗看成“变体”，从而在创作上将六朝诗，包括陶诗，摒弃于正体与正宗的范围之外。后七子在对待陶诗的问题上有所改变，如王世贞虽也较为赞同何景明“诗弱于陶”的论点，但又高度评价“陶潜之诗，何其冲然淡宕也”（《彭户部说剑余草序》），提出在诗法上应该“捃拾宜博”（《艺苑卮言》卷一），即把陶诗纳入其取法的对象，这也是针对前七子取法过于严苛而作出的反思与调整。 唐宋派是一个散文流派，但他们对陶诗有很高的评价，一反前七子“诗弱于陶”的论调，极力推举陶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唐顺之说陶渊明“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与茅鹿门主事书》）。但唐宋派有崇道的倾向，他们推崇的是陶诗“平淡冲和”，以及其固穷、安贫乐道的处世思想。明代初期在陶诗文献整理上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明代中期以来，不但陶集刻本增多，而且出现了明代第一个陶诗注本，就是何孟春的陶集注本。何孟春研习陶诗较为深入，所作注文远较李公焕本为详，对于个别问题的注解已经具有集注的性质，代表了当时陶诗学研究的成就，对后来的陶诗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明代后期在陶诗接受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秉持“取法乎上”的方法论原则，提出古诗宗汉魏、近体法盛唐的拟古主张，陶诗的诗学史地位受到挑战，后七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修正，但还是相对忽视陶诗的价值与地位。 公安派作家大多对陶渊明及其诗歌大力表彰，对陶诗的典范意义与审美价值进行了再次体认。公安派秉持“代有文学”的发展观念，反对以时代先后作为判别文学优劣的标准，鲜明地指出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与价值，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突出于六朝之上，这与前后七子对陶诗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比。陶诗成为公安派所推尊的理想典范，着意标举，实际上也是在回答拟古风气笼罩之下文学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即应当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向古代典范学习。 可以说，陶渊明在晚明文学中受到关注与产生较大的影响，跟公安派的推尊是分不开的。

清代

陶诗考、注、评的高峰

清初诗人论陶，多从儒家的角度立论，将陶渊明比作圣贤之徒。而王士禛倡神韵之说，提出五言诗当以陶诗为正宗，又将陶诗推向诗学的高峰。此期陶诗接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众多的陶诗注本，如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詹夔锡《陶诗集注》、吴瞻泰《陶诗汇注》、方熊《陶诗诵说》、马墣《陶诗本义》等，形成了注陶高峰。而陶诗评点也在晚明的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如王夫之、蒋薰、查慎行、何焯等人都曾评点过陶诗。

乾嘉时期是清代所谓的“盛世”，沈德潜作为清代中期重要的诗人，论诗强调“诗教”，提倡“温柔敦厚”，这是与清廷提倡程、朱理学正相适应的。沈德潜论陶以“陶公专用《论语》”“可推圣门弟子”（《古诗源》卷九） 为立足点。此期对陶渊明人格品行的解读也以宣扬其忠为主，如宋莲的《陶诗镜》也将陶渊明与屈原相提并论。 清中叶，尤其是乾嘉考据学兴起后，大量文人加入到考据、著述的行列中，陶诗的研究也自然被纳入他们考证的范围，此期考证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陶渊明世系的问题，一是陶渊明耻事二姓的问题。关于陶渊明世系问题，发端于阎若璩之子阎咏，他辩称陶侃非陶渊明曾祖，陶渊明祖出陶舍，祖是陶茂非陶岱。同意此说的有杭世骏、洪亮吉、方东树；反对此说的则有孙志祖、卢文昭、钱大昕、吴骞，他们都曾著文加以驳斥。至于陶渊明诗文书甲子的问题，此期学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理性，他们大多能从文本的事实进行考证，认为陶集未尝晋所作题年号而宋所作题甲子，如梁玉绳、杭世骏、梁章钜、方东树等。此外，还出现了不少陶诗评注本，如温汝能、孙人龙、周利亲、王大枢、戴二雅等人都曾注陶诗或评陶。可见，此期陶诗文献的问题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他们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与辨析，推动了陶诗学的深入发展。

清代后期，陶诗文献整理方面成就突出，如姜曾、戴煦、章炜、陶澍、曹耀湘都曾注陶集，且此期出现了总结性的成果，这以陶澍的陶诗集注为代表。此期也出现了两部从儒家思想的立场研究陶诗的专著，这就是方宗诚的《陶诗真诠》和钟秀的《陶靖节纪事诗品》。除了综论陶诗的专著，也出现了专门评注陶诗单篇作品的论著，主要有张谐之《陶渊明述酒诗解》、钟德祥《〈述酒〉解》。 随着学术的发展，关于陶诗的一些重要问题已经到了可以进行学术总结的阶段，这也是陶诗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期也出现了不少陶诗评点本，如潘德舆、曾国藩、郑文焯、王闿运等都进行过陶诗评点，而潘德舆是此期陶诗评点的代表人物，他从陶诗评论入手建构自己的诗学观念，潘氏的陶诗评点体现出重视诗歌形式批评的特征，他摆脱了乾嘉学者对于陶诗本事进行考辨的方法，在陶诗评点中十分重视对陶诗字句艺术的鉴赏与篇章布局甚至读法的评论，换言之，他更多关注的是陶渊明诗歌的文学性特征。

晚清诗人在诗学宗法上推尊陶诗的文人以曾国藩、邓辅纶为代表，尤其是邓辅纶的学陶诗有较大的成就。而曾国藩位高权重，其诗学由苏、黄上溯而至于陶渊明，其对陶诗闲适平淡风格向往的背后寄寓了其修身齐家的人生哲学。作为汉魏六朝派代表的王闿运，虽然作诗尊六朝，但他重文采，不满于陶诗的质直与枯淡。陶集的刊刻方面，不仅刻本增多，而且出现了蓝印本、三色甚至四色套印本，在陶集刊刻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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