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赛博朋克到非洲未来主义 | 社会科学报

赛博朋克：一种被高度重视的认知手段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新生代的科幻作家尝试重新想象和重塑科幻的更多可能，并自称为赛博朋克。他们的宣言提到：他们试图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文学科幻小说的模式，来去除许多累积在流行杂志之上的东西，实现超越。以下是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在《镜影：赛博朋克选集》（Mirrorshades: The Cyberpunk Anthology）中的观点：

就像朋克音乐一样，赛博朋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回归。赛博朋克们也许不仅是第一代在科幻的文学传统中成长的科幻作家，还是第一代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科幻世界中的科幻作家。对于他们来说，经典的“硬科幻”推演逻辑和技术素养不仅是一种文学工具，更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帮助。它们是一种被高度重视的认知手段。

因此，科幻小说被视为一种理解快速变化的世界的核心素养和信心。赛博朋克运动涌现出一些关键作品：《镜影：赛博朋克选集》、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一本真正将赛博朋克推向舞台中央的小说，以及派特·卡迪根（Pat Cadigan）的《心灵操纵者》（Mindplayers），这些书籍的封面有一个共同点：利用金属和霓虹色的混合营造出赛博朋克的感觉。

视觉和音乐美学被认为与赛博朋克运动密切相关。布鲁斯·斯特林在《镜影：赛博朋克选集》中谈道：

赛博朋克们自身就是混合物，他们对中间地带（interzone）充满了兴趣：用威廉·吉布森的话来说，在这个地带中“街道找到了自身的独特用途”。经典工业制品喷漆罐造就的充满激情的、不可抑制的街头涂鸦；家用打印机和复印机的颠覆性潜力；搓碟音乐（Scratch music），来自贫民区的创造者将图像本身变成了一种乐器，并将放克（funk）与巴勒斯（Burroughs）的剪贴法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典型的80年代音乐。

中间地带即城市无人区之间的空间，作为赛博朋克小说的背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成为了亚文化挪用的空间。创作者阅读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和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著作，并将这些思想应用到未来；他们描述了从母文化中借鉴的潜在思想、理论和亚文化；他们改变象征、创造区分和差异，并与（其他文化的）吸纳、边缘化和群体歇斯底里作斗争。作为一种亚文化的生存斗争是贯穿这些书籍的核心主题，而这恰恰是伯明翰的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题。

在电影方面，《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塑造了这一代赛博朋克作家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赛博朋克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视觉艺术试图表达人类与机器融合的方式，以及人类与机器的融合带来的迷恋、愉悦、痛苦与艺术。这些作品既美丽又令人恐惧，因为它们捕捉到了人类世界变得越来越机械化的矛盾情感。

蒸汽朋克：对当代美学的反抗

蒸汽朋克的核心前提是：“如果维多利亚时代的技术世界突然拥有了数字能力会怎样”，或者“如果数字革命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或80年代会怎样”，这是开始的前提，但实际上蒸汽朋克始于一场创客运动。人们想要用自己的双手、使用有趣的材料制造一些有趣的东西。它是自下而上生成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粉丝群体的出现先于相关文本的出现。粉丝创造了蒸汽朋克，并创造了一个市场，科幻作家和媒体制作人生产的东西才被填入其中。在这一过程中，对蒸汽朋克的需求突然迅速提高。

《差分机》（Difference Engine）和《钻石年代》（The Diamond Age）是两本开始勾勒蒸汽朋克科幻小说样貌的书。我很赞同瑞贝卡·奥尼恩（Rebecca Onion）在关于蒸汽朋克的文章中所写的观点。她写道：

蒸汽朋克意识形态崇尚草、铜、木头、皮革和纸板，这些都是过去的年代的建筑材料。蒸汽朋克痴迷于齿轮、弹簧、链轮、轮子和液压运动。他们喜欢看到蒸汽动力技术运行时产生的蒸汽云团的景象。许多参与这种亚文化的人将阅读、构建和撰写蒸汽技术视为一种高度解放的反文化实践（因此，加入了“朋克”一词）。这些曾经被人们所唾弃的技术如何作为新乌托邦的景观重返文化词典的？

她认为蒸汽朋克是一系列物质实践和关于如何组成技术的物理选择。布莱恩·大卫·约翰逊（Brian David Johnson）曾对蒸汽朋克社群进行了一项研究。他的基本观点是，蒸汽朋克是对“苹果美学”（“Apple aesthetic”）（例如，闪亮的金属、在黑暗房间中使用的白色和黑色的技术、这种技术的永久性、所有那些塑料手机壳的可抛性）的一种反应。蒸汽朋克美学重视珍贵的材料、定制化的物品，以及技术的美感。但从约翰逊的角度来看，蒸汽朋克未来愿景的具体内容并不如对当前技术外观的反映重要。它更多是一种反映性的举动，体现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中，诸如蒸汽朋克的电影中《童梦失魂夜》（City of Lost Children）、《蒸汽男孩》（Steam Boy）。蒸汽朋克也是所谓复古未来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所有蒸汽朋克媒体都在触及人们对当代技术的不满情绪。

蒸汽朋克无疑已经传播到了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当蒸汽朋克传入中国时，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种幻想，毕竟维多利亚时代对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发生在鸦片战争期间和英国殖民地的故事的确对植根于蒸汽朋克内核中的传统白人幻想发起了挑战，并通过蒸汽朋克科幻小说向人们讲述了有关殖民化、剥削和攫取的故事。因此，蒸汽朋克也成为了一种辩论和批判英帝国遗产的载体，同时为其他声音（如中国、日本、印度和非洲的声音）回应蒸汽朋克最初代表的科幻小说中的主流幻想提供了机会。这是一种对蒸汽朋克核心思想的反运动。

太阳朋克：重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太阳朋克是一个相较而言不太知名的新兴运动，源于直面环境破坏的愿景，我们如何构想一个能够与自然世界发展出更可持续关系的后环境的、末世的世界？哪些技术可以帮助人类减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因此，太阳朋克是由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艺术家共同创造而成。

太阳朋克的美学将实用与美丽、精心设计，与绿色丰茂、明亮多彩，与朴实坚固融合在一起。它设想了未来主义的建筑和新型的城市空间，特别注重使用郁郁葱葱的绿色、鹦鹉和鸟类羽毛上的明亮色彩等，以创造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可持续的未来愿景。与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相比，太阳朋克是一个更为乐观的运动，它代表了一种突破、一种新型的科幻小说，其核心是乌托邦而非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是一种文学批评，而乌托邦是一种倡导和干预的文学。我认为，批判作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是有用的，作为目的的批判本身则是没有用的。批判研究只给我们带来了没有倡议的反乌托邦。如果想改变世界，我们需要乌托邦。史蒂芬·邓肯（Stephen Duncan）指出，乌托邦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作为一种发起辩论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所有人都知道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引导我们提出新问题，并更新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乌托邦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活在可能实现的最好的世界中，而是一种对更好的世界的愿景。我们只有能够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才能够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

太阳朋克试图将我们从对赛博朋克的批评转变为一种倡导和干预的立场，帮助我们迈向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太阳朋克是一个运动，尤其在小说、艺术、时尚和行动主义领域。它试图回答并凸显一个问题，即一种可持续的文明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运动，也是一种社会变革的模式。它被认为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行动主义，其特征是从被提取的技术破坏景观中自我恢复，并重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总之，太阳朋克是一种对未来的愿景、一种深思熟虑的挑战，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系列可实现的提议。我们再次看到，时尚成为了其中的一种载体。以植物为基础的意象、绿色的意象、使用传统材料和来自大自然的新型材料，共同构成了与合成材料相对立的植物时尚。所有这些都以某种方式成为了太阳朋克运动的一部分。比如，宫崎骏（Miyazaki）的电影，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的作品中环境和植物包围人类角色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所构建的植物世界与人类-动物世界对于故事而言是同等重要的。人们在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中看到了他们隐含的环境政治主张。我认为《流浪地球》（Wandering Earth）的核心也是一种太阳朋克叙事，探讨了环境变化以及地球如何生存下来的故事，全球合作将带来与能源、技术和地球的不同关系。

非洲未来主义：一种赋权方式

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可能是过去几年以来最富创造力的科幻运动，非洲作家和非裔美国作家已经开始作为科幻的核心声音崭露头角。近年来，雨果奖（Hugo Awards）已经被中国作家获得，也被许多来到美国出版科幻小说的尼日利亚女性获得。非白人的观点已成为科幻中的主导声音。这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响。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的美学元素，以及当代非洲艺术通过多种媒介涌入当代科幻、小说和艺术中。

《黑豹》（Black Panther）是非洲未来主义美学兴起的一个分水岭。好莱坞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这部具有泛非洲美学的电影明确地表达了反殖民主义政治，并再现了人们在荧幕上从未见过的另类非洲形象，即一个从未被殖民过的、高科技而非低科技的非洲，在这里部落之间并没有相互对立，而是找到了和平化解分歧、共同合作的道路。它描绘了一个结合了父系文化和母系文化元素的非洲社会，在这里既有由强大的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又有准备成为全球强国的国家。非洲未来主义作家已经意识到，科幻喜剧是与年轻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谈论种族和权力的重要工具，以及人们如何通过像《黑豹》这样的科幻作品建构赋权幻想。

作为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批评家格蕾丝·迪伦（Grace Dylan）表示，由于地球上有这么多不同的部落和民族试图在未来的设想中为自己争取到一席之地，利用未来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在某种程度上，《阿凡达》（Avatar）就是原住民未来主义的一种化身。而《夜袭者》（Night Raiders）是原住民未来主义中更为独立的电影，它讲述了在一个未来社会，极权政府带走了原住民的孩子，并训练这些孩子们对抗他们的父母的故事。这是一种以反乌托邦模式思考历史的方式。原住民艺术家们从科幻、小说、电影和电视中获取意象，并用它们来支撑自己的故事来思考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以及如果他们的文化适应了未来的环境将会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将新兴与传统、古老与未来融合在一起的方式，这正是原住民未来主义力图实现的目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拓展阅读

万象 | 赛博朋克：人与人工智能的区别或许正在于此

让时尚传播与青年文化正向关联 | 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