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短视频摆拍，能还是不能？

摆拍与造假挂钩并引起普遍关注源于新闻摄影。人们普遍认为摆拍有违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对之多有批判和反思。美国学者Kiku Adatto把政治领域中影像的摆拍以及对摆拍的揭露看作不同社会力量对图像控制权的争夺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博弈，其本质也和虚假性有关。艺术领域对摆拍却抱持相对宽容的态度。短视频摆拍内容涉及生活体验、游戏娱乐、创意表达、营销谋利和时政新闻等诸多类型。尽管我们承认摆拍应有边界，但就像欧盟《数字服务法》所强调的那样，对网络信息内容的限制必须“谨慎、客观和适度”，并“适当考虑所有各方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如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多元化等”，将短视频摆拍一律视为造假或因其虚构性就加以限制或禁止，显然不合理。网络信息内容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中关于“不得制作、传播虚假信息”或“不得造谣”的规定往往附随“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结果。也就是说，虚假信息的违法性通常在于其引起了某种法律不允许的后果。因此，对短视频摆拍不但应分类治理，对于其中涉及造假的部分，还需要审视其是否造成了法律不欲的后果，再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规制。

不同于那些明确具备违法要素或一眼假的摆拍，生活中引起争议的短视频摆拍表面上看往往是合规的，具有很强的伪装性和迷惑性，或针对当下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焦点或痛点问题，或利用人性情感的共性和弱点，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共鸣、转发和传播。这对网络信息内容的违法性审核与判定机制提出了极大挑战。对于明显违法的内容，事前审核就可以发现并确定其违法性。但对于一些违法性不明显的短视频摆拍，如果不经过独立评估或深入调查就无法确定其违法，那么事前和事中的违法性发现与判定就比较困难，直到短视频摆拍引发某种社会后果的产生（如社会情绪反弹、社会舆论负面评价等），违法性的发现和判定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

同时，对于短视频摆拍的违法性认定还面临如何确认法律规制依据的问题。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大多采用列举法来明确法律禁止的违法性信息内容。但直接针对短视频摆拍的法律条文并不多。一些非虚假类型，又让社会公众感到极度不适的短视频摆拍（如在牺牲的消防队员家门口摆拍）是否违法、如何违法，基本找不到对应的法律条文。仅有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制定《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第四章“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第九条第二项规定了“在涉及真实人物生活讲述与调解等节目中，坚持真实原则，不得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人为设置虚假、离奇故事情节，摆拍经过事先设计的对话，制造假故事、假新闻，愚弄受众”。但能否根据这一规定就认定上述短视频摆拍不法呢？我们并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因为，根据该通则罚则部分的表述，这一规定仅是协会内部的惩罚依据，至于涉事的摆拍短视频是否违法违规，需要“报告主管部门依法依规予以查处”，认定行为不法与否、如何不法的认定标准依然需要回到上面提到的那些法律法规。有人可能主张可以适用相关法律法规的兜底条款，但兜底条款用语大都模糊笼统，如何确保兜底条款的解释具有同一性？依据这些模糊的兜底条款进行审核的人员如何把握审核标准的统一性，从而避免审核结果的人为差异？

这就要求我们在规范上述类型短视频摆拍失范治理问题时采用一种更加谨慎和理性的态度。这既需要政府在规范网络信息内容安全与秩序的同时兼顾媒体多元化及表达自由，又需要信息受众的合力参与。这种合力不仅体现在受众有权依据法律法规进行投诉和举报，政府与受众更应进行在“互联网+自媒体+后真相”时代如何识别网络虚假不良信息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在试图通过法律划定短视频摆拍是与非边界之余，面对长期、复杂的信息安全保护问题，政府和受众在信息内容方面的教育和自我教育也许具有补充性且更持久的作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71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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