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古实证回应中华文明史重大命题 | 社会科学报

通过这些文物，我们能够看到崧泽和良渚文化的繁荣景象。展品中有代表崧泽文化的人首陶瓶，器物造型奇特、生动古朴，可能与当时祭丰收、求甘雨、降生灵等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有关；有凌家滩遗址石猪，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最大和最重的人工雕刻猪；有良渚王的“三大神器”——“琮王”“钺王”和玉权杖；还有迄今发现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精品——透雕玉人首形饰，由上方的鸟、中间的兽、下方戴羽毛头冠的人三部分组成；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象牙权杖，则是珍贵的有机质文物，表面装饰的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重要玉器上的典型纹饰；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有神人兽面纹玉琮、神人兽面纹瑁镦组合玉钺。这两组文物是目前所发现的良渚文明中等级最高、体量最大、最精美的玉器，体现5000多年前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和社会信仰的认同。

石猪（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

玉琮是良渚人创造的玉礼器，有多种用途，可能主要用于祭祀、佩戴、器作等。被称为“琮王”的这件玉琮，1986年于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出土。整件文物为透闪石玉，上刻有完整的神人兽面纹，是迄今为止体量最大、雕琢最精美的玉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向明表示，“琮王”反映了良渚的宇宙观，其造型体现了四面八方的宇宙空间观念。琮是有轴心的，可以转动，上面所刻画的神像是太阳神，也是创世神。把神的形象浓缩在“琮王”上，反映了早期文明中的“天人合一”观念。这也以实物说明了，以良渚文明为代表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代世界观的先行者。

当然，这样的宇宙观不是在良渚时期一蹴而就的，在“大崧泽”时代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凌家滩。能够支撑这样复杂且有体系的宇宙观的，则是当时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考古证据显示，稻作农业在良渚时期已经非常发达了。方向明研究员认为，稻作文明体现了早期人类善待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同时，由于大规模的稻田作业，需要一系列复杂的稻田系统，这就需要可持续性的集体劳动。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知和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对江南和中华文明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展览专辟玉器板块，也表明玉器文化在崧泽和良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根据《国语·楚语》中记载，观射父曾与楚王谈论信仰和祭祀礼仪，指“玉帛为二精”。孔子也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两者都明确指出玉帛在古礼信仰体系中的不可或缺作用。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叶舒宪表示，江南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总格局中具有非凡意义。在距今五千年之际，玉文化的发展率先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体系化、规模化，以璧琮璜钺为组合特色的玉礼器体系，随后从长三角传播到各地，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覆盖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奠定夏商周三代的王权象征基础，开启华夏王朝历朝历代尊礼崇玉传统之先河。

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新路

2004年，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工程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经过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研究，我们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

玉琮（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以“满天星斗”一词，来描述华夏文明诞生之前各地方文化全面开花的局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教授、龙山文化研究会会长栾丰实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发展态势，在各主要地区形成不同的区系类型。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是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着重探讨的地区。三大流域中至少有五个地区相对独立发展出原始文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和西辽河流域。这几个区域都经历了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文化演进过程，其中包括从原始到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些不同的区系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分别与临近区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崧泽和良渚文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本次展览选择的崧泽和良渚文化两个阶段，是环太湖地区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展览所展示的环太湖地区文明社会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是得到国内外学者认同的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实证。

从早期南北方文化交流来看，黄淮下游海岱地区与崧泽、良渚文化时代相当的是大汶口文化。而龙山文化所对应的是良渚之后的广富林文化，距今年代为4000年前后。总体上讲，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接受的南方文化因素更多一些，如良渚的建城技术、稻作、玉器、石器、陶器等，均对大汶口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栾丰实教授指出，早期中华文明的发生与演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理论上支持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国、王国和帝国。古国的发展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5300年，崧泽文化属于这一阶段；第二阶段为距今5300—4300年，良渚文化属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距今4300—3800年，主要有中原和东方的龙山文化。而距今3800以后则进入了二里头时代。从历史发展来讲，龙山文化之后接续的是夏代。我们认为，在中国的远古文明里，夏商周三代是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的时期，也是走向秦汉大一统的过渡时期。而在这之前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以史前文化为基础的发展阶段，其最后一个鼎盛期就是龙山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不断地向周边扩散，而周边又一直在向中原汇聚。扩散和汇聚使得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共性不断加强，最终形成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化。

鹿钺纹陶尊（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此次展览是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重大理论的积极呼应，明晰地回答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五千多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就已创造出比肩世界的辉煌文明，建立了东亚最早的区域性国家，并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云馆员认为，从崧泽到良渚的区域文明社会的考古发现突破了传统西方判断文明定义的标准，为认识文明、判断文明标准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只有认清中华文明的来路，方能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获得文化自信。这也是博物馆人的使命担当所在，在厚重而深刻的历史中把握发展规律，带领观众找寻属于自己的中国答案。

史前期各地方文化多元共生的格局，反映了中原中心的华夏王权国家格局是如何孕育出来的。在这方面的探索还远未停止。正如叶舒宪教授强调，在这个巨大的文化时空变化过程中，领先一步的良渚文化所发挥的引领和辐射作用还有很多学术空缺点，需要学者们打开思路去逐步填补。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3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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