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民主为本，史学为用 | 社会科学报
梁启超诞辰150周年
梁启超在学术经世的过程中才逐步开辟出“新史学”的道路，同时也为民主思想的传播找到一件强有力的史学外衣。
原文 ：《梁启超：民主为本，史学为用》
作者 |湘潭大学 谢辉元
图片 |网络
在近世思想史中，梁启超以民主思想的启蒙者和“新史学”的开拓者著称，有关成就也曾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不过在学科分立视野下，其“民主”追求与“史学”著论间的勾连有所淡化，实则作为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引路人，梁启超在学术经世的过程中才逐步开辟出“新史学”的道路，同时也为民主思想的传播找到一件强有力的史学外衣。其行事，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为本，史学为用”的路径。
托古
一个半世纪以前，即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的一个士绅家庭。与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出路一样，梁启超的少年时代基本是在科考与帖括之学中度过的。在阮元所办的学海堂学习过程中，他又对汉学考据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经历较好地奠定了梁氏的旧学基础。在科举之途上，梁启超走得也异常顺利，年仅16岁就已经中举。
但在1890年，他的命运迎来了转折。在赴京会试不第后的回程中，他接触到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西学书籍，同年又结识了康有为并为之折服，遂执业为弟子。这两件事开阔了梁氏眼界，并逐步把他带到了改革维新的前沿。这时期的康有为是改革的先锋，曾上书光绪言变法事，正积极完善、传播自己的变法主张，所教“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于康执教的万木草堂学习，究心天下大势和史地西学，并协助康氏编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变法名著。甲午之役后，梁启超倡导公车上书，嗣后辗转京沪湘等地宣传变法思想，并最终参与了百日维新。
通观梁氏这时期的思想主张，颇好托古以言民主事，实际是受康有为影响，欲借春秋公羊学为立宪变法寻找理论依据。他撰《变法通议》，言变法为天下之公理公器；撰《古议院考》，称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撰《西学书目表》，称三代以下“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而“西政合于中国古世者多矣”；撰《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以“张三世”之义解古今政制更迭，称民政为“太平世之政”……梁启超征引古今中西旧事以“申民权”，是希冀在中国这样重视传统的国度里，以历史经验的形式为现代民主提供合理的外衣。其论敌叶德辉评价他“隐持民主之说煽惑人心，而犹必托于孔孟”，所言恰道出了梁氏“托古”之旨。
立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继续追随康有为宣传保皇、立宪主张。而随着他对西学更高程度的接触，对现代民权和文明的理解更为深刻，“思想为之一变”，逐步脱离康有为思想之樊笼。同时，辛丑之役后民族危机日深，清廷开始推行“新政”，梁启超创《新民丛报》，推广自己的新主张，极力宣扬自由、民权、新民、宪政等思想。这是梁氏的民主思想全面展开的时期，他对现代民主的一些基本理念、原则和制度的阐解，如同思想界的旋风，极大地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政治观念。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抓手，便是掀起了“新史学”运动。
“新史学”运动以1901年《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新史学》的发表为标志，梁氏在其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号召创建“新史学”，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梁氏之倡“新史学”，既是要“提倡民族主义”，让国民懂得古今人群进化之理，使同胞强立于优胜劣败之世界，也是要启民智，“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梁氏不再汲汲于“保皇”救国，而着意于“新民”救国，“新史学”配合其“新民说”，被视为救国的重要手段。
然而，“新民”意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国民，“新史学”为“启民智”“益民智”，构建了怎样的历史意象呢？首先，基于文明演进，梁氏建构了世界文明进化与竞争的历史，强调民主制度是“天下之公理”，人群进化的最后阶段是“全群之人共起而执回政权，名为文明自由时代”。其《自由书》《中国史叙论》《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等便属意于此。其次，基于种族演进，梁氏建构了“中华民族说”，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而成”。在《中国史叙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及后来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文中，梁氏逐步提出并完善了这种认识。再次，基于政体演进，梁氏建构起“古代中国专制说”，认为“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万事不进，而惟于专制政治进焉，国民之程度可想矣”。其《草茅危言》《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等对此有明确体现。最后，基于史学演进，梁氏建构起“君史”与“民史”的对立，认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现代新史学则应“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这种认识在维新运动时期就已初步提出，到“新史学”运动中走向系统。要之，梁启超以近代进化论替代公羊“三世”进化说，建构起一套关于民主的历史叙事，希望借此新民。
徘徊
1903年，梁启超受保皇会邀请赴美游历，这对其思想产生较大影响。梁氏自流亡日本后，时常流露“共和”“革命”思想，受到康有为等师友的反对。同时，因坚持君主立宪主张，梁启超与革命党人爆发了长达数年的论战。尤其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的斗争愈趋激烈，更使得梁氏畏惧于暴力革命一途。梁氏思想转趋保守，最激烈处甚至以民智未开为由，鼓吹开明专制，强调：“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虽然他声明该论与立宪主义不相矛盾，且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准，为立宪之过渡，但应者寥寥。梁氏后来也承认它是有所激而言的极端说法。同样在1905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这使得他看到了曙光，他由是于1907年组织政闻社，积极推行政党政治，宣传宪政思想。无奈清廷之立宪并非真心，梁氏之热望只是错付罢了。这样，迁延不决的清末立宪、愈演愈烈的革命洪流、软弱摇摆的改良立场，共同造就了梁氏思想的徘徊局面。
梁启超在这时期同样惯引史事论证立宪政治。在《开明专制论》中，他考察中外历史上有关开明专制的思想与前例，指出“中外诸国皆有行之者”“类多能得良结果”。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他强调“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在《中国国债史》《中国古代币材考》《王荆公》《英国政界剧争记》等文中，他探讨国民生计与政制建设，希望借此为政治改良提供鉴戒。这诸多史学著述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存在保守倾向，但普及了宪政知识和国民思想，在学术思想上则渗透进化观点和现代方法，纵显稚嫩，但涉及经济史、法制史、宪政史、革命史等新领域，从而为“新史学”的开拓作了积极探索。
稽古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一度继续提倡君主立宪，嗣后才顺应形势，重新选择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民初政坛，梁启超是个活跃人物，他先后在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筹组民主党和进步党。袁世凯复辟帝制，他组织护国运动讨伐之。段祺瑞执政，他以研究系政党魁首的身份位居要职。然而军阀的野心远不是书生气的梁启超所能称量的，梁启超的立宪理想终究难以实现，其政治“迷梦”也在护法运动后走向终结。1918年，自感不适合从政的梁启超赴欧洲考察，惊诧于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动摇了对科学和进步的信仰，转而回归传统文化，醉心稽古，走向了玄学。梁氏晚年致力学术和教育事业，1929年在北京病逝，由此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民国初年，梁启超主要精力扑在政党政治上，但也曾作《欧洲战役史论》支持其“一战”参战主张。退出政坛后，他在史学上有了更多的专精之作，致力于构建中国历史研究的体系，其旨还在发扬传统文化，融通中西文明。他以《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梳理近古以来的学术史，以《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建构新的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以《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挖掘传统思想遗泽，以未竟全功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总结中国历史与文化、提振民族信心。这些研究形似不问政治，但实际只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去考量民主政治罢了。他是在厌倦民初议会政治、目睹西方文明积弊后，希望从国民思想改造和文化救世的角度出发，以融通中西、返本开新的方式寻求超越。
梁启超一生志在救国，希冀中国走上民主道路。为此，他以史经世，从中外历史中寻找到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为推进民主启蒙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撑。从托古开始，他在史学道路上也越走越远，到晚年完成向史学家的回归，由此也带动了“新史学”的前行。这是其学问路径使然。在政治与学术的纠结中，梁启超最终可算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7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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