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 | 新文科，提供了一种世界的统一理解图景

然而，哲学的这种统一图景在现代哲学中遭到了冲击和瓦解，绝对观念论的思想体系受到了严重质疑和挑战。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现代哲学重新尝试以科学研究为模本改造哲学，并完成了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但这一转向的后果之一，则是哲学研究逐渐演变为一种科学的事业，哲学似乎正在失去传统的理解世界统一性的学科地位。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现象学，它们都各持一种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试图用分析或描述的方式说明外部世界的变化和意识活动的构成。这就导致哲学学科更为靠近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蒯因提出的“认识论是心理学的一部分”的观念，已经成为当代物理主义研究的主要口号。不过，这种哲学科学化的倾向也受到许多哲学家的严厉批评，特别是来自现象学和诠释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对英美分析哲学的批判态度，构成了两种哲学传统分野的重要标志，同时，分析哲学内部对“语言转向”的质疑之声也此起彼伏。这些都为当代哲学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新的机遇。这一机遇就是“新文科”（New Humanities）概念的提出。

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重视文理交叉，这被称为“新文科”的教育理念。这个理念的最初动因是运用现代技术在哲学、文学、历史以及其他传统人文科学之中，试图在现代科学盛行的时代保持传统文科的历史地位并赋予它们时代特征。“新文科”理念在中国得以全面盛行，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理念完全符合中国当代教育的发展要求，也完全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基本追求。2019年我国开始实施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更是把“新文科”建设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任务的关键在于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而这正是当代哲学正在完成的主要工作。在这种意义上，新文科建设与当代哲学研究之间就有了更为密切的理论和实践关联。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 卢德平

新文科的“跨学科”不单纯是学科发展问题

作为探索问题的一种视角和方法，“跨学科”一直面临着支持和质疑两种声音，但两种声音都存在根本性的学术偏颇。厘清“跨学科”的含义，不但有利于匡正这类学术认知的偏差，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新文科建设所谓“跨学科”命题的功能和内涵。

其实，学科的发展与“跨学科”是一个可以统一的命题。任何一个学科总是从与人或物相关的基础问题研究开始的，后续研究将学科的基础问题引向深入，但也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学科关联的现象层面。这种转向更好地实现了知识的社会分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知识探究，对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从系统和生态的角度看，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各种现象之间都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对这些现象产生各种各样的兴趣，关注的人群相互诉求信息沟通，学术主体产生跨界好奇心，这些因素都构成了“跨学科”研究的现象界条件。可以说，“跨学科”研究存在现象学意义上的依据。

但是，仅仅从现象的关联上看待“跨学科”，或基于七彩生态的现象去提倡“跨学科”行动，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现象的联系本身提出了探究其背后规律性脉络的学术要求，而这一任务无法通过现象的嫁接来完成；（2）仅仅局限于对现象本身的思考，试图用甲现象来解释乙现象，而不从规律本身来探究，就创造不了知识，相反会产生观点的偏颇和争执；（3）就学科发展而言，单纯现象层面的汇通，会在营造繁荣景象的同时模糊研究的问题，使以史论法为要义的学科界定失去价值，在表面的七彩现象下难以看到学科的实质性发展。

可以看出，“跨学科”需要和学科的实质性发展统一起来。学科的发展，其根本要义是创新，但任何创新都不能脱离对学科基础问题的研究。基础问题是学术的本源，也是需要不断回溯、永远挖掘的学术矿场。学术创新需要予以学术定位，判定这种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其坐标就是学科的基础问题，而围绕基础问题形成的学科又是学术定位的重要准绳。一门学科和另一门学科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通过学科的边际特征确定的，更重要的是由围绕相关基础问题形成的对象、性质、关系确定的。一门学科的研究可以给另一门学科提供思维方法的启发，但研究的价值还是要归拢到具体的一门学科本身。这就说明，“跨学科”和学科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明确而言，“跨学科”是要从其他学科寻找破解本学科重大基础问题的钥匙。

学科的发展需要进行研究框架的变革，每一次变革的价值都体现为在基础问题上寻找到一把新的钥匙，但学科发展的惯性，以及学科自身向现象界的上浮又对学科的框架性变革产生阻碍。“跨学科”就是求助“他者”学科，从新的镜像中看待自己的真容。事实上，一定的学科发展周期越长，大量的研究成果越是表现为同一框架下的修补性探索，难以产生认知的启发和方法论的价值。“跨学科”就是要树立学科的“他者”意识，从另外一个学科来看待本学科的发展。从另外一个学科的规律性视角，而非从现象组合的技艺来看待本学科基础问题的新开拓、新延伸、新价值、新意义。这就说明，看待学科的发展，需要从现象层穿行学科的纵深层，认识到学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立体的系统关系，学科谱系是一种纵向和横向交织的生态系统。“跨学科”要求系统化的学科思维。

这种系统的学科思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文理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我们认真梳理文科各学科是如何形成知识架构，造就认知系统，指引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新文科的“跨学科”问题，不单纯是学科发展问题，而且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求问题。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国际传播的理论重构和政策优化”（16JJD740005）]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喻国明

传播革命、社会转型与新文科建设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时代向数字文明时代过渡的深刻转型期，期间充斥着熊彼特所谓的“断裂式发展”和“破坏式创新”。而最新出现的元宇宙与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共同特点是越来越以系统化的方式和生态级意义上的重构在破坏旧世界、建构一个全新的世界。所有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正在借由AGI呈现出彼此协同与融合的趋势，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系统性展开的标志。所谓“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是我们当下对于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顿悟。因此，在一个时代发生重大转型的时刻，解决“在哪儿做”和“做什么”的战略问题要比解决“如何做”这样的战术问题更为重要。

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操作系统”

以ChatGPT为例，它是基于语言大模型的生成型、预训练的人工智能，具有去边界、生成式，以及场景性、交互性和参与性等显著的特征。ChatGPT作为一项划时代的智能互联技术，其突破点在于，以无界的方式全面融入人类实践领域（通用性），以深度学习的方式不断为文本的生成注入“以人为本”的关系要素，进而提升了文本表达的结构价值。

从ChatGPT3.5到GPT4，再到其作为自由插件的普及化，AGI正在迅速跨越对于语义世界的整合与价值输出，迅速成为对于人类实践全领域、全要素整合的促进者、设计者与运维者，成为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操作系统”。

而AI平台型媒体与已有的社交平台、算法平台的不同就在于，社交平台及算法平台以其开放性、多元性和普适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功能可供性；而AI平台型媒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价值连接为特征的通用型价值可供性，留给价值媒介的作用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促使价值媒介向着高场景度下人们需要的深层次满足而向着更为垂直和专业的方向深度挖掘。

从古到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属于精英主导型的。而AGI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颠覆在于增强人类的平等性，清除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打破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壁垒，为作为技术小白和外行的普通人实现了能力的巨大增强（论文、翻译、编程等）。

AGI突破了资源使用与整合上的能力局限，使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以一种社会平均线之上的语义表达及资源动员能力进行社会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对话。这便令普罗大众能够跨越“能力沟”的障碍，有效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来激活和调动海量的外部资源，形成强大、丰富的社会表达和价值创造能力——这是社会又一次在数字化、智能化加持下的重大启蒙（社会活力的重启）。

传播学的新文科建设

毫无疑问，首先，在AGI的浪潮席卷下，传播机制发生革命。普罗大众在内容创新、知识表达、参与对话中拥有更多平等机会和权利。这将引发传播领域的“换轨”革命：“元点迁移”下微粒化社会传播模式的改造、传播机制的重构、传播重心及指向都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认知格局的打开将成为未来传播的重点）。

其次，体验时代即将到来。XR技术的普及与3D全息场景的普遍化引发传播逻辑中从认知时代的“第三人称范式”向着“第一人称认知范式”的转换，这便是传播场景的转换。

再次，构造传播的核心逻辑进一步“算法化”。在算力、算法和大数据可以覆盖的绝大多数传播的构造中，人们对于专业经验的倚重和信赖将让位于更加实时、更加精准、更加全面、更加可靠和更加结构化的智能算法，并透过传播的所有层面和要素的整合，成为传播发展与运作中的关键引擎。

最后，游戏是承担未来传播的“升维媒介”，也是未来社会实践的主平台，因为游戏具有如下突出的作为“升维”媒介的特点：它是“知行合一”的新型媒介；它是无缝连接虚拟与现实的媒介形态；它是与未来社会的“圈层化”组织形态最为契合的“岛”式媒介；它是提升人们社会探索可能的“预演式媒介”（具有上帝视角的媒介形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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