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话语系统不可以“疯狂”一言以蔽之 | 社会科学报
▋对话
尽管“饭圈”“粉丝”常被贴上“疯狂”“不理智”的标签，然而，随着中国传统经济模式转型与网络媒介的泛化，“粉丝经济”还是应运而生。日前，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邀请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亨利·詹金斯，围绕“粉丝经济与现代媒介、创意和文化”的主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跨学科圆桌对谈。本报择要编发，以飨读者。
原文：“以工匠为基础的文化生产模式”
作者 | 亨利·詹金斯 等
图片 |网络
关于中国偶像文化的细节和知识
亨利·詹金斯（南加州大学安能伯格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此次上海之行，无论是在学术讲座还是在日常交流中，与我交谈过的听众很多，他们很理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很高兴能够通过交流弥合一些分歧，而这些分歧和误解塑造了我们的国家关系。
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其粉丝经济正处于全球影响和国家影响之间、传统和变革之间，其中存在一些紧张关系。我参加了不少当地的粉丝活动，从中了解了很多关于中国偶像文化的细节和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粉丝对当地经济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他们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花了多少钱购买相关产品，这体现了一种超消费主义文化的趋势，在某些方面这与中国的新消费经济有关。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体现了粉丝和其所处的经济情况与制度之间的协商。在美国，粉丝对媒体行业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其中，不可以从你的粉丝那里获利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准则，这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回应。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粉丝文化导致了性别身份认知的变化。很多年轻女性在为社会地位而努力。她们想与什么形式的性别表达联系起来呢？在一个女性占多数的城市里，作为一个女人又意味着什么？韩国女团（G）I-DLE的歌曲“假小子”在上海拥有众多粉丝。在这首歌的MV里面，女团成员的穿着美丽而性感，然而，这首歌曲却更多是在质疑男性，质疑对女性身体的消费，质疑女性是否应该有性别。这首歌是对社会性别偏向的一种回避。因此，粉丝们一方面通过精心的打扮来展现极度的女性气质，另一方面又拒绝拥抱这一传统的女性身份与形象。这意味着中国的粉丝们可以表达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我还看到了中国粉丝文化中的民族主义维度，比如传统汉服的回归，以及对中国历史剧的热衷等。
最后，我对韩、日、美和英等国家的文化如何融入中国的文化经济感兴趣，比如我们可以观察上海的Pop Mart和各类动漫主题商店出售哪些国外的文化产品，哪些外国传媒公司开设了以其影视动漫人物为主题的咖啡馆以及粉丝活动中心，粉丝们在角色扮演活动中穿什么衣服，《灌篮高手》上海粉丝专场的活动，等等。在这里所观察到的，我视之为一种世界主义粉丝文化的表现，是中国粉丝从他们自己的文化视角向外看世界，并在全球影响和地方影响之间架起桥梁。
粉丝话语系统差异的背后是文化背景
唐青叶（上海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在中国的粉丝群体中有着独属于群体且基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指代方式，而且圈层中具有严格的社会结构。在美国语境下的话语体系中，语言的指代是否有所不同？
亨利·詹金斯
我想这是个好问题。首先，亚文化由伯明翰学派为始，在其中，粉丝群体从母文化中提取符号，并根据自己的目的重新表达，以此创造了一种表达文化，将粉丝与纯粹的消费文化区分开来。中国粉丝在表达的过程中会依据社会现实创造含有等级的表述，但同时也产生了像“妈妈粉”“姐姐粉”“女友粉”这样的反等级的关系描述，例如“妈妈粉”代表的就是一种养育、关怀的关系。但中国文化无疑更为注重等级差序，这也体现在中国粉丝的话语中。美国粉丝的语言更倾向于强调粉丝的日常化实践、规范、粉丝如何塑造自己的身份以及粉丝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粉丝与名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此，美国粉丝的话语系统更为扁平化，等级并不明显。二者有所区分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很多粉丝研究喜欢使用“社会”一词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只强调了想象中的关系，即粉丝-名人，而不是名人作为一种社交货币将粉丝联系在一起的方式。
属于礼物经济的范围，而不是商业文化
李耘耕（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平台用户拒绝被标签化并尝试与资本保持距离，然而平台自身的运营逻辑与其想法背道而驰，平台算法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政治导向、商业需求等，是当代年轻人关注的重点。平台需要在运营设计的过程中协调和结合其标签、定位和商业利益、政治导向的内容，以提升传播广度。在我的研究中，确定了至少三个策略以供平台融合运用：首先是文化互动，即创造文化产品并放在网络上，为受众提供参与的空间；其次是融合传统元素，新旧结合的叙事模式能够提高受众的接受程度；最后则是传播者在粉丝群体中的声誉，平台与传播者绑定结合，才能增加受众并打破圈层限制、扩大影响力，但如何同时满足圈内人和圈外人则需要进一步思考。
亨利·詹金斯
参与式文化运作的模式是受众利用商业文化所提供的资源来积极创造并传播新文化，李耘耕教授将其融入中国文化的传播之中，是十分令人欣喜的。我认为，定位在文化关系中发挥了作用，但平台的商业承诺，以及不断地过度推广复杂的文化，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即使积极的文化有时也会招致批评。
首先，在提到粉丝情感时，李耘耕老师指出在其运作过程中“无形”的奖励，我认为“无形”这个词很重要，因为这种奖励是无形的、文化的、勇气的。粉丝的知识、技能以及情感奖励以深刻的方式塑造了文化，但不一定要参与到经济体系中。若是将其放入文化研究而非商业经济中，我们发现，粉丝在进行文化活动时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联系，是处于社区之中的归属感、相互支持感和信任感，是在文化和社区中认知自我的方式。这些都是无形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能够使其变得更优秀的方式。很多人谈到信任，表示不信任自己社区的人，也不信任当地社区的人，却信任自己的粉丝。所以信任是一种无形的奖励，是给我们回报的东西。社会网络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支持，邻居挨饿的时候给他们带来食物，当孩子们生病的时候，帮忙照顾孩子，等等。
其次，我认为粉丝劳动是一个很好的术语，但这个术语也带着像异化、剥削这样的消极维度。文化产业存在剥削粉丝的现象，但他们的关系不是纯粹的劳资关系，不能简化为剥削。粉丝有自己的管理，他们抵制文化产业将粉丝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成果纳入商品逻辑的企图。我经常举例，你和你选择的爱人激情之后，当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发现你的衣服上放着钞票，这会让关系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这是一种侮辱，因为这种把社会关系变成商业关系的奖励是对每个人的侮辱。作为亚文化的粉丝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属于礼物经济的范围，而不是商业文化。
最后，“上瘾”作为一种隐喻，是几乎所有关于粉丝的讨论都会用到的标签。粉丝们经常使用夸张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欲望、狂热以及与其他粉丝的团结，常常故意颠覆已经被污名化的称呼。这在全球范围内代表了另一种文化。对我来说，粉丝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亚文化身份，它建立在激情之上。其次，粉丝与创造性紧密相关。粉丝与文本之间是一种批判性的介入关系。最后，粉丝与社会联系相关。当我说我是一个粉丝时，我生活在与文化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是由我与流行文化的联系决定的，但也是由文化习俗和社区联系共同驱动的，是一种批判性和创造性的融合。把所有这些整合在一起，就是作为一个粉丝的意义。如果人们认为那是一种瘾，或者认为那是狂热，或者认为那是一种新的宗教或者社交孤立，那我认为这些判断都是有缺失的。这些比喻虽然困扰着我，但我认为它们恰恰是激励粉丝们找到自己身份的真实方式，也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更优秀的方式。
一种不被异化也不被剥削的劳动形式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有两个问题。首先，许多艺术家利用流行文化来探讨社会问题，比如性别不平等，以及环境控制等。当我们认为流行文化可以承担更严肃的公共责任时，流行文化如何以及如何可能将社会利益置于商业利益之上？创作者、粉丝、消费者或评论家将如何充分积极地参与讨论，并在流行文化中促进负责任和包容性的表现？其次，在粉丝和流行文化的语境中，粉丝是如何像《文本盗猎者》中所描述的一般，仅沉迷于自身喜欢的东西，而不是成为密集且免费的、被剥削的劳动力商品？
亨利·詹金斯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是互补而并非对立的，双方都关注传媒产业的运作机制以及基本状况，都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析，只是双方的进路不同而已。学术工作一般有四个环节：记录/分析、批判、倡导与介入。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所提供的高质量批判有利于揭示现实社会制度的问题和矛盾，但我有时候不太清楚其真正倡导所要实现的究竟是什么。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强调社会结构的框定力量，而粉丝研究则注重粉丝群体的自主性。我认为这两个维度都很重要，并且这两条进路确实存在沟通互联的空间。
回到社会责任这个问题上来。美国流行文化目前正在关注的是种族和种族包容的问题，流行文化所凝聚的社区正在创造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文化环境，以促进社会和谐，如在AO3中，粉丝们正在生产成千上万个与种族相关的作品。粉丝们传播文本、互相批评、纠正和教育，从而以一种更负责的态度批判种族主义，这足以显示出流行文化的力量和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某种程度上，粉丝们不可避免地与创意产业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正在寻求避免成为商品的出路，在创作的过程中寻找有利于社会需求而非有利于企业的模式。粉丝群体事实上一直在审视和批判数字劳动，并倡导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文化创造进路。在世界许多国家中，粉丝群体的这种抗争都取得了成果。AO3平台的运作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该平台具有基于社区而不是基于企业的结构化特征，这使我们回到了一种不被异化也不被剥削的劳动形式。我想到了理查德·赛内特在谈到工匠的工作时所指出的，工匠的工作除了经济上的回报，还有无形的回报——工作出色的自豪感，这是一种抵制劳动被商品化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在从工匠创造模式转向工业模式之后，我们被隔绝和疏离在生产对象之外了。我想说的是，粉丝文化把我们带回了以工匠为基础的文化生产模式，我们为出色的工作感到自豪，我们为向社区中的其他人赠送我们的文化成果感到高兴，我们关心我们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在回应马克思主义对工业化生产模式的批评，并指向了创意社区应该如何运作的不同模式。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尤杰/编校，本文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7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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