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巫，女性遭受的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失敗

「獵巫」現象的存在，是文化和人性上的必然？還是人類歷史發生上的偶然？回顧這段歷史，意味著文學上的體驗？還是人類學上的譜系探討和形式考古？義大利女性主義哲學家、歷史學家西爾維婭·費代里奇的代表作《凱列班與女巫》，作為近期出版的「獵巫系列」中重量級的一本，對上述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去除了長久以來縈繞在「獵巫」問題周圍的模糊性。

《凱列班與女巫》，（意）西爾維婭·費代里奇 著，龔瑨 譯，後浪丨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4月版。

《凱列班與女巫》一書，同樣涉及上述討論中的兩個關鍵詞：「體驗」和「原始」。

這裡的「體驗」，指的不是文字帶來的具體感官體驗，而是在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所謂「過渡時期」，男性和女性的身體，在中世紀同時作為勞動的身體和反抗的身體，如何被分化、並被規訓為（男性）勞動力，以及勞動力的（女性）生產者/再生產者；前者變為抽象的、可用時間和卡路里來衡量的機械勞動力量，後者成為被家庭的界限所遮蔽的、看不見的「非勞動者」，然而卻做著最為繁重和瑣碎的生命孕育和照料工作。「大獵巫」時代男女所經歷的身體體驗，是今天職場上硬著頭皮參與內卷的打工人和陷在持續育兒焦慮之中的老母親的「原型」。

這裡的「原始」，指的並非原始部族，而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概念的重新詮釋。「獵巫」不是什麼落後的封建殘餘，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確立的前提和基礎。在馬克思經典理論中，圈地和殖民構成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過程，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積累了所需的大量資本和勞動力。然而，費代里奇提出，馬克思的原始積累理論是不完整的，因為它忽略了發生在15-18世紀歐洲和美洲大陸的「獵巫」，也就忽視了勞動內部更為隱蔽的剝削性和壓迫性劃分：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性別分工，與歐洲本土工人和殖民地奴隸之間的國際分工一樣，說到底都是資本的精心策略。

安第斯婦女被迫在勞役作坊工作，製造車間為國際市場生產。費利佩·瓜曼·波馬·德阿亞拉繪製的場景。

有償的僱傭勞動背後，隱藏著看不見的對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壓迫，也同樣遮蔽了對女性家務勞動的無償占有。殖民地提供的原材料、廉價食物和日用品，與家務勞動提供的勞動力商品再生產一樣，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只是作為自然的「饋贈」，或工人生活資料價格的社會歷史決定因素；費代里奇重構的「原始積累」理論，將讓我們看到，所謂「女性問題」，與殖民地掠奪一樣，是以暴力為基礎的階級等級問題。

並且，看似「原始」的歷史，並非只存在於前資本主義時代和原始部族，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在今天的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地區，伴隨新自由主義新一輪原始積累席捲全球，新的「獵巫」仍然在不斷發生。在個人、家庭、共同體、社會各個層面遭遇外部和內部危機時，世界各個角落的女性都仍然會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厭惡、恐懼、仇恨、暴力，甚至獵殺。父權制，並不像後現代女性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具有可以超越歷史的話語形式，而是被資本主義徵用並進行「合理性」改造後成為其必要的內在隱性結構。

將女性困在再生產勞動中的「原始積累」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曾說出一句關於女性的重要歷史判斷：「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隨著現代人類學進一步的探討，「母權社會」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和定位，成為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費代里奇從現代女性的社會處境出發，在書中提出一個新的歷史判斷：「獵巫」，是女性遭受的一次歷史性挫敗。一場針對女性的戰爭，一次前所未有的集體暴力，使女性喪失了曾經擁有的共同體權力，被剝奪了在土地、身體、生育等社會再生產領域的自主性。女性的社會從屬地位，被深深地銘刻在了社會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機器和機制之中。

費代里奇在正文一開篇說道：「我們書寫『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中的婦女和再生產的歷史，必須從歐洲中世紀的無產階級（小農、手藝人、日結工）對抗各種形式的封建權力的鬥爭開始。」為什麼是「必須」？為什麼反封建鬥爭是書寫現代婦女史和「獵巫」史的必要起點？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閱讀完全書，並重新回到開頭再次閱讀時才會呈現。這和大衛·哈維為閱讀馬克思《資本論》前三章給出的建議是相同的。這大概是由兩個文本面對的同一對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社會歷史複雜性或辯證性所決定的。

電影《女巫》（2015）劇照。

在中世紀，我們看到了土地上並肩勞作的男女，生產與再生產之間並沒有做出社會區隔，而是以明確的土地責任做出區分；農奴與領主之間在勞役時間、兵役、公地的使用、課稅責任上，進行著各種形式的日常抵抗。在主流歷史書寫中，這段歷史是「黑暗的中世紀」，是農奴直接依附於土地、受制於領主的被奴役壓迫的悲慘過去。

然而，在費代里奇的歷史敘事中，我們看到農民在完成為領主義務服務的勞役之後，在自己獲得的一塊土地上進行生活資料的自給自足式生產，並在「公地」（the Commnons，森林、湖泊、牧場等開放的自然資源）上與其他農民一起完成自我和家庭的生產和再生產。女性直接參與土地上的勞動，並且在公地上與其他婦女一起結成集體，共同合作完成現代命名的「家務勞動」（洗衣、採集、晾曬、養殖家畜、準備食物），定期舉行集會和節日的慶祝活動。

儘管，男女之間存在不平等，但女性並不直接依附於丈夫，與男性共同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女性的勞動沒有受到貶低，女性的權力在共同體中有著強大的物質依託。應該說，在中世紀農莊的土地和公地上，女性是男性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同時，也是並肩作戰的反抗者。在漫長的封建時期，農奴在領主土地上服勞役的時間、繳納的實物課稅，以及習慣法對義務的規定，都是可見的剝削形式，農奴反對領主的鬥爭也以非常具體的日常形式展開：磨洋工、延誤農時、以次充好、發明新的「傳統」、為了逃稅而逃離農莊。

「貨幣化」改變了封建農奴世界的圖景，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邏輯的建構一樣，一切始於商品和貨幣。貨幣轉換為資本的潛在邏輯，來源於金錢作為支付手段衍生出債權人和負債者，作為國家貨幣被儲備的大量貴金屬強化了國家權力；金錢本身不再是價值尺度或流通手段，而成為權力關係的中介化身。勞役和課稅的貨幣化，讓農奴無法再清晰地看到剝削的界限，負債勞作下由於歉收或課稅增長，大量農民失去抵押的土地。貨幣化作為第一推動力，催生了歐洲大陸上第一批「自由」得只剩下自己的勞動力可供出賣的「無產階級」。女性在貨幣化的過程中，成為城市無產者中的一員，進城從事各種低薪的辛苦工作，同時也擁有相對的自主權，例如，獨自撫養孩子的權力，與其他女性結成共同體的權力。

《女縱火犯》，貝特爾（Bertall）的彩色石版畫，轉載於《公社》（Les Communeaux），見第20期。

「黑死病」籠罩下的歐洲陷入末日情緒，失去土地後的農民和城市日工，改變了原有的日常反抗策略，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民眾反抗運動，異端運動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反抗形式。與以往所有歷史反抗不同的是，異端運動並非僅僅是對教會正統的思想偏離，而是對階級壓迫型社會的集體反抗，提出了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反權威、反貨幣關係的激進政治主張，暢想一種人人平等、男女共建的共同體願景。

女性積極參與異端運動，擔當傳教者，擁有與男性平等的地位，享有控制生育和性的權力。異端的強大反抗力量，促使歐洲新興的資產者與貴族聯合在一起，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強化了國家權力的建立。一系列性政治的發布，強姦合法化或輕罪化，國家權力支持和運營的公娼館的出現，分裂了無產階級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團結；女性被犧牲，成為削弱無產者反抗鬥志的工具，構成了「獵巫」的前奏。

費代里奇向我們展示，「獵巫」是與歐洲無產階級的形成同時同構發生的，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完成三種積累：資本、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的女性勞動。對於前兩者，馬克思在《資本論》「所謂原始積累」中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馬克思將原始積累稱為經濟學上的「原罪」，將其與神學上的「原罪」比較，提到因為偷吃蘋果而不得不汗流浹背不停勞作的亞當，也諷刺了根本不需要這樣做的資本家。但是，馬克思大概忘記了，在原罪的故事裡，還有因為受到毒蛇的誘惑摘下蘋果，並因此必須經歷痛苦才能生育（labor，與勞動同義）以傳接生命的夏娃。

「獵巫」發生在歐洲經歷人口下降、勞工危機、價格革命的動盪時期，從15世紀中期開始，一直持續了三百年，數十萬女性被殘酷殺害，在親人鄰居的見證之下。審判和處決女巫，不是單純的宗教行為，而是現代民族國家權力施展並培養其規訓技術能力的戰場。出現在審判記錄中的「女巫」，大多是原有共同體瓦解過程中淪為最弱勢群體的農村老年女性，她們獨立生活，沒有穩定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她們擁有「神力」，是因為她們是原有共同體中的草藥師、接生婆、占卜師、靈異解讀者，以及最為重要的——共同體記憶的傳承人。

電影《小婦人》（2019）劇照。

然而，當資本在人口危機時期需要積累勞動時，當無產階級拒絕生育時，她們成為最「非生產性」的群體，和沒有任何反抗力量的「替罪羊」。通過對她們發起進攻，在勞動內部，在原有共同體的殘留部分，實現一次有利於資本「分而治之」的等級劃分，國家和資本便成功完成對勞動和婦女兩種性別身體的規訓任務。她們不再有其他選擇，只能進入到家庭的私人再生產空間，成為勞動力的（再）生產者。通過對婦女的規訓和再生產領域的國家管控，同時也實現對男性勞動身體的更加嚴格的控制。

現代啟蒙理性編造的欺騙性「神話」

「獵巫」幾乎同時發生在歐洲本土和美洲「新世界」，開篇提到的「塞勒姆獵巫」，就是美洲獵巫中的典型事件。在歐洲「獵巫」的研究者們看來，這兩個事件之間並沒有直接關聯，而費代里奇的觀點是，這二者必須聯繫在一起理解，才能構成更為完整的世界歷史版圖。「獵巫」是資本主義向所謂的原始文明和舊有共同體文化發起的一次大規模的合理性「祛魅」，然而，費代里奇帶著大家透過歷史哲學的濾鏡，發現「獵巫」是現代啟蒙理性編造的最大的欺騙性「神話」。

至於，在歐洲本土與美洲殖民地「獵巫」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費代里奇覺得並不是考察的重點。二者並置的考察方式，主要是為了說明資本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在兩邊的「獵巫」運動中，實踐了類似的規訓技術和手法，掌握了「分而治之」的技巧，同時也成了將一切秘密遮蔽起來的編織神話的高手。勞動與家務勞動之間、生產與再生產之間、有償勞動與無償勞動之間、僱傭勞動與奴隸勞動之間，都存在著被遮蔽起來的必要性分割，背後是權力關係的差異性布展。

《巴黎婦女》（「The Women of Paris」），木刻版畫，轉載於《畫報》（The Graphic），1871年4月29日。

費代里奇從現代性的「身體神話」，即身體機械論，開始說起。這一神話的代言人是哲學家笛卡爾和霍布斯。二位對身體的看法相對比較類似，與當時流行的科學醫學觀相一致，都認為身體與機器相似，是由器官零部件組成的，能量在循環系統中傳送，帶動機器部件的運動。二者不同的是：笛卡爾認為，由心靈所引領的理性意志是機器得以協調運作的根本；而霍布斯認為，指揮身體機器合乎理性運作的，只能是外在的國家規訓和機制。在這一「物化」意識形態的寫照下，身體成為註定被分化和規訓的對象。與此同時，人口學和統計學成為「國家學」（statistics=stat(e)+istics）和「社會科學」最初建立的學科。每個人變為統計中的一個數字，人的身體變成可計算的能量和貨幣。

在美洲大陸，殖民者打著文明和傳教的旗號，祛除原住民的所謂「原始性」的蒙昧。「獵巫」的對象，是原住共同體家園的守護者，她們是原始宗教中的祭司，她們是妻子和母親，在與殖民者的對抗中，努力保留著自己的家園和傳統。殖民者在歐洲本土的經驗中已經認識到，在共同體中製造分裂是瓦解對抗最有效的手段；同時，在非洲殖民和奴隸貿易中，殖民者也很快意識到，對女性及其生育能力的規訓和控制，是勞動力積累最根本的來源手段。殖民地建立起來的奴役勞動體制，為歐洲本土輸送了大量原材料和生活資料，以此降低生產成本和勞動力價值，維持勞動的最低工資水平，保障資本的最大剝削率。

在歐洲本土，資本首先成功地利用勞動競爭和法制管控，將從土地上剝離的婦女勞動者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然而，為了最終完成將婦女固定在再生產領域中的使命，資本還需要藉助各種厭女、污名化女性的意識形態，以及最為有效的統治工具：恐懼。歐洲本土的「獵巫」與美洲殖民地一樣，也是理性打著「祛魅」的旗號來完成的。女巫代表著女性掌握最後的舊有共同體遺留下來的權力，其中最主要就是生育的權力。因此，「獵巫」中多數指控都圍繞生育控制展開，殺嬰、非生育目的的性活動、同性戀、將嬰兒獻給魔鬼…… 「獵巫」沿襲針對異端的「宗教審判庭」所慣用的「告密文化」，在民眾間造成不可彌合的分裂。

電影《女巫》（2015）劇照。

到了18世紀中期，「獵巫」運動幾近結束之時，之前指控的「女巫」行為並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再生產領域對女性身體的規訓，生產領域對男性勞動者身體的規訓已經基本完成，民族國家權力機構的根基已牢牢扎在了生產與再生產、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分立之上。

今天，我們依然能夠在文學影視作品、尤其是兒童繪本、故事和動畫中，看到女巫的形象：老年、醜陋、面露詭異或猙獰的女性，戴著高聳尖頂的帽子，騎著一把飛天掃帚，總是在鍋中煮著什麼奇特的藥水，施展著魔鬼的法術。作為一種文化意象，女巫被保留著。在歐洲曾發生過獵巫暴行的鄉村城鎮，將女巫的形象印在杯墊和冰箱貼上，做成娃娃和抱枕，當作特殊地域的「紀念品」賣給遊客。費代里奇曾對這一現象提出批判，因為它不僅意味著將歷史上最為殘酷的針對女性的戰爭演變為今天的消費主義圖像，更加意味著在歷史記憶喪失的「遺忘」背後，存在著更為強大的意識形態構建。

啟蒙，在「祛魅」的同時，也在不斷編織著適應理性計劃的新「神話」。即使今天的女性早已走出家庭，走入職場，但正如費代里奇參與領導過的1970年代「家務勞動工資」運動中的口號「我們都是家庭主婦」所要表達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區隔，女性與男性的分工，以及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現代厭女症，讓一切女性都無法擺脫「家庭婦女」的地位和處境；並且貧困也越來越呈現女性化的樣貌。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楊喬喻；編輯：商重明；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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