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張謇無疑是一位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的人。在《開路先鋒：張謇》作者眼中，張謇作為新舊時代轉換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緊跟歷史潮流，站在時代前沿。他在各方面奮力開拓，不僅僅是實業和教育，包括整個現代化的政治和經濟，他都在開拓創新，與時俱進。作為曾經主政南通十多年的地方領導人，作者是從歷史與當代的雙重宏觀視野，重新認識與評價自己心目中的張謇。
張謇。
其實張謇的歷史價值不僅是對南通的地方治理而言，還貫穿於整個中國的治理現代化進程，完全可以列入世界近現代改革家的行列。中國第一個民營資本集團「大生紗廠」、第一個農業股份制企業「通海墾牧公司」、第一個現代化漁業公司「江浙漁業公司」，在實業界赫赫有名。中國第一所獨立設置的師範學校「民立通州師範學校」、第一所本科制民辦女子師範學校「通州女子師範學校」、第一所紡織高等院校「南通紡織專門學校」、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在教育界又開風氣之先。中國第一所公共博物館「南通博物苑」、第一所戲曲學校「伶工學社」、第一所盲啞學校「狼山盲啞學校」，更是開文化與慈善事業歷史之先河。作為中國人設計與建設的現代城市，20世紀初期的南通被建築學家吳良鏞院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
如果和美國的開國元勛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做一比較，張謇無論是任職民國中央政府的農商總長、全國水利總裁，還是辭去政府職務之後的社會實踐，其全部的努力和心血都交付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可以稱之為中國的「漢密爾頓」。正如《漢密爾頓傳》的作者羅恩·徹諾（Ron Chernow）所言，「作為美國首任財政部長和新政府架構的主要建築師，漢密爾頓設計了能讓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平穩運轉的一整套機制，包括一個預算體系、一個長期債務體系、一個稅務體系、一個中央銀行、一個海關係統和一支海岸警衛隊。憑藉這些舉措，他為『行政能力』設定了一個極高的標準，至今無人能望其項背。如果說是傑斐遜譜寫了美國政治論述的必要華麗詩篇，那麼可以說是漢密爾頓擬就了美國的治國術散文。」
撰文｜嚴泉
《開路先鋒：張謇》，羅一民著，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1年11月。
與人們熟知的美國國父們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不同的是，漢密爾頓的知名度似乎稍遜一籌，但他卻是走在那個時代前面的人。頭腦機智、思維敏捷，具有深刻的觀察力和理解力，其思想具有非常強的超前性和創造性特徵。在《聯邦黨人文集》的開篇，漢密爾頓就深刻地指出制定美國憲法的重要性與生命力，「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註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一書曾經這樣評價漢密爾頓，「他在別人抱持著謹慎的觀點和曖昧的原則的地方，提出了大膽的計劃和明確的政策。當國會正在考慮人民將會說什麼時，漢密爾頓卻告誡國會議員和人民，他們應當做什麼。」在獨立戰爭期間，當其他人還在思考如何取得戰爭勝利的時候，漢密爾頓已提出建立一個更加堅固的諸州聯盟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問題。建國後，漢密爾頓對憲法的發展和完善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強烈主張代議制與聯邦制，對司法審查權給予明確而有力的闡述，希望美國創建強有力的聯邦政府，因應嚴峻的政治經濟危機。漢密爾頓還是最早洞察到工業革命深遠意義的政治家，主張走「工商立國」之路。
音樂劇《漢密爾頓》劇照。
同樣地，張謇的聲望也不如創立民國的孫中山、黃興、袁世凱，但是羅一民的研究指出，從考狀元前後的經歷到歷史大事件中的表現，一直到回鄉從事地方自治，張謇的主要抱負在政治，主要經歷在政治，主要作為在政治，主要貢獻在政治，是一位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政治家，其政治遠見也是走在時代的前列。
清末立憲運動興起以後，朝野上下都把地方自治視為通上下之情、為憲政奠定基礎的途徑，地方自治的實踐活動也隨之廣泛開展起來。地方自治組成為清末立憲運動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近代中國在地方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嘗試，有力推進了政治現代化。張謇是當時最早倡導地方自治的士紳領袖，在1901年《變法平議》文中就指出要學習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設立府縣議會作為自治的機構。在精英士紳、地方官員、商人等群體的支持下，當時湧現出了一大批地方自治團體，廣泛開展了地方自治的實驗，標誌著近代中國地方治理現代化事業的正式啟動。
在南通的地方自治戰略規劃中，「竊謇抱村落主義，經營地方自治，如實業、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諸端。」在張謇的觀念中，「經營村落」「村落主義」時常與「地方自治」交相併稱。有研究者評價稱「張謇不僅是南通早期現代化的設計者，也是組織者和領導核心，沒有張謇就沒有當年南通的早期現代化，至少也會推遲若干年。」
應該說，地方自治不同於一般的地方經濟社會建設，地方政治現代化的規劃，是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建設目標。關於這一點，張謇的認知是非常到位的。他曾在《變法平議》中提及府縣議會方面的自治機構設想。擬定的府縣議會議員，至多不過5人，而且選舉人與被選舉人限於「有家資或有品望」的紳士。張謇認為，紳士通過地方府縣議會，可以「釋民教之爭」「通上下之情」，並且籌設學堂、警察以及農工商各類公司，實現地方自治的目的。強調以士紳精英來領導區域現代化，並指出地方士紳應負責興利除弊、建設鄉里的責任，同時將士紳作為溝通官商、調和官民的中間力量。
王奇生認為，張謇的「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紳治」。事實上，在中國早期現代化和地方自治的歷程中，近代資產階級尚處於生命發育的襁褓時期，作為中國傳統精英階層的紳士以其固有的社會地位和歷史使命感，肩負起新時代的重託，充當了啟動中國現代化的動力群體是勢所必然的。「以紳權孕育民權」，也是近代中國社會過渡時期社會階級結構演化的必然現象。梁啟超「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的主張，即在某種意義上預言了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必經的一個歷史階段。張謇主導下的南通地方自治無疑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
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張謇的地方自治思想趨於成熟，充分認識到地方自治制度建設與路徑選擇的重要性，「立憲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他的建設方案也得到了社會和官方的認可。清政府正式出台的地方自治章程，其中所強調的地方事宜和張謇的治理思路類似。地方自治是由下而上的，容易培養逐級參政的興趣與能力。所以地方自治是訓練人民行使政權的最好方法，同時也是實施憲政最基本的工作。
在近代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中，作為一位政治家，正如張謇晚年的自我總結：「一生之憂患、學問、出處，亦常記其大者，而莫大於立憲之成毀。」從最初支持君主立憲，到後來轉向民主共和，張謇始終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社會資源，極力推動立憲事業，這也大大推進了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張謇在立憲主張、思想傳播、政治實踐等方面，為近代中國政治合法性的轉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連環畫《中國現代紡織業的先驅：張謇的故事》（瞿溢繪，人民美術出版社）插圖。
在政務實踐活動中，漢密爾頓是位務實派，「是一位雄心勃勃，目標明確，不避艱辛的實幹家。」他的以聯邦共和主義為核心的政治思想，以及經濟、軍事與外交思想都是基於一個極其重大的現實問題——建立強大的美利堅合眾國提出的。努力解決現實問題，是漢密爾頓思想的基本出發點。雖然剛獨立的美國還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是漢密爾頓堅信，在不遠的將來，工商業一定會成為美國經濟的主要支柱。他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2篇中頗有預見性地指出：「商業的繁榮是國家財富的最有效和最豐富的來源……商業繁榮有助於活躍和刺激工業系統，使之更加活躍和興旺地運行。」
在另一位《漢密爾頓傳》作者司美麗看來，漢密爾頓在制定政策時，並不刻板地拘泥於某種理論或思想，而是從美國的實際狀況出發來決定採取何種政策措施。他的聯邦共和主義思想以及構建政府的措施，是基於解決戰爭時期和邦聯時期極度混亂的局面；他的財政經濟政策除了立足於整頓建國初期瀕臨崩潰的財政現實、強化諸州聯盟外，更是基於一個世界性的現實問題——歐洲已開始工業革命，「美國必須以英國、法國和其他強國為榜樣去促進工業化，才能在世界之林中有立足之地。」林達在《如彗星划過夜空》書中指出，漢密爾頓《關於製造業的報告》突出地體現了他將美國帶入工業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第一次預言了美國經濟的前途，把美國放到了世界經濟體系之中。」美國思想史研究專家沃濃·路易·帕靈頓（Vernon Louis Parrington）稱他因此似乎成了「18 世紀最現代、最具美國性的領袖」。
張謇亦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大局出發的政治家，孫中山與張謇雖然為政風格不同，但是也評論他是干實事的人。本書也強調張謇興修水利、經營工商、開創教育、倡導慈善，以一人之力建設南通乃至江南半壁河山，其目標並非僅僅是工商貿易和地方發展，這與李鴻章、張之洞之造福於桑梓的意義有著根本性的不同。他終極的目的是要通過地方自治，從根本上重建中國。這條線索，貫穿了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連環畫《中國現代紡織業的先驅：張謇的故事》（瞿溢繪，人民美術出版社）插圖。
學者馬敏認為，中國近代人物中真正提出了比較完備的近代工業化方案的，其實就是張謇和孫中山二人。張謇的近代工業化方案體現在他的「棉鐵主義」主張，而孫中山工業化的方案就是他的《實業計劃》。一般來講大家認為張謇的「棉鐵主義」比較實在，能夠容易操作。張謇根據當時中國的特殊國情探索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提出了「棉鐵主義」。張謇提出的很多主張，包括當時同代人提出的很多主張，都是要救國。通過發展工業、壯大經濟來救國救亡振興中華，所以這個就成了中國工業化最迫切的目標。張謇的工業化探索給我們的啟示是中國工業化有當務之急與重點發展。張謇的思想是很系統的，但是在不同的階段又應該有發展的重點，而張謇尋求的重點是棉與鐵，當然更注重棉紡。他認為中國如果要解決白銀外流、解決自己的財政困難，發展自己的經濟，那就要從最大宗的進口就是棉花、鋼鐵這些方面著手來生產，發展自己的經濟，這個實際上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進口替代的戰略。
作為現代國家的立國者，高全喜的研究表明，張謇探索的是現代中國的社會建設之道，屬於憲制中國的題中之義，「一個現代的中國，不僅僅是政治層面的，而且是經濟社會層面的，真正健康的現代憲制國家有賴於一個完備良治的工商社會，工商經濟與憲制國家是現代中國的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彼此都不可或缺；同樣，地方自治、市鎮建設也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根基，沒有一種憲法上的地方自治的制度支撐，現代的共和國也就成為無源之水，探索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構建一個地方自治的制度樣本，這才是張謇致力於南通建設的憲制主旨和未來方向。」從上述意義上看，張謇的畢生實踐，無疑具有制憲建國的價值與意義，也正是在這個現代國家構建的視野之下，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張謇作為傑出的實業家、中國現代工商經濟的開拓者、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的本質屬性，即複數的立國者的憲法屬性。
連環畫《中國現代紡織業的先驅：張謇的故事》（瞿溢繪，人民美術出版社）插圖。
張謇與漢密爾頓的歷史定位與時代價值是非常相似的。有研究者指出，多年後，當美國人開始認真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重新審視當時有關國家經濟發展的討論時,他們發現,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制度建設來說，費城制憲會議以後的十年是最關鍵的十年。如果說費城會議的貢獻在於為美國制定了一部新憲法，重塑了美國的政治體制的話，那麼這十年則塑造了美國財政經濟體制的框架，將美國引入了一條新的經濟發展道路。對此，漢密爾頓所作的貢獻是怎麼樣讚揚都不過分的。是他在美國建國後短短的幾年裡，使美國迅速恢復了公共信用，扭轉了趨向崩潰的財政經濟狀況，並建立了一整套的經濟制度，為美國搭起了經濟發展的舞台，打下了100年後世界一流經濟強國的制度基礎。
在近代史研究大家張朋園先生的筆下，張謇在求變的社會裡，是保守中的進步者，所以他的思想不斷有所改進。但他的出身背景和士大夫意識，又使他在進步中不忘保守。不過，「恰恰是因為張謇身上這種保守的立憲改良主義，更為恰切地體現了中國政治古今之大變局中的內在本質。所以，他曾經反對暴力革命，積極推動清廷預備立憲，參與諮議局、資政院和責任內閣的建設，一旦革命成為事實，且符合民意，他又能像梁啟超那樣與時俱進，擁護共和，推動南北和議，但革命黨人的激進主義，又使他倍感警惕，致使他鼓動袁世凱折衝革命政權，優待清帝遜位，在『共和立憲國體』之基礎上，促進南北和談，清帝遜位，與各派勢力妥協團結，共同構建中華民國。上述種種，並非是士紳立憲派的政治投機，而是恰恰相反，它們才是體現了中國政治轉型的真精神。」
拉塞爾·柯克（Russell Amos Kirk）在《保守主義思想》曾經提及，聯邦黨人是獨立後的美國第一個保守主義派別，漢密爾頓也被多數美國人認為是代表性人物。在20世紀初期動盪的年代裡，張謇無疑也是一位現代保守主義政治家。與康有為不同的是，張謇日常行事，都持中庸之道，認為「天下事貴得其中，若趨於極端往往不能成事，即幸而能成，亦不過一瞬而已」，強調變法必須「斟酌今日弊政之標本與夫人民之風俗，士大夫之性情」，以「權因革損益，第輕重緩急之序。」為此，有論者稱，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們主張推行平穩漸進的立憲改革，反對激進徹底的革命主義，並認為應當保持傳統儒家文化的連續性。張謇立憲思想有著開放與保守的雙重特質，並彰顯了傳統士大夫的政治審慎與穩重。在政治變革方式上，如諸多保守憲政主義者一樣，張謇倡導在不破壞既有政治體制的前提下，以溫和漸進的方式推進政治改良。他反對激烈徹底的革命激進主義。正如張謇在晚年感慨道：「政體固應改革，但不可將國家之基礎完全推翻。國家猶一大器，不可妄動，動則恢復原狀難。」
作為一位英美式的保守主義政治家，張謇強烈反對暴力激盪的革命，希冀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實現平和漸進式的立憲改革。1912年2月，張謇寫成《革命論》上下篇，表明了自己對激進革命的反對態度，所謂「聖人言革命之慎」，「使革人之命，而上無寬仁智勇文武神聖之君，下無明於禮樂兵農水火工虞之佐，則政教號令，舊已除而新無可布，而布者復不足以當王澤而魘民望，其愈於不革者幾何？」他又把革命分為四種類型，「聖賢之革命」「豪傑之革命」「權奸之革命」與「盜賊之革命」，他特別推崇湯武「順乎人應乎人」的「聖賢之革命」。張謇之所以主張以改良的方式推行立憲政治，確實是因為認識到「立憲所以持私與公之平，納君與民於軌，而安中國億兆人民於故有，而不至顛覆眩亂者也」，與此相反，暴力激進的革命則會破壞現有的平穩秩序，導致社會動盪不安，「能破壞而不能建設」。
後人評價漢密爾頓，常常遺憾地指出，雖然他也身為美國建國之父之一，卻始終沒能像別的人那樣做上美國總統，而且在與其主要政治對手托馬斯·傑斐遜的競爭中更是輸得慘不忍睹。可是孰料在其過世後，他的政治遺產，包括「工業建國之路」和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等等，卻在此後的美國歷史中起著越來越顯著的作用。甚至一些影響了美國歷史進程的總統，如亞伯拉罕·林肯和西奧多·羅斯福，他們所施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漢密爾頓的遺產基礎上的。正如美國經濟史學者路易斯·哈克（Luis Hacker)所言，「如果我們相信人的自由、個人的尊嚴和個人持異議的權利以及廣泛分散的政治權力,我們就得承認傑斐遜的不朽貢獻。如果我們必須要有穩定的政治制度，在處理國內外關係中要有尊嚴的政府，要有作為國家進步關鍵的經濟事業的自由，那我們就得承認漢密爾頓的不朽貢獻。我們都是傑斐遜者，我們都是漢密爾頓者。」
連環畫《中國現代紡織業的先驅：張謇的故事》（瞿溢繪，人民美術出版社）插圖。
雖然胡適寫道：「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但是著名政治學者牛銘實認為「失敗的英雄」這個評價是值得商榷的。沒有成功也許意味著失敗，但「未完成」卻不是失敗。「前人未完成的事業在下一代手中完成，不也是成功了嗎？今天我們來看，張謇當時做了20 多年自治，他的路子是對的。他做了很多開創性、打基礎的事。經濟發展是不是能造福人民，要看教育、慈善、衛生、交通、治安等各方面有什麼改善。張謇作為開創者沒有失敗，如果後人無法繼續並完成他的事業，那失敗的是後人。」
其實在張謇逝世兩年後，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本英文版世界名人傳記集《現代之勝利者小傳》，就已經將張謇與愛迪生、洛克菲勒等人並列，單獨立傳，稱讚張謇建設的南通「是中國的樂土」。所以說，張謇不僅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偉大實踐者，更是一位傑出的設計師。他立足於南通，但又不局限於南通，如他所言：「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的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自十九世紀末，張謇開始「經營鄉里」「實業救國」，後又融入地方自治實踐中，為全國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鑑的「南通模式」，開創了一條地方治理現代化的中間道路。
地方治理現代化的中間道路，它的概念與內涵非常類似於20世紀後期的第三條道路，或者稱新中間路線。後者肯定自由市場的價值，強調解除管制、地方分權和低稅賦等政策，與地方治理現代化的中間道路在諸多方面是不謀而合的。政治學理論大師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設計了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大綱，以對國家和政府進行改革作為其基本的指導性原則，不斷深化民主，復興公民社會，關注經濟變革，高度重視並積極應對現代化。「第三條道路」是一個以超越左與右為價值取向，以民主、自由、公正、責任和國際主義等為基本價值觀，以建立充滿活力的政府與社會為目標的開放的理論體系。
同樣地，地方治理現代化的中間道路與20世紀激進主義政治模式截然不同，也不同於威權政治模式，而是一種建設性的走向國家現代化道路，具有整體性、系統化、合作型與有效性的特色。從這個意義上講，張謇作為20世紀中國超越左右之爭的不尋常的政治家，恰似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頓」對主角的全新闡釋一樣，其政治定位與時代價值值得今人重新審視與評價。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撰文：嚴泉；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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