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與盜竊，這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在南陽迷笛音樂節硬是碰撞出了一場黑色的鬧劇，當燃爆了的樂迷們打算滿載滾燙的興奮從迷笛營地打道回府時，他們眼前看到的是一片劫餘般的遍地狼藉。有的樂迷帳篷被連根拔走，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野餐墊。最荒誕的一幕是，當失主們面對被偷一空的營地茫然無措時，偷盜者們依然在忙不迭地往自己的車上搬運那些他們認為是「沒人要的」「撿來的」東西。
如此荒誕的偷盜鬧劇，自然在第一時間就湧上熱搜，儘管距離事件已經過去一周，鋪天蓋地的怒罵也像潮水一樣退去，但網絡的沙灘上依然留下了潮水過後的痕跡，那便是對南陽各種嘲諷笑罵的「地域黑」。
比起「地域歧視」這個專業術語，或許「地域黑」這個網絡名詞更適合用來描述這種現象：那些嘲諷笑罵集中火力噴向一個地域最黑暗不堪的一面，而那些刻薄促狹的言辭中，也充滿了某種黑色幽默的效果。對一個「資深」的地域黑來說，他並不是主動創造這個地域的黑料，而是從這一地域固有的黑料中汲取一桶，加入自己在刻薄與嘲諷上滿滿當當的才華，然後扣在這個地域頭上而已。
在這場噴向南陽甚至整個河南的地域黑網暴狂潮中，有些流傳廣泛的黑色笑話尤為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則笑話是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桃花源怎麼消失的？回答問題的人引用了《桃花源記》中那個著名的結尾「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而另一則笑話引用了盡人皆知的三顧茅廬的典故，諸葛亮著名的茅廬是在南陽，所以劉備進去邀請諸葛亮時，要關羽和張飛守在門外——「得是關張這樣的人才看得住馬」。
這些引經據典的嘲諷笑罵，給人造成了一種似是而非的印象，仿佛南陽自古以來就是小偷之地。儘管沒有人真的會把這些地域黑的笑話當真，但它們給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卻足以加固了人們對南陽，乃至河南整體的偏見。地域黑儘管製造針對地域的偏見，但對每個地域，只要抓住機會，它都會黑得「一視同仁」。就像賈魯生在《丐幫漂流記》中引用的那段1980年代華北廣為流傳的地域黑順口溜：「山東響馬山西賊，河南盡出流光錘，小偷小摸數安徽，殺人放火找東北，陝西野雞滿天飛」。
地域黑提供了一個荒誕的黑色嘲諷的舞台，每個地域都可能被揪上舞台中央大肆嘲弄一番。現實中的黑暗現象為它提供了靈感來源，但它只是放大這些現象，卻從不追問這些現象的本質原因，它讓那些被地域黑激怒或是逗笑的人滿足於憤怒與嘲笑，不必再跨過探究的門檻，去探查地域黑背後的根源——因為那個根源，並不好笑。
撰文｜李夏恩
從來如此，便對嗎？
地域黑有著悠久的歷史，這一點毋庸諱言，而最早的受害者，同樣也是河南。更確切地說，是位於今天商丘地區的宋國。宋人作為愚蠢的代名詞，幾乎是春秋戰國時代列國的共識。在宋楚泓之戰中，宋襄公的所謂「婦人之仁」不僅讓他自己身負重傷，數月而卒，更導致宋國從此一蹶不振。這樁真實發生的史實，常常被作為宋人愚頑固執的案例。關於宋人各種愚蠢的段子，在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口中筆下更是盛行不息。從孟子的「揠苗助長」，到莊子的「適越賣冠」，再到列子的「負暄獻芹」，乃至於韓非子的「守株待兔」「智子疑鄰」——可以說，如果戰國的思想家們想要編出一個愚人的寓言故事，那麼宋人乃是當仁不讓的頭號人選。
《守株待兔》連環畫。
排在先秦地域黑頭名宋國之下的第二名同樣也位於今天的河南地區，那便是鄭國。韓非子在他的寓言中，愚人的代表除了宋人，就是鄭人。「鄭人買履」和「買櫝還珠」兩則膾炙人口的寓言，將鄭人愚蠢固執的形象深深釘在了地域黑的歷史柱頭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沒有河南地區的宋國與鄭國，那麼中國先秦時代經典的寓言成語至少會少一半。
《東周列國·春秋篇》（1996）劇照。
歷朝歷代閱讀這些寓言故事的人，當然會專注於寓言故事本身的寓意，畢竟這才是寓言的用意所在。但鮮少有人關心，為何那些愚人會成為宋國與鄭國的土特產？
翻看宋鄭兩國的歷史，這種困惑會變得更強。宋國固然有宋襄公這樣婦人之仁的愚頑案例，但勸諫宋襄公的子魚卻是遠見卓識的代表，在《左傳》中記載的他那段對戰爭的議論，更是深諳用兵之道，足以抵消宋襄公的愚頑不靈。造作「揠苗助長」寓言的孟子先師孔子，其先正是宋人。戰國時代縱橫天下幾半的墨家創始人墨子也是宋人。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則曾為宋之漆園吏。至於鄭國，比宋國更加無辜，鄭國的子產被認為是春秋時代最著名的賢相，是孔子推崇備至的君子。這些都足以證明宋鄭兩國並非地域黑中愚人的大本營，反倒是君子賢才之鄉。那麼，為何戰國諸子，包括身為宋人的莊子自己，都會去「自黑」宋國呢？
《清儒得失論》，劉師培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
「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習於愚」，近代劉師培在《清儒得失論》中如此解釋愚宋的原因：「蓋宋人當戰國時，其民最愚，故諸子以宋人為愚人之代表也」。這個解釋將宋人之愚歸咎於宋國乃是殷商滅亡後，周人為籠絡殷商遺民而建立的國家，因此沿襲了殷人事鬼的愚昧風俗。宋襄公在泓之戰戰敗後，自稱「亡國之餘」，似乎也坐實了這一點。但《左傳》只是真實地記載史料，並不是刻意從數十萬字的歷史中獨獨挑出這一則來證明宋襄公的愚蠢。真正將宋國黑成愚人大本營的時代，是在戰國中期以後。恰恰正是宋國被齊、楚、魏三國瓜分覆滅的背景下，才頻繁湧出的這樣一大批宋人愚蠢的地域黑寓言。鄭人愚蠢的寓言絕大多數出自韓非子的筆下，原因亦復如是，而且對韓非子來說，還有個更特殊的原因：鄭國是被他的母國韓國滅亡的。
宋人可能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愚頑的名聲，因為宋人是殷遺民的後代，而周人在滅亡殷商後，雖然為了籠絡殷遺民而對其畀以官爵，允許其臣服於自己建立諸侯國，但依然將其視為「殷頑」對其戒備有加，將其置於周人同姓諸侯國之間看管起來。處在這種征服者目光之下的宋國自然容易成為群體鄙視的對象，而隨著宋國在戰國時期被瓜分覆滅，這種長期以來的鄙視心態就更容易化作地域黑的嘲諷，畢竟，還有什麼比嘲諷一個亡國之民更遂心應手也更安全的事呢？
地域黑在很大程度上，其初始正是來源於這樣一種拜高踩低的心態。儘管先秦諸子很可能只是能近取譬，將已經亡國的宋鄭兩國作為愚人寓言的工具，但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正是通過自己造作的高明寓言，將兩個戰國時代血腥食物鏈中被踩在腳下的地域污名化，而他們經典的寓言故事，又讓宋人與鄭人作為愚人代表的印象深入人心——儘管，這只是副產品。
如果說先秦時代的地域黑已經體現出了一種拜高踩低的心態，那麼後世的地域黑，則摻雜了更多的內心動機，或是通過貶低對方來抬高自己。南北朝時代處於競爭中的北朝與南朝就是這種地域黑的代表，為了彰顯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它們都自視為正統，而對對方大加貶低，北朝將南朝蔑稱為「島夷」，而南朝則將北朝貶斥為「索虜」，雙方抓住一切機會製造南北地域對立去黑對方。甚至在兩國交聘的正式外交場合，也要想方設法黑一把對方，讓對方的使臣難堪。北隋的使臣盧思道出使南陳就是個典型地域互黑的案例，當他面見陳朝君主時，陳主故意用當時流行的《觀音經》中的話戲弄他道：
「是何商人？齎持重寶。」
將盧思道比作向陳朝進貢的商人，那麼盧思道所代表的北方隋朝，自然也就成了充滿銅臭味的商賈之地。在重農抑商的中古時代，這絕對算是一個巨大的羞辱。但盧思道卻同樣用《觀音經》中的詞句回復道：
「忽遇惡風，遂漂墮羅剎鬼國。」
陳國成了羅剎鬼國，比起隋朝的商賈之地更加不堪，盧思道的回擊讓本想地域黑一把對方的陳主羞愧無言。南北朝時代最出名的地域黑，則出自《洛陽伽藍記》中記載的一場對話。自視為南朝正統的名將陳慶之，在洛陽拜見北朝世家大族楊元慎。喝得酩酊大醉的陳慶之在筵席上對楊元慎等人說道：
「魏朝甚盛， 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泰皇玉璽，僅在梁朝。」
《洛陽伽藍記》，楊衒之著，中華書局，2022年1月。
楊元慎聞聽這段公然貶低北方的言論後，反唇相譏，將南方比作蠻夷之地：
「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墊，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群。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蕞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余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見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婿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癭之為丑。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梁，何為不遜，以至於此？」
這段反駁對南方的貶斥黑化，因為其清麗文雅的駢儷辭章，讓陳慶之「杜口流汗，合聲不言」，幾天後，趁著陳慶之生病，楊元慎以驅鬼祛病為名的那段對南方人的咒罵，更流傳後世，儘管千百年來江山變易，但依然成為南方地域黑的經典範本：
「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依、語則阿傍。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蓴羹，唼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頭猶修，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雞頭，蛙羹蚌臛，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溯浪，險喁沉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揚州。」
南北朝唇槍舌劍的地域黑，譏諷之餘，更暗藏一種政權合法性競爭的爭鬥，儘管南北朝連同說出這番南北地域黑妙語的刻薄之口，一併被掃進了歷史塵埃當中，但是那種南北對立互黑的思維，卻猶如一顆毒種，只要給予環境，加以刻意灌溉，就會滋長起來，為地域黑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和動機的繁茂枝葉。
製造互黑：
南方與北方
南北之間的地域黑，北宋就是個典型的例證，自上而下都對南方人有種蔑視貶低的心理。從北宋中期開始，朝野就流傳著宋太祖皇帝曾經立有一通誓碑，鐫刻著：「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企圖斷絕南方士大夫的宰相執政之路。北方士大夫對南方人的地域歧視公開宣之於口，筆之於書。在宋人筆下，北方人的品質都是一派循良忠厚，如京東路「皆樸魯純真」，河北路「質厚少文」，陝西路「其俗頗純厚」除了說其太過質樸，血氣方剛，因而「失之滯固」之外，不夠靈活之外，幾乎都是一派讚揚之辭。
但是南方，卻是一通口誅筆伐。淮西「人性輕揚」，兩浙「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至於廣南更是「民性輕悍」。《雞肋編》中甚至記載（也可能是編造）了一則浙東純粹地域黑的民諺，說那裡「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就連福建等地少有盜賊這一良俗，都被歸為「民風怯弱」。
《雞肋編·貴耳集》，張端義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
「福建子」這樣對福建人的地域黑蔑稱也在此時橫空出世。北宋的士大夫對福建人的蔑視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晚年在鐘山書院寫了無數「福建子」三字，作為對出賣他的福建籍官員呂惠卿的記恨，他的一位朋友，也曾見過他在桌子上重重疊疊寫滿了「福建子」三字。但王安石意想不到的是，他自己如此痛恨「福建子」，而他的政治對手司馬光當初卻因為他任用了呂惠卿，而批評他「心術似福州」。「福建子」的污名甚至一直延續到了清末，清末福建名臣陳寶琛奏請將顧炎武、黃宗羲兩位明末大儒配享孔廟，卻遭到北京朝廷的駁斥，而駁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這是「出於福建子之請」。
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福建子」的厭惡者。
北宋對南方人的地域黑，看似非理性，實則有著更深層的政治上的考量。宋朝得政權合法性承襲於五代北方王朝，宋太祖建政所依靠的，也都是北方將相臣僚，因此，對北宋前期的統治者來說，北方有種天然的政治向心力，也是北宋政治權力的中心與大本營。而南方，則或是出兵攻占，或是震懾威嚇吞併的土地，那裡的政治忠誠度遠遠不及北方，民心顧念舊國，未必會竭誠向新朝輸誠盡忠。在被宋人蔑稱為「福建子」的福建，那裡始終對昔日治理這裡的閩越國諸王和臣子恭敬有加，立廟祭祀。他們確實在大宋的武力震懾下不敢反抗，但貌恭並不意味著心服，至少在北宋統治者眼中，他們是值得懷疑的對象。北宋第一位登上相位的南方人王欽若，更是在當時就被指控為奸佞。為了阻止王欽若為相，宰相王旦甚至搬出「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而所謂的「祖宗朝」，其實不過是太祖太宗兩朝而已。而真宗帝也只得在王旦死後，才任用王欽若為相。而王欽若能夠以南人身份成為宰相，除了他出色的才幹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循常規地走通了後宮的門路——備受真宗帝寵愛的皇后劉娥，就是出身南方。她出生蜀地，在某些朝野傳說中，她甚至被傳為娼門女子，後世更將她當作《狸貓換太子》故事中姦邪劉妃的原型。
《夢華錄》中的皇后劉氏，即以宋真宗皇后劉娥為原型。
京劇《狸貓換太子》劇照。
劉娥以南方人的身份，以非常手段登上後位，本就遭受到朝中執政的北方大臣的抨擊指責，而王欽若以南方人的身份，與她站在同一戰線，借皇后之力上位，更是被北方眾臣視為內外勾結，邀媚固寵。也更坐實了北方人對南方人善進取，急圖利的刻板印象。但對真宗帝來說，提拔王欽若未必僅僅是南方人皇后的枕邊風，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舉目皆是北方人的朝堂上，那些功勳年曆資深的北方眾臣，對皇權處處掣肘，他需要提拔一個孤立無黨之輩，作為自己的心腹，以制衡那些北方眾臣。對北方群臣來說，這是一個南方人以令人不齒的柔媚陰險手段，迷惑帝心上位，而對真宗帝來說，這才是操控朝中南北制衡的權力奧妙所在。而至於南北對立中南方背負的那些地域黑的罵名，這就不在帝王的考慮當中了。
如果說北宋製造出的南方黑，乃是權力制衡的副產品，那麼清代雍正帝對南方的地域黑，則是刻意為之。作為一位執政風格狠辣且行事特立獨行的皇帝，雍正帝發明出了一個新的官職，「觀風整俗使」，派往浙江、福建南方等地去整頓風俗。雍正帝在諭旨中對浙江風俗痛斥不已，形同咒罵，他指控浙江「風俗澆漓，甚於他省……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於一方」因此必須要對江南地區的風俗大加整頓，此後、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皆以各式各樣風俗濁惡、民風刁劣之名，派駐觀風整俗使。
雍正帝以諭旨形式，給南方貼上了一張官方欽定的地域黑標籤。但他如此對南方大加撻伐的真實原因，並非是因為南方真的民風惡劣到他痛斥的地步。恰恰是因為那裡文風鼎盛、士氣堅忍，所以才成為他的心腹大患。雍正深知有清一朝所以奪得天下，靠的不是所謂的天與人歸，而是鐵蹄大軍的無情殺戮。當北方在清軍鐵蹄下投身跪服時，是南方在堅持抵抗，而如今，他通過奪嫡登基，對待昔日競爭皇位的手足兄弟尤為殘忍，足以證明他統治的合法性是何等脆弱。此時，恰恰是南方發生了曾靜投書案，曾靜對雍正逼母囚弟篡奪皇位的指控，更顯示南方一直暗藏著不服從的潛流，因此，他需要找到一個藉口，去壓服南方的抗爭之心。
還有什麼比給南方潑上一盆風俗澆薄的地域黑污水，更合適作為雍正帝把辣手伸向南方的絕佳理由呢？雍正帝固然用地域黑當作敲打南方的武器，但這種看似義正辭嚴的地域黑背後，真正敲打的，卻是他那一顆不安自卑的內心，雍正帝深知，比起南方所謂的風俗澆薄，自己犯下的種種罪行才是黑暗得不可告人。因此，他要用所謂的義憤來掩飾內心的羞愧。這也就是所謂的移羞作怒。
移羞作怒才是地域黑深藏其中的心理，那些所謂對一個地域得意洋洋的嘲諷謾罵，不僅僅是放大其中的黑料以偏概全，更是用別處的地域黑來掩飾自己身邊的陰暗。其中的邏輯看似矛盾，卻也簡單：通過謾罵他人別處種種黑料，來顯示自己身上並未沾染這種黑料，由此掩蓋暗塵，洗白自己。地域黑越是大張旗鼓，就越是在轉移眾人的注意力，讓世人把目光聚焦在被黑的地域上，由此給自己藏污納垢的時間。
黑是黑，白是白
拜高踩低、製造對立、移羞作怒，這誠然是地域黑形成的主觀心理，但並非是地域黑的全部。地域黑擅長的是通過以偏概全的手段來製造焦點，轉移注意。但「偏」的存在，也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當某種群體現象出現時，偏就更容易被當作全，而被「地域黑」加以炒作。就像每一個點開這場河南-南陽地域黑段子看過的人，只要靜下心來，都會明白，那些偷竊迷笛音樂節樂迷財物的人，只是南陽人中少之又少的一小部分人，許多丟失財物的樂迷都坦陳，在音樂節舉辦時，南陽的熱情好客給他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像一段採訪中提到的一位南陽司機，聽說樂迷想要喝一碗正宗的胡辣湯，但因為到達時間已經沒有胡辣湯了，於是特意帶他去了一家最地道的胡辣湯館子。另一位樂迷因為沒有帶夠琴弦，南陽市民冒著大雨給他送來六套琴弦。與音樂節後小偷行為相對的是，一名樂迷把手機落在了餐館裡，店老闆因為擔心他路不熟，於是親自把手機送到了酒店——南陽這些個體的善行匯聚在一起，同樣也是這片地域明亮的白月光。
《腹地的邊緣化：近代南陽盆地社會變遷研究（1906—1937）》，劉振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本文最末部分關於民國時期南陽匪患的史料，均來自此書與貝思飛著、徐有威譯《民國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及《洛陽文史資料》第9、10輯《豫西綠林》一書。
但黑與白可以相抵，但不能相掩。偷盜行為確實發生了，這是一個事實，但如果我們僅僅糾結於偷盜這一現象，用來大做文章，編造出各式各樣地域黑的段子，除了博人一笑，造成刻板偏見，別無他用。就像考察地域黑的歷史淵源一樣，真正需要追究的，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南陽在一個世紀前的一段歷史，或許能夠提供一些啟示。20世紀初的南陽，被稱為「匪窟」。1914年，北京內務部發出的一道訓令就寫道：「豫省南陽一帶，山麓叢雜，素稱盜藪，改革以來，游勇散兵，晡聚尤眾」，《晨報》在1923年的一份報道則簡要地概述了南陽的匪患「無村無匪，幾無好人」。
在地域黑的眼中，或許又是坐實南陽偷盜形象「其來有自」的證據，但需要考察的是，南陽究竟為何會成為匪窟的原因。導致這一切的原因，並非民眾習於盜匪，而是當地惡劣的環境驅民為盜。
《河南人惹誰了》，馬說著，海南出版社，2002年3月。
河南本屬於中州之地，是歷代王朝的宅都之所，也是人口稠密之地，至今河南依然是中國的人口大省。但是帝制時代皇權下的榨取型經濟將王朝的中央腹地變成了供皇權榨取資源的腹地，因此造成了環繞在帝都周圍一圈又一圈的貧困帶。對水土林木資源的過度開採，又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災難。當河南的地力被皇朝中心榨乾後，帝都隨之轉移，拋下一片日漸衰敗的土地。明代，南陽尚且「泌、洧諸水，皆南入漢，若與中州無涉者，然舟楫商賈，反因以為利」，時序進入晚清時，還能看到幾分「漢水之小長安也」的景象，但隨著京漢鐵路的通車，航道淤塞，交通的便利也由之轉移他處。
南陽的經濟也在20世紀初迅速衰敗。民國初年政治的紊亂與腐敗，更讓南陽的災難雪上加霜，自1913至1930年，軍閥混戰，駐軍派任縣長、區長，就地派征糧供給。一年派六七次之多，每次每畝地派征一升不等。有派征糧草的，也有派征現款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根據1927年中共河南省委的調查報告，「河南的田賦，以現在的苛捐勒索，按每畝攤派已預徵到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至少亦到民國二十年（1931年），加以今年乾旱，許多縣份，如郾城、杞縣等，收成歉薄，各地駐軍復多就地勒派面派慎，自耕農以及小地主，都無力納糧，軍隊亦覺提征田賦叫不出口，改為借款。」路過南陽的軍閥軍隊，無不在搜括一番後才滿載離開，1932年，劉鎮華的第十一路軍駐防南陽，強向鄧縣徵收軍麥萬斤，恰值旱荒相繼，農民收成微薄，除賣兒齋女外只得拆房卸屋，零售磚瓦木料。
人禍甚至勝過天災，傳統經濟模式已經幾近崩潰，安分守己的過活卻不足以謀生，軍閥的刻斂，官員的腐敗，讓人無法求生，只能冒險成為盜匪，才有一線生機，就像《經濟崩浪過程中之鄧縣》中所說的那樣，「民元以來，始則三五成群，夜聚明散，繼則百十成杆，明張旗鼓；貪吏畏之如虎，官軍饋送槍彈，奸據燒殺，任所欲為，遂養成一晡而聚數十百千之巨匪」。南陽，乃至整個河南，也因此淪為了一個弱肉強食、盜匪成風的綠林世界。盜匪驅逐良民，一如劣幣驅逐良幣，「當地農民，初皆畏匪，繼以匪多，無可隱避，不得不起而自衛；槍林彈雨之中，殺伐餘生，膽氣日壯，性情日剛，亦往往流而為匪」——河南匪窟的惡名，也就由之而來。
但現在，河南土匪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僅僅是在書中或是影視劇的螢屏上才會出現，人們走在南陽的路上，或許會擔心被偷，但是不必擔心被拉去成為肉票，無論是街頭還是村莊，也不會再出現槍炮械鬥的場面，昔日土匪盤踞的山洞，如今都已經成了主題觀光的旅遊景區，旅客或許會擔心被景區攤鋪宰一刀，但不會擔心喪命於土匪之手。
解決問題的方案，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由那位曾經在寓言中黑過河南的聖賢孟子闡明了：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走投無路的人，才會成為盜匪去搶奪財物，經歷過匱乏年代的人，才會總想囤積東西，以緩解那種匱乏可能再來的不安全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移風易俗的唯一方法，也是社會進步的唯一方法，或許舊日的劣習就像積毒一樣需要時間來消化，就像昔日的匪窟與今天的小偷小摸，但地域黑同樣需要時間來改變，讓人們意識到所謂的地域黑並不好笑，以何種方式去看待對方，其實正是自己內心的造相。
當然，重要的還是有一些自黑精神，化他人的批評嘲諷為自嘲的一笑。下面這個段子雖然不是地域黑，但也說明了一種地域上的刻板印象：
「最近到了開學季，上大學後，我們會發現，上海的同學沒有咄咄逼人的語氣，廣東的同學並不是什麼都吃，山東的大多數都不會開挖掘機，河南的同學很愛乾淨也很安分，湖南的同學沒有傳說中的像土匪，內蒙古的同學不是騎馬來的，福建同學的普通話說得很好聽——我們都活在一個聽說的世界裡，活在別人的言語裡。但天津來的同學，真的會說相聲。」
我要聲明，我是天津人，但我真的不會說相聲啊！
本文為獨家原創。作者：李夏恩；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封面圖片為《唐伯虎點秋香》（1993）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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