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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的寫作一直是一種傳奇。她獨賦自我識見、卓而不群的創造力和精湛的語言技藝，三十多年以來始終置身於當代最具標誌性的詩人行列。她不斷調校自己的寫作目標和姿態，求真務實，行穩致遠，從而不斷「逼近我內心所生長的一種更深刻的變化」。
閱讀下面這篇深度評論更像一次充滿熱情與好奇的文學旅途，步入詩歌的林中小徑，回首來處，蒼蒼橫翠微。
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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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被評家譽為「編織詞語和激情的詩人」的翟永明，作為中國當代詩壇的傑出代表性詩人，她的人生經歷和情感歷程是異常繁複和豐富的。在她的少年記憶里，帶有顯豁的別離與孤寂的陰影，浸潤著她的人格體驗，她敏思好學，內斂旁視，經歷過多年的插隊生涯，閱讀與寫作支撐了她所有的生活，青春期的嬗變使其內心蘊含著銳痛和憂傷，此後城市生活的日常經驗更使之具有深切的矛盾性，共生著歡樂、震撼、恐懼與憂思。毋庸置疑，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對她的前期創作產生過極為重要的影響，而且她從自身的心靈經驗出發，洗濾自我掙扎的精神面影，形成了個人獨特的詩學風格。
我是最溫柔最懂事的女人
看穿一切卻願分擔一切
渴望一個冬天，一個巨大的黑夜
以心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
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態就是
一種慘敗
——《女人·獨白》
翟永明的組詩《女人》，不僅使得她成為新詩史上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也讓中國新詩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正像有評論家所指出的，「它不但開啟了日後幾個寫作階段詩學命題的源頭，而且這顆精神化石使女性主義詩歌的話題成為可能，昭示了女性主義詩歌的紋理走向。」她自我命定要成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的承擔者，「因為女性千變萬化的心靈在千變萬化的世界中更能容納一切，同時展示它最富魅力卻又永難實現的精神。」她認為，「這不是拯救的過程，而是徹悟的過程。」而「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於既對抗自身命運的暴戾，又服從內心召喚的真實，並在充滿矛盾的兩者之間建立起黑夜的意識。」（《黑夜的意識》）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翟永明更為關注的是如何抵近現實和歷史，觸及現代生活中個體的感受與訴求，契合詩歌本體及其語言技藝的探索。詩評家陳仲義則認為，她1993年寫就的《咖啡館之歌》可以說「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詩學轉折，她正式告別普拉斯的竭盡全力的自白語調，全方位轉向帶有冷艷色彩的敘說風格。」
正如有論者指出的，「翟永明的詩在語言上如同一個幽昧的黑夜文本，內心卻不斷地走向澄明。她以隱忍的陳述置換激越的獨白，以戲劇性的結構減緩抒情的疼痛，以精警的表達質詢現代的迷思，在歷史與當下、古典與現代之間，不斷調校自己與世界的距離，既悠遊於詞語的叢林，亦內斂地發聲，並忠直地指認存在的現狀。」確實，翟永明以自己富有耐力的堅韌寫作，深刻詮釋了何為真正的中國當代詩人。或者如她自己所言：「我的詩歌都是來自我的內心」，而「我的優勢只能源於生命本身」。
《潛水艇的悲傷：翟永明集1983—2014》，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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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的詩具備一種直抵真相與實觀的感知能力，它既是某種直覺的撫觸與穿透，又內蘊著天賦般徹悟的深邃美感。而作為女詩人，翟永明既是命運感受的描述者，又是女性立場的言說者。因此，她認為她的詩是屬於所有女性的，正象有論者所言，她有關女性的詩歌，「完整地揭示了現代女性在兩性情愛從最初光彩炫目的幸福到失望、痛苦、慘敗和最後歸於無奈的『沉默』過程，揭示出女性生命深層的精神感受。」
她在《女人·母親》這樣寫道——
那使你受孕的光芒，來得多麼
遙遠，多麼可疑
站在生與死之間
你的眼睛擁有黑暗而進入
腳底的陰影何等沉重
（圖：：何多苓《小翟和龍舌蘭——向弗里達致敬》）
這其中無疑包含著詩人自始至終對於女性命運的多重認知。它既是由於「受孕「而產生的對於母親身份的質疑，又明顯持有某種一反往常的詰問。
翟永明透過「母親」形象的書寫，意欲表達的是一種拒斥、否定甚至逃離的態度，其間深切地融入了自我的精神矛盾性。它已然超越了一己的個人性感受，形塑為某種文化認知與隱喻，指向的是更新意義上對人類情感命運的再度敘說。她不無怨懟地直陳：「你是我的母親，我甚至是你的血液在黎明流出的/血泊中使你驚訝地看到你自己，你使我醒來」。在愛恨交錯中詩人的情志結構顯得尤為複雜多元，透示出內里某種難以棄除的迷惘疑惑，以及帶有創傷性的情感呼號。如同有評論所認為的，這是同為女性，同為不幸者之間的理解與體恤，她拋離了傳統文化意義上的母親形象，直擊同為女性本質的母女情感聯結，對女性代代承續的歷史性命運，作了迄今為止最深刻的揭示。從這一意義來說，她對於人性文明的悲歡，對於女性命運的浮沉，對於文化承襲的因循，無不具有自身獨立思考的動力，懷有重新編排命名的渴求，以及強烈的探察與反思意識。
《以白夜為坐標》，中信出版集團/楚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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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的寫作一直是一種傳奇。她獨賦自我識見、卓而不群的創造力和精湛的語言技藝，三十多年以來始終置身於當代最具標誌性的詩人行列。她「堅持探詢沉默，為沉默賦形，同時向沉默敞開，是沉潛和飛翔、複雜和純真的統一。」她不斷調校自己的寫作目標和姿態，求真務實，行穩致遠，從而不斷「逼近我內心所生長的一種更深刻的變化」。
翟永明最為突顯的創作特徵就在於，她早期寫作中實體的自我和精神的自我，相對而言是混合為一體的，這使得她缺乏自我審視和自我省察。但在經歷了持久的精神磨礪與個人成長之後，她逐漸掙脫了自在的自我走入自為的狀態，建構了面對生活與寫作的雙重視域，豐富並拓展了作為詩人的思想維度，強化了自身透視、辨識和化合現實生活的敘述能力。翟永明堅持不懈的詩歌書寫由此升華為一種自覺自為的寫作，顯現為對於現實生存的主動承接和介入，進而清晰地確立了她在當代詩壇的方位。
除開《咖啡館之歌》這一轉折性作品，《壁虎與我》對於翟永明而言同樣具有顯要的標示性。「壁虎」與「我」「當你盯著我我盯著你/我們的目光互相吸引」，兩者之間顯然構成了一種交流與對話關係，具有濃厚的象徵意味。
隔著一個未知的世界
我們永遠不能了解
各自的痛苦
你夢幻中的故鄉
怎樣成為我內心傷感的曠野
如今都雙重映照在牆壁陰影
——《壁虎與我》
（圖：馬莉畫翟永明）
毫無疑義，《壁虎與我》使得翟永明跳脫開性別與自我，不再局囿於狹隘偏仄的日常體驗，而是凝練為一種直面人性命運的陳述儀態，一種抽象化的共同經驗，從而凸顯出詩人無奈感喟的內心視界。
「老家是一個替身/它代替這個世界向我靠近/它擁有一條巨大的河流/河水乾涸時/全世界都為它悲傷」（《老家》）
翟永明另外一個突顯的創作特徵，在於她從寫作伊始建立的某種對事物感受認知的二元思維和對立意識，逐步轉變為對現實世界的差異性的探求。這是一種極富意味的轉換和嬗變。它使得詩人緩慢地退離出緊張不安的情緒，由激烈轉入平緩，從痛苦走向安順，顯示出內心的平靜及其與生活和解的姿態。她為自己的詩學理想不倦地壘築企圖超越自我的心靈秩序和圖景。正如作者自雲，她竭盡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創造一個簇新的自我，並在各種敘事危機中把自己變形為一顆巨大的靈魂。
經由認知方式與話語方式的變換，翟永明透過詩思而顯豁的生命體驗愈加深刻、成熟、平和、圓融，使得人生獨具的各種悲喜憂懼更為本真化地展露於筆端，顯現在讀者面前，觸動人心，促人思省。她的寫作是自覺而智慧的，她以試錯的方式不斷地展開語言的轉換和實驗，企圖塑造一種細微而平淡的敘說風格。可以這樣說，在當代詩壇，只有翟永明最早具有性別自覺意識，使之重新確證自我身份，清理和深化內相空間，才讓她真正回返到個體自身。同時，她又能夠「以差異尋求自我，以自我彰顯力量」，藉以最終回返現實的與精神的故鄉，回返個體心靈的靈魂深處，回返詩歌斑斕幽邃的語言內部。這或許才是她真實祈盼的內心愿景。
《十四首素歌》，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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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翟永明的詩歌寫作不斷地將視線轉向咖啡館、小酒館、博物館、建築及舞蹈藝術現場等當下城市生活場景，讓人們感受到一種現實與精神相齟齬的光怪陸離的圖譜。她以超然、精細以至瑣碎的客觀描述，顯示其內心底色的變幻，以一種俗常的帶有焦慮與敏悟的人生姿態替換了以往作品中的疾言厲色，承擔起詩人與現實、人性對話的重負。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詩乃是對存在和萬物之本質的創建性命名。」這種命名不單是指向現代生活的表象形式，更顯示出一種對於生存方式及其意義價值的探尋。
譬如在《周末與幾位忙人共飲》里，「我們都是沙子 存在/才是水泥 甜蜜的生活/充滿肉身的肥美/三者足以引導怎樣的經驗？」
翟永明的詩歌實驗漸次展示出一幅全新的圖景，越來越趨近現實，意象具化、鮮活而生動，具有別具一格的場景感。她分明走出了黑夜意識與情境，轉而為現代化進程中的城市生活風景所裹挾，不再持拒斥、逃離和厭惡的態度。她在為自我旁人不可投入的內心痛楚和體悟，尋找一個創造性的存在空間。這是否就是慣常踽踽獨行於現實世界的詩人，與生俱來的對現代生活中對立性、酷視感與緊張關係的刻意尋求，我們不得而知。
翟永明始終不是一個囿於現狀的詩人，面對當代混亂、焦灼的現實，她渴望並總能找到一種適當的語言和形式來顯示自我，處心積慮地建立一種均衡有效的語詞表現秩序。對翟永明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極為重要的超越自我的精神轉場和話語嘗試。有評論認為，這番轉場促使女性詩歌表現場域的大跨度拓展，它所生髮的語言澄明、硬朗之美，也是對抒情傳統的極為重要的補充。同時，也被公認為是她對九十年代詩歌的突出貢獻。女詩人鄭敏當年就曾指出，女性詩人亟需融入更廣闊的天空，女性主義詩歌中應當不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當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時才真正有女性自我。這一說法時至今日仍具強烈的警示性。
不少論者都將翟永明近二十年的詩歌解析為面向詞語本身的寫作，進而將其愈益趨近語言真相的個體詩學不斷臻至完善，這當然業已成為定評之見。翟永明確實曾明晰地認可：「……來自詞語方面的重負 （我對自己的某些局限）被逐步擺脫了。一切詩歌的特性，以及這個時代的綜合詞語都變得極具可能性，我在寫作中，力圖攪拌和混合，然後鋪展它們的本質。」何謂它們（詩歌抑或詞語）的本質？我想，作為詩人的翟永明或許並不能作出清晰有力的闡釋。但是，她試圖宣示與張揚自己自由揮灑的生活態度，接納來自詩神的聲音以及語言的派定，重新獲取書寫的活力，已然是毋庸贅言的事實。
於是談到詩時 不再動搖：
——就如推動冰塊
在酒杯四壁 赤腳跳躍
就如鐃鈸撞擊它自己的兩面
傷害 玻璃般的痛苦——
詞、花容、和走投無路的愛
——《十四首素歌》
（圖：翟永明攝影作品《舞者》）
這字裡行間蘊蓄著的聲色感觸無疑煥發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神采。也許，翟永明意欲在細節的流動和浸滲中，擴張語言的能量，「表現出對整體的疑惑，對現存的語言的脫節」。她在奮力地掙脫開傳統的牽引與語詞的羈絆，竭盡全力呈展超越自我的抗爭之力。她勇於清零自我，不懈地從當下感應再出發，由此她既亟待處置中年寫作者均容易遭遇的怎樣解決日益風格化的敘述危機的疑問，同時又面臨著如何突破自身精神處境的限制與困囿的難題。
或許，人們會強調沉潛前行的當代詩歌，獲得了更為自由的寫作空間，日常性和個人化經驗及其文化立場同樣標示了一個時代的特性。然而，這可能更多的僅是一種理論描述，令人難以忍受的庸常乏味、蒼白無力的顧影自憐同樣是它已然付出的真實代價。人們不再接納狹隘冷漠、黯然神傷的詩歌，不再寬容情感的虛假和精神的偏執，人們期待具有高尚品質與詞語活力的情感自白。正是這種種心靈內傷使一部分詩歌書寫在喧譁多元的時代失卻了宣敘與吟詠的聲音，更失卻了富有情境感的詩性魅力與價值。情境寬度、價值深度和心靈厚度，或許正是一種詩學上的「必要的張力」。
概而言之，正如有論者所評述的，翟永明此一時期寫作策略的調整和嘗試大略體現在兩點：一是意圖重新建構詩歌與詞語的關係，直面語詞本身，自由運用詞語，以緩解寫作動能下降和語言疲睏的危機。二是改變構詞語素，重新尋找和確定詩歌詞根，配置並構建「無色」詩學，用獨特語素定製與解碼生活經驗，見證詩人生存態度的變徙與營構。有評論認為，拂去種種塵世風趣的幻象，慾望和空虛交織衍生的荒蕪才是她真正的落筆之處。我則覺得，翟永明苦心孤詣的寫作探求或許的確是在刻意與無意之間，她在面朝自身春暖花開的精神與語言家園永無止境地抵達與返回的迢遙路途上，毫無倦色地流放與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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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從「我策馬揚鞭 在痙攣的凍原上/牛皮韁繩 鬆開晝與黃昏/我要縱橫馳騁……迎面而來的是靈魂的黑影/等待啊 等待盤中的輸贏/一局未了 我的夢幻成真」（《我策馬揚鞭》，1988年），直至寫出「我感到了來自遠古的激情/仍在每一塊磚石中潛行/仿佛是透過她的體內/當我站在這裡，全身紅色/背後是八萬里晴天/在等待那一聲摧毀性的哭泣」（《三美人之歌》，1996年），時間跨度並不巨大。然而，這許多年間社會時潮的沉浮與移換、人生經驗的積聚與變異著實對詩人的心靈產生了劇烈的衝擊，更重要的是，她對於詩歌寫作的自覺自信變得日漸強大起來。
她的作品既向真切的現實與未來拓進，嚴峻逼視當代生存狀況，透顯悲憫情懷，同時，她又朝過往的歷史文化回歸，探詢傳統題材、人文精神和女性命運的尋思，激活創作內驅力。頗具代表性的《編織行為之歌》《三美人之歌》《時間美人之歌》三篇作品，無疑例證了翟永明詩歌創作的多元轉化與翻新，是對傳統文化與精神向度的回應與皈依，拓展了她的詩歌場域，淬鍊了她的詞語功力。這一創作視域的雙向度延展，更可以說是翟永明作為當代傑出詩人卓然成家的某種氣象的嶄露與格局的縱放。
《隨黃公望游富春山》，中信出版社/活字文化
時光轉瞬即逝，2015年，翟永明出版了她的長詩《隨黃公望游富春山》。正如有論者指出，詩人頻繁地往返於當下與過去之間、出入於現實與畫卷內外，以個人真實的和想像的行旅為主線，串連起當代形形色色的蒙太奇畫面，建構起橫跨今古、時空交錯的一幅宏大風景。對翟永明而言，這是她為新詩探尋與當代世界相契合的方式的某種嶄新實驗，並渴求以其結構和語言的磅礴力量，展示並回應當下社會文化的內部矛盾、張力和變化，及其全部的豐富性和異質性。
在這首長詩中，「出發」成為一個重要的母題，詩人的冥悟和反思屢遭阻斷，又重新開始，而「抵達」更無從把握，咫尺千里，難以觸及。在「未來」的時間裡，「出發」絕非簡單地回到過去，而可能意味著孤獨的旅程、艱辛的求索。在不斷地抵達與回返之間，詩人竭力進行著自身無盡的心靈跋涉，她所遭逢的時代處境及其生命的意義卻被無奈地延續和懸置。在語言技藝層面，翟永明喜歡並善於運用固定短語，她自稱「意在從這些固化和僵硬的語言中激發出新的含義。在這首詩中我放開思維讓它與我表現的主題同構。」她勇於接受挑戰，重新理解並鏡鑑古典詩歌傳統，獨出機杼，巧翻新曲，展現了當代新詩的無窮潛能。
多年以來，翟永明詩歌寫作的精神形構無疑既是豐繁多樣的，又具有藝術的生長性。她在舊與新、古與今、傳統與現實之間穿梭交匯，尋求一種妥洽的均衡及其語詞秩序，尋求兩者相互比照的對立性和相似性。其實，這中間正蘊含著一種無限復返循環的能力，一種用語言重新想像與形塑萬物世相的可能性。翟永明一直懷有一顆純凈而透明的心，一顆對生活充滿熱情與好奇的心，這是一個優秀的詩人需要具備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質。她不憚於冷峻審視自我，在回返自身、回返現實與精神故園、回返心靈與語言內部的漫長路程中不懈地探究與追問。甚至在她的最新作品《德洛麗絲的夢》（見《上海文學》2019年第八期）里依然如故：「是誰跳出了舊循環，有了新劇情/你曾質疑過所處現實的本質嗎？/德洛麗絲」。
此刻，我不禁想起了詩仙李白的一首詩《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似乎是異曲同工，這條詩人一路走來的山間小路，不正像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所深情描述的《林中小道》：
在樹林中遇到過兩條路，卻選定草深人稀的一股，結果，導致了不同的遭遇。
（圖：Pixabay）
（本文有刪節，見報標題《我是如此炫目，使你難以置信——翟永明詩歌片談》）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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